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 :“文武之政”与儒家的中道哲学

来源:作者: 2021-03-01 16:19:00

  因为“清华简”中的《保训》篇系“周文王遗言”,而且其中涉及儒家所倡言的“中”道,格外引人瞩目。事实上,孔子“从周”(《论语·八佾》)、“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礼记·中庸》),春秋末年以降,依然“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礼记·中庸》)对孔子思想与早期儒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看法虽可以说是人所共知,但人们却往往习而不察,未加细究。实际上,中国文化有一个漫长的积淀积累与形成发展过程,中国儒学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明背景。《保训》篇的发现,可以“激活”包括《逸周书》在内的很多传世文献,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孔子思想学说的形成,认识孔子儒家的“中道”哲学,正确估价“文武之政”的地位与影响。

  一、孔子“宪章文武”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理解早期儒学时,孔子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颇值得认真玩味。孔子思想是在继承上古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用荀子的话说,就是“法先王”(《荀子·儒效》),惟其如此,才成就了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 

  孔子推崇“三代明王之政”(《礼记·哀公问》),尊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三代之英”(《孔子家语·礼运》),但由于夏、殷“文献不足”(《论语·八佾》),孔子更注重周礼。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按照朱熹的解释:“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所以,对孔子影响更大、更为直接的还是周政,还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当有人向孔子的弟子子贡询问孔子的学问来自哪里时,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他认为孔子所学即是“文武之道”。《淮南子·要略》谈到儒学的产生说:“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周公继文王之业……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孔子儒学直接来源于文武成康之道,与子贡所说一致。 

  在学修“文武之道”方面,孔子做了大量工作。据《孔子家语·观周》,他曾西至洛邑,“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他不仅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他非常感慨,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从周朝都邑返回鲁国,他学问精进,其道弥尊。 

  在《保训》中,“中”字出现了四次,都是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观念。文王、孔子都称说舜的“中”道,在《保训》中文王说他“求中”、“得中”,在《论语》《中庸》中孔子说他“执中”、“用中”。《保训》还说到殷先人微在河伯的帮助下以“中”“复有易”,使之诚服,并表达了这种执中而服人的做法对殷商的兴盛起了重要作用。周初,武王、周公自然也重视中正、中道。《逸周书》的《宝典》记周公所言“九德”之中就有“中正”;按照《周书序》,《武顺》篇应为武王伐商之前的文献,其中说“人道尚中”,认为“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以礼为“中”。孔子所说的言语之“中”(《论语· 先进》)与行为之“行”(《论语·子路》)都与之一致。

  二、“文武之政”与“方策”

  孔子认为“为政在于得人”,当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仪礼·聘礼》曰:“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既夕礼》曰:“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孔子时代,人亡政息,但在方版和竹简上还保留着周文王和武王的为政之道。 

  在西周春秋时期,当有不少重要的文献保留在方版和竹简上。清朝光绪版的《嘉祥县志》著录了《周宣王册命鲁武公金版》,据该书介绍,记载,周宣王册命鲁武公金版;有人说:山名鲁宅,鲁先公塚墓在此可信。考册文年代,义意符合,文亦大似周诰 。云螭,其内以银线界作竖格,好像清代殿试策,“字痕皆赤,所谓丹书也”。说到丹书,我们不禁想到《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师尚父所说的“皇帝、顓頊之道”,这些极其宝贵的内容就保存在丹书之中。 

  其实,周初就有将重要文献铸于金版的习惯,如《逸周书·大聚》记周武王向周公请教调和殷政的办法,武王就令冶官把周公的话“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武儆》篇记武王立后嗣时曾“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其中,“金枝”即为“金板(版)”之误,是说《郊宝》乃是铸在铜版上的文件。《六韬》原称《金版六韬》,相传为周初姜太公所作,《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之《武韬》中有太公云云,“文王曰:善,请著之金版。” 

  除了金版,更多的材料应记录在竹木所制成的简册上。《孔子家语·礼运》记孔子说:“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 “三代之英”包括文、武、成王、周公,孔子虽然没赶上这一时代,但毕竟有“记”。“记”即记载,《礼记·礼运》作“志”,朱彬引刘台拱曰:“识也,识记之书。” 

  细察《周书序》,《保训》应不在《逸周书》七十篇中(李学勤先生说)。但在内容的性质上,《保训》与《逸周书》的许多篇章十分相似。我们认为,《逸周书》许多篇章如《文儆》《文传》《柔武》《大开武》《小开武》《宝典》《酆谋》《寤儆》以及《大聚》《武儆》《无权》等等,可能都是周初流传下来的记载“文武之政”的“方策”。

