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众多，绕不开的是“典籍”。大量典籍能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悠悠华夏千载积淀，皇皇卷帙流传不息。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我们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却仿佛在完成使命后退居角落、辉煌不再，抑或慢慢损毁只等待着有心人的探寻。藏书家韦力正是这个“有心人”。他藏书，却不仅藏书，十几年来“实地考察”似乎早已成为他研习典籍的必选之路；他寻访，却不仅寻访，出版成果印证着他的文化理想——藏书家的胸怀是分享。2022年10月，韦力的新书《拥书万卷面百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经上市受到众多读者青睐，书楼、书事、书家，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中，让读者走入中华书香文化。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被众多人称为“中国民间第一藏书家”却自认只是“看书人”的韦力先生，聊一聊他的寻访史，也聊一聊他的藏书人生。

　　韦力先生是我国知名的藏书家，也是北京故宫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多家单位特聘古籍专家及古籍顾问。醉心于中国古代藏书家遗迹考察和研究的他，于1999年开始了自己的书楼寻访之路，至今已过20多年，他个人收藏的古籍更逾七万册，“芷兰斋”是其个人的藏书楼。

　　在此前的媒体采访中，韦力曾透露过他的日常：除了出门寻访之外，白天都在工作室写文章，从早晨一般写到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再写到五点，之后回家吃饭，在吃饭前系统地打印相关资料论文，饭后，大概从六点多看到晚上十一点半，为的是在这个时段把第二天要打印的文章资料看完。在规律稳定的日常外，他写作间歇就会去寻访，这个过程却妙事连连、也意外不断。例如有十几处遗迹因他寻访，而再度得到了修复；例如在乡下招手即停的中巴车上，与一群鸭子共乘；例如要寻访的书楼未开放，或已变成民居，导致难以进入；例如在前人的字字句句中摸索到书楼的模糊信息后，却找不到确切地点；例如几千里奔波去寻访一处遗迹，却发现，千年岁月，荡然无存，只听得当地老乡的一句“你不早来，半年前就拆了”；例如2013年4月下旬，在寻访文化遗迹的过程中被石碑砸到了腿，因事发偏远条件有限、独处荒山救治不及，终至左膝盖以下截肢……

　　如此种种，许多妙事让他更加醉心于藏书楼的寻访，但意外也并未让他停下脚步——截肢后住院半年，他重新练习走路再次踏上探寻之途。

　　为什么要寻访？韦力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致敬。“寻访藏书楼是我向历代藏书家致敬的方式之一，我认为他们对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不应该被忘记。”尽管各种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历代藏书家的资料，但韦力始终觉得到实地去探访更能让他产生一份亲切感，同时在探访过程中也能总结出藏书特色的地域性，这种感受是单纯依靠阅读文献无法得到的。

　　韦力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于历史经验的积累，虽然也有言传身教一说，但是如果不行诸文字，文化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传承。书籍终究是脆弱的，尽管其载体有甲骨、竹简、缣帛及使用最多的纸张，但这些载体都属于有机物，很容易化为无形，故人说书有四厄：水火兵虫。尽管书有复本，但是在历史的延续中，还是有大量的书失传了。“比如《永乐大典》中收录的书，到乾隆时期，四库馆臣就发现上面所载之书有八成已经失传，可见古书大多都消亡了，这个结果令人叹息，”谈及此，韦力毫不掩饰自己的痛惜之感，但是紧接着，他对历代藏书家的奉献也表达了尊敬，“然而大家不要忘记，仅是流传下来的这一点点成果，还是历代藏书家们经过千辛万苦的保护，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才使得它们流传到今天。”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并且是世界几大文明体中惟一没有断绝的文明，这里所说的没有断绝，主要就是指书籍的延续。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华民族的伟大，重要依据就是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而正是这些藏书家的保护，才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典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样夸赞这些藏书家的业绩都不为过。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骄傲于本民族辉煌历史的同时，却忘记了是谁把这些典籍传承到了今天，这就是典型的得渔忘筌。我的藏书楼寻访无非就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些藏书家，不要忘记他们对文化传承所作出的贡献。”这就是韦力给出的第二个答案：铭记。

　　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浩瀚充盈，公藏与私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拥书万卷面百城》立足微观，聚焦连绵不绝的民间藏书文化，从书楼、书事、书家三维度出发，选择了悠久藏书历史中的藏书楼、藏书家进行探讨，将藏书逸事和书香传奇融为一体，将璀璨历史和现实世界密切交织，让读者跟随韦力的步伐进入五彩缤纷的中华藏书文化世界，认识到藏书文化的神奇与深邃。

