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华:孔子儒学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源与流

来源:孔子研究院作者:魏衍华 2020-01-06 08:58:00

  可持性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20世纪以来人类针对自身生存的危机而提出的发展新理念与新概念。在探讨如何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的、生态的和自身的生存危机时,不少学者将眼光投向了世界的东方,投向了中国文化,期望能从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走出困境的智慧或者思路。学术界就儒家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有学者认为孔子儒家思想中具有丰富的可持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及“道不远人” ;有学者从儒家宇宙大化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层层分析,挖掘出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根源是“仁” ;有学者则从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仁、义和中庸思想等角度论证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对解决人类危机的重要作用 ;更多的学者则是从伦理、哲学的角度论证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 。应该说,孔子儒家有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对传统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当下社会解决人类生存危机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欲解决此类问题,就有必要对孔子儒学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源与流进行细致的解析。

  一、孔子儒学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源头

  由于孟子将孔子誉为“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者,即集此前中华文明之大成,并成为中国历代学者们的共识。如柳诒征先生评价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由于孔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儒学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人们在探讨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时,多将源头指向孔子,指向孔子所创立的儒学。

  由于受到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深刻影响,不少学者对孔子之前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成果予以否认,认为上古时期处于茫昧无稽的野蛮状态;或许是孔子儒学的影响的确太大,学者们在寻求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时,径直指向了孔子儒学。其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之前中华文明已有至少两千五百年的积淀,而且早就摆脱了野蛮与蒙昧,进展到了文明的状态。换句话说,早在“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就开始出现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等。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学术界展开了深入地研究。尽管中国上古社会的真实状况还有待地下考古发现的左证,但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基本可以采信的。而现在考古学中所谓的“龙山文化”时期正与儒家心目中的五帝时期大致相一致,所以孔子儒家心目中的五帝圣王都应有着真实的历史素地。

  既然如此,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应与上古时期的事件密切相关。正如《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颜师古注解说:“《下系》之辞也。鸟兽之文,谓其迹在地者。宓读与伏同。” 正如颜氏所说,这段话出自《周易·系辞下》。有学者注解说:“此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此章论述包牺作八卦及其观象制器之事。)” 尽管有学者对这段文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但中华文明起源于包牺氏等上古圣王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等说法应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所以,以此为哲学基础而产生的孔子儒学自然是以“观物”为基础的。

  与西方注重“看”的现象学相比,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更注重“观”的现象学,而且一切文化的产生大约都是“观”的结果。正如黄玉顺先生说:“在汉语所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我们的一切‘观念’,皆出于‘观’:观念是‘念’,念出于‘观’。然而在中国思想中,‘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一是‘观物’,是有所观之观;二是‘观无’,是无所观之观。” 孔子儒家特别注重“观物”,并从中领悟万物的奥秘。《孔子家语·三恕篇》接连记载了孔子师徒的三段对“物”的观察:“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杨朝明先生评论说:“从行文风格看,都是孔子以器物为物,论说修身治国的道理。‘欹器’‘东流之水’‘鲁庙之北堂’在孔子心目中都具备了灵性和德行,表明孔子儒家具有仁爱万物的思想情怀。” 应该说,孔子儒家的善“观”思想对中国此后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观水为例,中国先秦时期的哲人们似乎都对“观水”情有独钟,用子贡的话就是“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孔子家语·三恕篇》)。在传世的典籍文献中,有不少与孔子儒家“观水”相关的记载,最著名的当属《论语·子罕》中所载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孟子·离娄下》中则记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闲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老子的《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庄子·刻意篇》则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和老庄道学都强调“观水”,而所得的结论则各不相同。孔孟阐释与关注的是水的道义与坚韧,老庄阐释与关注的是水的柔韧与无为,但他们都从“观水”中获得东流之水的气象。

  当然,在包牺氏“观物”作八卦之后,中华的先民们基本继承他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思想,对“观物”有着特殊的情愫,他们顺天应人,进而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以华夏族人文始祖黄帝为例,孔子评价说:“黄帝者……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 经过历代圣贤的观察,至周文王时期人们就开始逐渐掌握了自然、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得出“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逸周书·武顺解》)的结论。清代学者陈逢衡解释说:“天左旋,故尚左。日月西移,则右行也。地右旋,故尚右。水道东流,则左行也,此亦回环之义。人得大地之中以生,故尚中,中者,天地之心,亦即人之所以为心也。” 

