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林:儒家思想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来源:孔子研究院作者:孔祥林 2020-11-10 09:32:00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北方陷入激烈的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割据独立,一百三十五年间,先后建起了十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鲜卑族更统一北方一百多年。但是汉族统一中国后不久,这些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却很快销声匿迹了,除羌族作为民族还存在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早已消亡,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汉族之中。

  十六朝和北朝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儒家思想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原来大多是逐水而居、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基本处于原始部落时期,文明程度远远低于中原汉族。用武力征服中原后,少数民族贵族深知,要在中原站稳脚跟,一是必须采用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二是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明,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

  匈奴从西汉时开始接触汉文化,逐渐内迁,长期与汉人杂居,逐渐被汉化,建立前赵的刘渊就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家族。始称汉王、汉帝的刘渊(?-310)“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继位的其子刘和(?-310)“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318)“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其侄刘曜(?-329)“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改国号为前赵后,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学生1500人,远远多于当时的东晋王朝。为鼓励士子向学,刘曜还向成绩优异的学生者授与官职。

  后赵国主、羯人石勒(274-333)虽然不识字,但“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称帝前,戎马倥偬,就“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并“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立国后,“徙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博士”,“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太学学生300人,京城小学10多所,教育规模是很大的。石勒还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同时命郡国建立学校,将学校推向地方,为地方学校设置教师和学生名额,“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著作佐郎,录述时事”。此外,石勒还令朝中公卿和地方官员每年都要荐举人才,“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对荐举人才考试后给予重用,“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连“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尠有遗类”、杀人不眨眼的石虎(295-349)也知道尊师重教,即位后不久,“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石勒“初置大、小学博士”,国子学并没有博士,石虎也令国子学增置博士和助教。郡国学校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是后赵的首创,此前的统一王朝也只是在地方设立学校,并没有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晋书》评论石勒说:“跨蹑(nie)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才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师。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前秦是氐人建立的政权,建国后,大力兴办学校,推崇儒学。国主苻健(317-355)称帝后,“置来宾馆于平朔门外,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开始崇尚儒学。苻坚(338-385)八岁时就“请师就家学”,祖父苻洪感到很奇怪,“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欣而许之”。苻坚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文化教育,“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任内大力推崇儒学,“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对讲老庄、图谶之学者处以重刑。永兴元年(357年)即位后即立学校,不久又“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敦促太子、公侯官僚子弟就学受业,甚至还选择后宫敏慧的宦官、女仆随博士学习。他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试学生,“考诸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一次就选拔重用了83名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考学生,他还考老师,“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韦逞之母宋氏继承家学,精通《周官》,太学没有讲授《周官》的老师,苻坚令“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苻坚还曾诏令天下百官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之士,凡精通儒学者一律给以官职。苻坚时的太学,不仅教育本朝贵族子弟,还教育藩国贵族子弟,后凉皇帝吕纂为人质时就在前秦的太学学习过。苻坚当政时,“人思劝励,号称多士”,所以《晋书》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东汉时内附,与汉人杂居,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姚弋仲(280-352)似乎文化水平不高,但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具有很强的华夷意识。其子姚襄(331-357)“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姚苌(330-393)建国,即“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姚苌之子姚兴(366-416)为皇太子时留守长安,“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在位时大力支持儒学教育,“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义,错综名理”,治下的长安成为当时教育的重镇。凉州学者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有千余人,关中子弟也有许多人前往求学,姚兴专门下令给关防人员,“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对出入的学生给与方便。姚兴还令郡国每岁举荐贤才“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鼓励教育,导致儒风大盛。《晋书》对姚兴多加称赞,“子略尅摧勍(qing)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悌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藩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 

  巴氐人原在川东,汉末北迁汉中,曹操将其西迁至甘肃东部。西晋元康中,回流川中。建立成汉的巴氐人李特家族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李特之弟李庠“少好学”,元康四年(294年)被举孝廉,以后又以善骑射举良将,均辞不就,最后因才兼文武被强举秀异。李特之子李雄(273-333)“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雄之子李班(288-334)“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四子李期(313-337)“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李特之侄李寿(299-342)“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与李氏诸子”。李特家族文化水准不高,但汉化程度日渐加深,建立后蜀后也知兴学设教。李雄当政时就曾经兴办学校,“雄乃兴学校,置史官”,进行儒学教育。