　　深入浅出是韦力著作的一大特色，对藏书楼的寻访则是韦力历史文化寻踪过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些年来他已经结集了多部相关的书。当被问及《拥书万卷面百城》这本书的不同时，韦力说：“从感情而言，与以往的相关著述没有区别，可能在写法上与之前略有差异，但也没什么创新，无非是史料搭配寻访过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表述出这些藏书家有哪些业绩，二是想让更多的人对藏书楼感兴趣，如果我写到的地方能够变成网红打卡点，那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我还是有些奢望的。”

　　因为每座藏书楼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性，所以无法将整本书串起一个脉络，韦力不避谈藏书楼之文的难写之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部专史或者通史，自然会选择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最有价值的史料，使得这部专史骨骼强健，肌肉丰满。但寻访藏书楼则不同，就像老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有些重要的藏书楼如今荡然无存，一些小藏家的藏书楼或者书室反而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也没办法专写重要藏书楼，也就更不可能将整本书串起一条有机的脉络。”为了表达出藏书史的完整概念，韦力将这部书分为书楼、书事、书家三部分，希望能够以此来弥补藏书楼寻访的缺失。这本书的难点则是在寻访上，包括事先的落实，查找文献依据，搞清楚地域变迁和古今差异，还要对这些史料进行辨析，之后才走入实地探访。

　　对于藏书楼的寻访韦力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寻访的难点首先在于书楼地址的确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有些地区已经开始重视古代名人故居，但从比例上讲，能够完好保存的古代藏书楼还是太少，要想寻觅到更多的藏书楼，只能更加深入地去挖掘史料，搜集信息，然后串成寻访路线，再核实细节，到现场去勘察，有时能找到，有时找不到，因此对于藏书楼的寻访，越往后越困难。“究竟还能找到多少藏书楼，我没有把握，但我希望这个寻访过程还能持续下去，能够让更多的爱书人了解到还有哪些藏书楼存世。”如今有些地方开始注重藏书楼的保护，这是令韦力欣慰的事，在他看来，藏书楼似乎不过就是一所旧房子，但是它所代表的文化 ，或者它所呈现的象征意义、给人们带来的感受，都是不可估量的。

　　虽然被冠以“民间第一藏书家”“中国藏书第一人”“最牛藏书家”等称号，但是韦力对这些头衔一向不喜欢，“这不是假谦虚，”韦力说，“前些年各地举办过一些‘藏书状元’或者‘十大藏书家’的评选，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自己的藏书，只是为了‘爱’，所以没有参加过任何评选活动，因此，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头衔是怎么来的。更何况我认识不少的藏家，他们的收藏成就无论‘质’还是‘量’都远在我之上，我哪里算得上什么第一？”

　　尽管韦力在多次采访中陈述过自己的这个态度，但各种报道中仍然有这种表述，他希望这一次采访是自己最后一次提及类似的名号。

　　如果说一定要给一个头衔呢？韦力说：“多年前还在流行名片时，我给自己印的头衔是‘藏书爱好者’，这种称呼方式在新新人类看来很假大空，那不妨换个中性点的，比如叫‘读书人’，当然，‘读书人’这个词也已经被神圣化了，好像真正的学者才会这么谦称，那我就再换个字，叫‘看书人’吧！尽管我的知识水平很一般，但我的的确确看过不少的书。”有关于头衔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那作为藏书家、“看书人”，理想是什么？韦力坦言：“为古书续命。”书籍容易损坏，藏书家都是爱书人，大多不能忍受书籍破败的样子，为此他们收到残损之书都会请专门的工匠予以修缮，这个行动就是为古籍续命。“当然，修书是件复杂的事，不仅仅涉及了修补，还有补字、校字、影抄等等。”在韦力看来，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国家对于古籍保护的规范化提高很多，到如今，对于典籍的保护已然不像前些年那样需要对大众苦口婆心地解释了，时代在进步，但藏书家的使命并不因此而轻松。

　　如今，对于典籍的收藏与保护就以公藏为主体，古籍善本绝大多数进入了公藏单位，私人藏书成为了公藏单位的小补充，已经难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影响。“但是，人类对书籍之爱并不分公藏、私藏，如果为了阅读方便，公藏当然更便利，但是私藏更让人与历史典籍亲密接触。所以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爱书人都不会少。”韦力认为，和他一样的爱书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之间能够交流心得，同时他们也会将自己所藏的孤本、善本与众人分享，有的将其影印出版，有的将其扫描上网，这种“与众同乐”的心态最值得夸赞，也体现了藏书家的胸怀。

　　韦力表示，疫情三年，很多工作速度减缓，他的寻访也因此有所耽搁，还有多部书稿在出版社没有面世，今年应该有几本书能够和读者见面，他也期待到时和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