  从包牺氏作八卦开始,到周代时期掌握自然、天地和万物的规律,中华上古文明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易经》经历从包牺氏到周文王之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成体系,孔子序《易传》则标志着《周易》经传体系的最终完成,即《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廖明春先生评论说:“《周易》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作。……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 《易学》对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由包牺氏观物而“作八卦”的思维方式,则决定人们对“天地位,万物育”(《礼记·中庸》)之规律的探索,同时也决定着中华文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二、孔子儒学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尽管先秦时期传世的典籍中有不少关系包牺氏画八卦的传说,对此后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周易》能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孔子阐释《易经》的结果。包牺氏作八卦和周文王演《周易》也都是通过孔子所序《易传》得以流传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极为密切,并决定孔子儒学与“观物”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孔子《易传》,中华的“观物”文化可能令入歧途,即便能够走下去也会经历不少的弯路。基于这样的因素,学者们在研究中华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各要素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与《周易》经传有关,比如前文所提及研究成果中的一些关键词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及“道不远人”就是重要的左证。当然,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至少应包括以“观物”文化为根基,以时中思想为灵魂,以仁爱思想为主题,以大同思想为终极目标。这些思想不仅使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生活了几千年” ,而且也能给解决人类当前的生存危机提供有益的智慧。

  善于“观物”是孔子儒家的重要特点,而且透过“观物”获得内在的规律,进而产生“敬畏”的思想观念。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其中,敬畏生命和尊重规律是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点。孔子儒家并非不主张捕猎,但要尊重规律,如他竭力坚守“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的原则。朱熹解释说:“纲,以大绳属网,绝流而渔者也。弋,以生丝系矢而射也。宿,宿鸟。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 清代学者黄式三《论语后案》解释说:“诸横生尽以养从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类养而不爱,孟子之言也。鱼鸟本可取之物,不纲不射宿,取物以节而已。取物以节,遂其生即遂其性矣,此至诚之所以尽物性也。” 孔子儒家探索“尽物”性之思想,对当前解决当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孔子儒家主张“取物以节”,其思想核心是“时中”,主要包括“时”和“中”两个方面。孔子曾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礼记·中庸》)朱熹注解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 在与孔子相关的传世文献中,“时中”思想是其灵魂,贯穿始终。《论语·尧曰》首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尧、舜、禹、汤等圣王之间的“允执其中”。孔子认为,人们不仅应“执中”,而且要“应时”,反映在社会治理中就是“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反映在孔子的个人行为中就是“言中伦,行中虑”(《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解释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应该说,孔子儒家从先王的“时中”思想获得了“权中”的启示,并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成为东方儒家文明的重要特征。

  孟子继承孔子“观物”与“时中”思想,并运用到现实社会的管理中。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应该说,孟子的这项措施是百姓日常“养生丧死”的基本保障,是推行其“王道”政治的起点,而且他还将“时中”思想用于保护自然环境。以齐都城附近的牛山为例临淄,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台湾学者李鍌先生解释说:“如果得到适当的培养,没有东西不生长;如果失去适当的培养,没有东西不消亡的。孔子说:‘把持它就能留存,舍弃它就会消亡,进出并没有定时,也不知道它的定处。’这大概指人心而说吧!” 而孔子的这一思想亦成为传统中国的重要指南,用于处理人们生存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

  孔子儒家不仅善于把握中道,而且待人接物都体现“仁爱”的精神。仁爱不仅是孔子思想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是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核心。《孔子家语·弟子行》评价孔子弟子高柴,说:“自见孔子,出入于户,未尝越礼;往来过之,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孔子评价说:“柴于亲丧,则难能也,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成汤恭而以恕,是以日隮。”这段文字亦见于《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其中的“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尽管是孔门弟子之行,却是见孔子之后的事情,可见这样的思想根源于孔子本人。当然,孔子儒家“仁爱”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和谐,这种和谐包括个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是人与宇宙的和谐。有学者说:“只有各种关系都配合一致,协调统一才能达到‘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 当然,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内容极其广泛,正如乔清举先生所说:“在儒家哲学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本来就包括动物和植物,直至无机物如瓦石泥土之类。这叫做‘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俗’‘恩及于土’‘恩至及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 

  当然,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从“仁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孔子弟子有若则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清代学者孙希旦解释说:“王者无不爱也,而爱必自亲始;王者无不敬也,而敬必自长始。爱敬自尽其道,而其民则而效之,则所以教民者在是矣,所谓‘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以孝亲为基础,形成充满早期儒家智慧的“推恩”学说,即“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而“推恩”学说的出现也使早期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有了极强的操作性和延展性。

  孔子儒家的“仁爱”思想并非单纯地去爱别人,其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和睦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各安其位,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大同”理想。《孔子家语·礼运》记载孔子“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这段文字亦见于《礼记·礼运》,只是文辞上略有不同。而孔子儒家所追寻的“大同”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式的,更是“天人合一”式的,即孔子选择曾点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程颐解释说:“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又说:“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正如赵新正先生所说:“进入20世纪以来,‘危机’已成为现代人来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其中,生态与环境的危机,因涉及人类的生存基础,同时具有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全球特征。”这样的“危机虽然突出地表现为生态与环境问题,但其根源却在人自身,在于人类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或许是中华传统社会受到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引导,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所出现的重重危机。而面对新的危机,孔子儒家注重人自身修养、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世界大同的理想与信念,或许能为当前人类社会走出危机与困境,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三、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新使命