  鲜卑人原起东北西部,以后逐渐西迁,雄踞漠北,三国时木延助魏征伐高句丽有功被封为左贤王,迁入辽西北及内蒙中东部,“于是渐慕诸夏之风”,“世奉中国”。鲜卑贵族慕容姓氏就是“慕华夏之风”的结果。莫护跋喜欢燕代人戴的步摇冠,于是“敛发袭冠”,因此被其他部落称为步摇,以后讹为“慕容”。至于“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的解释,其实是进入中原后进一步汉化后的对自己的美化。前燕奠基者慕容廆(269-333)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其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因此“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东晋初,北方动乱,慕容廆设郡安置避乱的河北、山东人士,重用汉族士子,“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以儒家学者教育贵族子弟。其子慕容皝(297-348)为世子时就接受儒学教育,“尚经学,善天文”。慕容皝之子慕容儁(319-360)“博观群书”,“雅好文集,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五子慕容垂(326-396)重建后燕,他虽然“少好畋游”,但文化水准并不低。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来投,其子慕容宝与其弟慕容德劝他趁机起事,慕容垂认为苻坚对己有大恩不能忘恩负义,而且形势不可,“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从三人对话看,汉化程度已经很深,家族文化水准也很高。其孙慕容宝(356-399)“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慕容廆家族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家族,所以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慕容皝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观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选拔成绩优异者担任近身侍从。他还“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可以说是历史上学生最多的国王。慕容皝少子慕容德(336-405)重建南燕,称帝后席未暇暖便“设置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南凉国主、鲜卑人秃发利鹿孤(?-401)即位三年后,反思自己政绩不佳,要求群臣建言,祠部郎中史暠(gao)建言说:“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用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秃发利鹿孤接受了史暠的建议,“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对贵族子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晋书》对秃发利鹿孤兴学的举动大为赞赏,“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

  北魏鲜卑族是全面推行汉化的民族,所以也是最为推崇儒家思想的一支少数民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第二年就“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设置五经群书博士,同时将国子学、太学学生增加到三千人,四年开始祭祀孔子,此外还“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太武帝拓跋焘(408-452)于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献文帝(449-471)天安元年(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令地方建设学校,并为地方学校设置学官和学生名额。孝文帝元弘(467-499)具有很高的儒学素养,即位后大力推行儒学。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命在洛阳修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小学等一整套教育设施,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正始元年(504年),宣武帝下诏修建国学,“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又下诏修建国子学、太学、小学,“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七八年后仍未完工,延昌元年(512年)再次下诏,“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帷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京师的所有教育设施经这次限期完成的严令后终于全部完成。正光二年,孝明帝还专门到国子学讲《孝经》,这也开北方皇帝讲解经家经书的先河。

  北魏时,京师有国子学,州郡有太学,有的县乡也设立学校。孝文帝时,高祐为西兖州刺史,认为“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建立了郡、县、党、村各级学校。国子学祭祀孔子,有的地方学校也在学校内图画孔子和弟子的画像,相州刺史李平“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将孔子及弟子的肖像画在堂内,此为以后郡国学校建设孔子庙的先声。有的地方学校也建造了孔子庙,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在地方学校内建设孔子庙,开北方地方学校建设孔子庙的先河。 

  《北史·儒林传》详细叙述了北朝的崇儒兴学历史,尤对北魏赞颂有加,赞颂北魏初年兴学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孝文帝时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宣武帝时是“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可以说是汉代以来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学习汉族文化,开展儒家思想教育,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族文化,而且也逐渐接受了儒家的理念。  

  华夏自古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孔子主张大一统。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这番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孔子认为,要使社会有序,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经孟子的提倡,公羊高的阐发,特别是董仲舒的宣扬,从西汉起,大一统就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理念,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以大一统相号召。

  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的后代,他要接续夏朝,取国号为大夏。虽然大夏偏处大西北,领地仅有今宁夏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角,地狭人稀,面积还不到30万平方公里,但他却具有大一统的雄心,定国都名称为统万,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兴复大禹之业”。前秦苻坚虽是氐人,但也与汉族皇帝一样具有大一统的观念。统一北方后,他就决定伐晋一统天下,“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伐晋的决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为自己辩解说:“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將简天心以行天罸,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靖难铨才,不为穷兵极武”。他颁发诏书说:“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帅犬羊,屡冦王境。朕將亲巡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伐国存君,义同一体。宜时进讨,以清宇内”。是大一统的观念促使他决定伐晋统一天下,“复禹绩而定九州”。