  三、“文武之道”与周政

  所谓“文武之道”,既是“周道”,也是孔子所推尊的“王道”。“文武之道”的形成有周族自身纵向的发展过程,也有周族与夏商横向的相互学习与影响。 

  自周人始祖后稷开始,周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便开始形成。后稷名弃,善于农业耕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颇受重视。《史记·周本纪》叙述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 

  后稷被尧任命为农师以后,他的后代子孙长期世袭,担任此职,都被称为“后稷”。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这一职务一直到“夏后氏政衰”之时,周族祖先方“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的孙子公刘虽在戎狄之间,仍然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取材用,使得“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因此,百姓多徙而保归,影响越来越大。故太史公司马迁说:“周道之兴自此始”。 

  公刘之后,数传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此时,周人已经开始了“剪商”的事业。其子公季继位后,“脩古公遗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周道”继续得以发扬。 

  真正兴盛周族、振兴“周道”的自然是周文王。文王年少时即得古公亶父喜爱,父亲公季去世后,文王姬昌即位。《周本纪》说: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他逐渐成为“西伯”,天下三分有其二,为西方诸侯之长,也使周族加快了消灭商朝的步伐。 

  “周道”在文王时的发展自然得益于文王对尧、舜以来夏、商文化传统的吸收和继承。文王被囚于羑里的时候,“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史记·周本纪》),这无疑是文王在继承作为夏、商之《易》的《连山》《归藏》基础上的发展。“清华简”《保训》的发现,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文王对前代文化的学习与继承。 

  文王之后,武王灭商,取得天下。后来,周人后裔所作的颂词中说,周族在后稷时“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又说“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经·鲁颂·閟宮》),显然是指夏朝时的受封。周人继承了夏政,而在《保训》篇中,文王不但说到了尧舜,还说到了商朝先公以及殷商的开国者商汤。 

  由《保训》之“训”,我们想到“周道”中的“训典”。后来,周穆王时的大臣祭公谋父曾说:不窋“自窜於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史记·周本纪》。这里的记载也见于《国语·周语上》)。其中的“脩其训典”,一般笼统地说是修其训教典法。这里或许是实指,后来的周代训典籍或者颇有来历。 

  周人常常提到先王之训,如: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国语·周语下》) 

  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国语·周语下》) 

  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国语·鲁语上》) 

  《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国语·郑语》) 

  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从“清华简”《保训》中,我们不难看出“训典”的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讲,训教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正如有人所言,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 

  周代先公先王的训典,史书或称之为“训语”、“遗训”等。《逸周书》首卷开头即有《度训》《命训》《常训》三篇, 应当属于周训一类。《周书序》称“三训”皆成于周文王时,说: 

  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 

  “训”有训教之意,既名曰“训”,其出于周先公、先王便合乎道理。《度训》等三篇以“训”为名,皆言为政牧民之道,而且各篇从天道、民性问题谈起,内容丰富,“理极精深”(蒋善国:《尚书综述》第4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训既为先王遗训,自然会支配到周人的政治思维,理应也影响到儒家的学说。 

  文王之后,武王姬发、周公姬旦继承发扬文王之志,极大地光大的“周道”,所谓“文武之道”至此成为后世推尊的典范。如《礼记·杂记下》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王之道”更收到儒家的推崇,据《论语·子张》记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弟子明确说孔子所学就是“文武之道”。《中庸》说孔子“宪章文武”正是指此而言。

  四、周代的“以刑教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文王遗言中,他重点讲了“中”,短短的一篇《保训》竟然四次说到了“中”,着实格外引人注目。 

  文王所讲的两个故事如下: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隆)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钦之哉! 

  昔微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 

  如果大致概括,这两个故事一是讲如何学会增长才干,理解人生,懂得社会;二是怎样懂得把握方式,处理矛盾,恰到好处。 

  文王之训诫显然起到了作用。据记载,武王临终时,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谆谆嘱托,要他以“中”教训,使年幼的成王不仅地位稳定,而且要尽快成长。《逸周书·五权解》说: 

  维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呜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维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维敬哉!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 

  在这些话之后,周武王还希望周公: 

  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 

  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 

  其中,克,允之。苗,借为谬。所谓“克中无苗”,就是做到适中无邪;以,用也。所谓“维中是以”,就是唯中是用。由此不难察见武王对于“中”的重视。 

  “清华简”《保训》公布后,学者们对其中的“中”进行了不少研究,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解说。其实,这里的“中”就是儒家倡言的“中道”,竹简整理者李学勤先生很早就指出这一点。(李学勤先生:《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这里所谓“中”就是处事之“中”。 