  在孔孟等早期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之后,儒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在汉代时期儒学成为主流文化,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所以孔子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才真正走向历史舞台,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孔子儒家“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通内外、贯天人”的特质,所追求的是“人自身内外、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 ,具有极强的延展性。然而,由于后世儒家面临各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同,所要解决的生存危机不同,自然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与孔孟等早期儒家不同。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后世儒家分别立足于当下社会,对孔子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了发展,如对“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以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阐释,以强化处理更远、更广层面的社会问题。

  孔子弟子司马牛曾不无忧虑地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同门子夏劝慰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孔门弟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的本意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孟子所提出的“五伦”之中亦有“朋友有信”。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只要是“有信”的个体、民族、国家,甚至国际联盟,中国都可以将其视为“朋友”,即便是那些曾经有恩怨者,只要能真心结交中国,我们都将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的姿态,视其为新的兄弟,新的朋友,新的伙伴。这种姿态是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的,这种包容性体现了中国及其人们在处理国际大舞台关系的一种互助、友爱的情怀,将“四海之内”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兄弟视之”。

  后世儒家除扩展了兄弟关系之外,人们还将孔子儒家处理邻里关系的智慧做了进一步发挥。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还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朱熹解释说:“邻,犹亲也。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如居之有邻也。” 邻里关系和谐与否,关系着人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指数,所以邻里关系是人们务必面对和处理好的社会关系之一。孔子儒家的这一智慧也对东亚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而韩国人常说:“邻居好比堂兄弟。”二者在意思上是相通的,都是对孔子儒家邻里关系的一种后世发展。其实,无论是中国的谚语“远亲不如近邻”,还是韩国的谚语“邻居好比堂兄弟”,都是当时用来处理邻里之间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一种理念,一种传统。

  同时,孔子儒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坚守着“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的原则,历代中国中央政府都遵循孔子的教诲,尽可能地帮助与扶持边远地区民族的发展。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原来处在地球不同角落,甚至连老死都不可能相往来的民族,却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文化的交流而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全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非常紧迫的历史任务。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探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所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则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所谓的“各美其美”,就是要求现有各民族都应树立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意识,要善于发现与欣赏本民族文化的“美”,把它培育好、发展好、传承好。所谓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善于发现与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之“美”,承认与尊重其他的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所谓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实现文化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

  孔子儒家早已关注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在孔子看来,只要人能够把握中道,心中至诚,就能实现“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参”(《礼记·中庸》)。这一问题涉及儒家哲学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后世的哲学家们似乎对此非常感兴趣,不断地有学者探索人与万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北宋时期的大儒张载在其《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说:“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当然,《西铭》的开篇所勾画的宇宙本体论是否为“博爱和泛平等的理念”,还是“宗法模式” ,学术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论,但“民胞物与”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特别是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重要理念,对当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南宋时期心学的奠基人陆九渊则提出处理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命题,即“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九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应对当时盛行的道教和佛学带给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他的这一思想对加速了儒、释、道三教融通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宋元时期相比,今天“地球村”的文化冲突更加复杂,问题更加尖锐,特别是面对多元文明的碰撞,用怎样文明智慧突出重围,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历史使命。按照陆九渊先生的思路,无论各种文化有着怎样的独特性,但都是应对当下社会出现的各类问题。正如《易大传》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其实,世界上各民族、各文明,其本质也是相通的。既然如此,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相通的,也都蕴含着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智慧,也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便更好地将其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圣贤智慧运用到解决更大范围、更广阔空间的现实危机和冲突之中。

  综上所述,孔子儒家汲取了上古历代圣贤“观物”“时中”和“仁爱”等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其目标是实现他们的“大同”思想。这一思想的思路是以“修身”和“内求”为基础,也就是《大学》开篇所讲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 。如果说社会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以人与人、邻里与邻里、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甚至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至善”状态,不仅是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我们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都将会逐渐被化解。正因如此,世界将解决人类命运的目光投向了世界的东方,投向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希望能借助孔子的智慧,使全人类能更和平、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能像兄弟一样“兄友弟恭”,能像邻居一样“互有走动”,能像同姓宗族一样“和睦相处”。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处理民族之间、邻国之间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国际问题时,理应不分民族大小、国家强弱、距离远近,都应以中华传统的兄弟之道构建起民族和睦、睦邻友好和天下一家的新秩序、新格局。

  原载:《孔子学刊》第十辑

  作者:魏衍华,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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