  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大一统的儒家观念,而且也接受了华夏为中华正统的观念。

  虽然苻坚以正统自居,但许多氐人内心仍然以华夏为正统。苻坚要伐东晋时,其侄苻朗就劝告他说:“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仍然视东晋汉族政权为正统。羌人、后秦奠基者姚弋仲(280—352)经常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做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永和七年(351年),他就决定归顺东晋,接受东晋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大单于的官号和高陵郡公爵位。赫连勃勃虽然口称要统一万邦,但他内心也是以南朝为正统的,统万城城门东、西、南、北分别命名为招魏、服凉、朝宋、平朔,对魏、凉、朔分别是招、服、平,对宋是却是朝。

  学习儒家思想的结果,不仅使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上认同,血缘上也开始归宗。许多少数民族不再认为自己是异族,而是华夏族的分支,在血缘上也归宗华夏族。建立后凉的氐人吕光自认为是辅助周武王灭商的功臣吕望的后裔,建国后“追尊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匈奴人刘渊是冒顿之后,因为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时曾将宗亲之女以公主名义嫁与冒顿,所以就冒姓刘氏。赫连勃勃自认为是大禹之后,“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其祖原来拟取大禹之姓为姒,因为“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他认为“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为赫连氏”。北魏拓跋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之子“昌意少子受封于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因境内有大鲜卑山,所以称作鲜卑。北魏以黄帝为始祖,“从土德,数用五,服色尚黄”,经常遣官祭祀黄帝陵庙。

  文化认同,血缘归宗,政治上、生活上就开始汉化。

  北魏鲜卑族是汉化最彻底的民族。拓跋珪很早就注意吸纳士大夫,“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皇始元年(396年)仿照汉族制度设置国家机构,大量任用士大夫,“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行夏之正”,仿造汉族制定了整套国家礼仪制度。第二年春又郊祠上帝,设立五经博士,增置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北魏延续了汉人祭祀孔子的传统,首开西晋以来北方建庙祭祀孔子和皇帝亲自祭祀孔子的先河。天兴四年,拓跋珪首先祭祀孔子,“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孝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因为平定青徐,派遣中书令高允到阙里孔子庙以太牢祭祀。延兴二年(472年)称颂孔子“秉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专为阙里孔子庙下达禁止女巫妖觋倡优在内进行祈福活动的诏旨。太和十三年(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建起了北朝的第一所京师孔子庙。除在国学祭祀孔子外,还在中书省奉祀孔子。十六年,更改孔子谥号,“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子庙”,并亲自到孔子庙祭祀,“帝斋中书省,亲拜祭于庙”,这是东汉以来北方第一位皇帝亲自祭祀孔子。这年北魏还规定,“祀孔子及周公皆令牧守执事,其宣尼之主祀于中书者亲行拜祭”,中书省祭祀孔子由皇帝亲自进行,地方祭祀孔子、周公由本地行政长官主祭。孝文帝还亲临阙里孔子庙祭祀,太和十九年四月“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同时还“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皇帝祭祀孔子成为北魏的传统,正光元年(520年)孝明帝为祭祀专门下诏,“建国纬民,礼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正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第二年就专门到国子学祭祀孔子。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也亲自去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

  北魏还接续了在北方已经中断一百多年的加封孔子长孙的传统。孝文帝延兴三年始封孔子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拨给十户以供洒扫。太和十九年四月行幸鲁城,“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并下令“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加封孔子嫡孙孔灵珍为崇圣侯。 

  孝文帝一朝(471-499)是北魏全面汉化时期。初期其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新的法律;按照汉魏故事制定祭祀制度,皇帝亲自祭祀七庙,使用牲牢、器物、礼服和音乐;实行班禄法,颁给百官俸禄,禁止贪腐;制定汉式服色;实行三长制,定民户籍;推行均田制,征收租调;订定乐章。孝文帝亲政后,继续汉化改革。改定官制,一依魏晋南朝制度;禁讲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禁穿胡服;将鲜卑姓改为汉姓,带头将皇室拓跋氏改为元姓,在鲜卑族中推广门阀制度;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禁止死后归葬代北;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诸多措施,彻底改变了鲜卑的风俗、服制、语言,加快了民族融合。孝文帝之所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就在于他精通儒学,爱好先进的中原文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谈其精奥”。《魏书》对他评价甚高,“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共同的宗教信仰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既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将众多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思想文化。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充分说明,孔子思想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原载:《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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