  西周时期,“中道”思想一定很受重视。《逸周书·武顺解》记载周人的论述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这种朴素的“人道”主张却与“天道”、“地道”合观,将人放在天地之间,没有孤立地看待人的问题。在这里,人道尚“中”被认为像“日月西移”和“水道东流”那样为自然而然,理应如此。所谓“耳目役心”实际是“耳目役于心”,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听到的信息,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道之“中”。 

  那么,这个“中”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中”就是“礼”。符合礼的为“中”,不符合礼的就不是“中”。所以《逸周书·武顺解》又说到:“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这里的“礼”就是符合天理、人情的礼,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道理。有“理应如此”之意。《孔子家语·论礼》记孔子说:“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也有同样的记载) 

  在西周的制度中,“中道”理念一定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如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其具体职掌就是掌握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是否符合礼制。《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郑玄注曰:“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 

  按照周人的传统,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以德治国,实行德政。然而,任何时期都可能有“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孔子家语·刑政》),因此,在政治治理中,“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了。 

  那么,怎样用刑才能起到最好的惩戒作用?怎样用刑才能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这种“最好的惩戒作用”和“最佳的社会效果”,恐怕就是用刑的“中”。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社会就能稳定,社会也能发展。因此周代十分重视“以刑教中”,通过刑罚使人们了解曲直,分清是非,以使正气得到弘扬,正义得到伸张。很显然,把握刑罚之“中”十分紧要!因此,在西周时期,司徒作为教民、治民之官,其分大、小司徒与师保之属,其中,在“大司徒”职责的所谓“十二教”中,其中第七项就是“以刑教中”。《周礼·地官司徒》说:“以刑教中,则民不虣”。虣,通“暴”。哪里能够真正做到“以刑教中”,哪里的社会秩序就会好起来,哪里就会少一些“伤义以败俗”的人。 

  社会风俗的好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不容否认,做到刑罚之“中”十分紧要。如果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处置不公,惩罚失当,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并在社会风气中显现出来。所以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当然,要真正避免“刑罚不中”,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执法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认知,需要执法者的公平与公正。需要希望“天地位”、“万物育”的良知与良能。

  五、“文武之政”新识

  作为周文王遗言,“清华简”《保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认识,它启示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原来不少模糊、朦胧的认识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首先,“文武之政”基础深厚、内涵丰富。 

  与中国学术史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人们怀疑《逸周书》《竹书纪年》《周礼》《孔子家语》乃至《史记》等的相关记载,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所以很少有人相信典籍中关于“文武之政”的记述。新出土简帛书籍不像传世文献那样经过了后人的传抄,因此,它可以用来检验以往研究的得失,印证相关传世文献的记载,从而矫正我们的一些认识。 

  在“清华简”《保训》篇中,文王训导作为太子的武王发,他认真总结前人经验,说明他不仅重视周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也认真借鉴尧舜以来的思想文化成果。孔子说周礼乃是“损益”夏、商之礼而来,周文化对于夏、商文化的继承,在文王、武王身上已经开始有所体现。在古公亶父的基础上,文王继续继承后稷、公刘之业,使周族兴盛起来,并具备了“用受大命”的条件,为武王最终取代殷商而有“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 

  前面提到,《逸周书》中的许多篇章具有重要价值,《保训》篇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如《逸周书》中的《文儆解》《文传解》,《周书序》曰:“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传》”。文王在位时间很长,他的晚年最为牵挂或者念念于怀的自然是消灭殷商的大业,因此他也一定及其关心太子的成长。我们认为,“清华简”《保训》的发现不仅不会“排斥”《文儆解》《文传解》,反而应该更加映衬出这些篇章的价值与意义。《文儆解》开头说:“维文王告梦,惧后嗣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文传解》则记载文王说:“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其思想与《保训》完全一致。 

  实际上,文王训诫后人尤其太子发的文献一定还有不少。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周书》“三训”(《度训》《命训》《常训》),已经亡佚的《八繁解》也应当属于此类。《周书序》说:“文王训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 

  与文王一样,武王也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例如,《大戴礼记》中有《武王践阼》篇,据该篇记述,周武王即位之初,曾经向大夫们征求可以恒久指导后世子孙行为的简约名言,众人不知。当问及师尚父(姜太公)“皇帝、颛顼之道”时,师尚父遂引导武王,告知他保存着的丹书之言,大意是应当敬而不怠、行义灭欲。他还告诫武王,要“以仁得之,以仁守之”。武王听了,感到十分震撼,于是写成戒书,在自己能够常常看到的许多地方铭刻下来,以随时提醒自己。其实,这样的材料在《逸周书》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体现。(请参看杨朝明:《〈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见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综合认识和研究有关的这些文献,会发现周初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从而会对“文武之政”的内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二,孔子思想与“文武之政”一脉相承。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中庸”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的内涵是什么,人们有种种解说。其实,所谓“中庸”就是“中用”,即“用中”,也就是如何“使用中道”。。《说文》中说:“庸,用也。”《尚书·尧典》有“畴咨若时登庸”,《诗·王风·兔爰》有“我生之初,尚无庸”,《诗·齐风·南山》有“齐子庸止”等等,其中的“庸”都是“用”的意思。 

  从《易经》看,“庸”在先秦时期与“用”字相通。借助郭店楚简《五行》和文献学的帮助,考辨“中庸”的原义乃是“用中”。“用中”也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诚”。郑《目录》解说“中庸”之书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中庸”,“中”就是处理事情时要把握分寸,要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但是,“中”却不是一眼看透的事,也不是数理意义上的“中间”。所以,孔子所谓“中”与《尚书》“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前后贯通的。曾几何时,“中庸”却备受误解,人们认为它即是所谓的“折衷”、“调和”,还有的将中庸理解为“和稀泥”、“折衷主义”。其实,孔子认为“和稀泥”的人就是“乡愿”,这种“乡愿”是“德之贼”,是道德的敌人和败坏者。时至今日,依然还时常有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太中庸”了,中庸思想竟然成了中国落后的罪魁,罪莫大焉!今天,有《保训》作为重要的旁证,这样的误解就容易消除了。 

  在对孔子的评价中,有一个事例比较典型,这就是孔子对待“女子”的态度。《论语·阳货》记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不少人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铁证。其实,孔子斯语,包含了“女子难养”和“小人难养”,而在《尚书》《逸周书》中都有“小人难保”一语,所谓“保”,《说文解字》明确说:“保,养也。”“小人难保”即“小人难养”。这里的“小人难保”对正确理解孔子的话很有价值。 

  《逸周书·和寤解》记周武王的话说:“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这里说因为“小人难保”,故应“惟事惟敬”。这正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不难理解,孔子强调“小人难养”,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针对各层各级“养民”者(即所谓统治或管理者)而说的。孔子思想与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脉相承,由周初文献可知,孔子说“小人难养”不仅不含有轻视“小人”的意义,反而反映出他对这一群体的重视。同样的道理,孔子说“女子难养”恐怕也不是什么轻视妇女。 

  通过这一典型的例子,我们认识到孔子思想与“文武之政”一脉贯通的意义,它不仅可以理解孔子思想与周人传统观念的联系,还有助于理解孔子学说,甚至纠正对孔子思想的一些错误的认识。 

  第三,“文武之政”是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王道”,推崇“三代明王”。在孔子的心目中,“三代明王”之治体现了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他“述而不作”, 据《孔子家语·礼运》篇,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社会“大同”,而这样的“大同”之世,就是指的“三代之英”。(《礼运》篇既见于《孔子家语》,又见于《礼记》。对于该篇,人们多有误解。请参阅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所谓“三代之英”即三代时期的英杰人物,当然是指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人。孔子推崇三代圣王(即文献所说的“三王”),后世所谓的“孔子之道”,实际就是孔子推崇的三代圣王之道,所以,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就在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孔子虽然也崇尚“五帝”,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关于黄帝等上古帝王的事迹,“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也曾经回答弟子宰我问五帝之德,但“儒者或不传”。相比之下,孔子更加推崇三代圣王。这样的材料很多,如: 

  《礼记·表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 

  《礼记·哀公问》: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上博竹书《从政》篇有孔子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终)取之,民皆以为义。……其乱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 

  而且,孔子时代,三代圣王之治为社会普遍认可。因为推崇三王者不止儒家,如《墨子·鲁问》云:“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仇怨行暴,失天下。” 

  孔子思想与“文武之政”血脉相连,决定于孔子对“文武之政”的认识和理解。“文武之政”体现的“文武之道”为孔子格外推崇,《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解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法,即法则、做法。尧舜年代久远,而“文武之政”还在,足可以为法则。“文武之政”指周初文王、武王乃至周公的治国方略。文、武、周公明德慎罚、民惟邦本、修身重人,深受后人推崇。直到春秋孔子时代,“文武”的政治方略仍是“未坠于地,在人”,孔子还以“文武之政”指导鲁哀公,可见孔子对“文武之政”是备加尊崇的。 

  孔子尊崇“三王”,更提出尊崇“周政”。例如,据《孔子家语·执辔》篇记载,孔子弟子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孔子又说:“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六官在手以为辔,司会均仁以为纳,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下者正六官。”孔子这里所说的“六官”即是《周礼》中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将《周礼》六官以及太宰一职的职掌与孔子的论述相对应的部分一一对照,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进行专门探讨(详请看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中国文献学丛刊》第一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收入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种种材料显示,“文武之政”是孔子儒家的理想政治样板。 

   

原载:《东方哲学》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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