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游于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作为知识和才能的“艺”

　　“游于艺”见于《论语·述而》“志于道”章：“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言简意赅，历来为儒家所重视。艺字的繁体为“藝”，古字作“秇”“蓺”，指种植，如 “不能艺黍稷。”（《诗经·鸨羽》）黍稷泛指粮食。从本义引申出知识、技能、艺术等含义。在先秦，艺也称“道艺”。《礼记·少仪》：“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它和德行构成人才素质结构的两大要素系统。西周学校教育，人生八岁（一说七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道艺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礼节、音乐、射箭、驾车、写字、算术），叫“六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也是当时人才选拔和道艺考核的主要内容。据《周礼·乡大夫》，为政府机关荐举人才是乡大夫的主要职责之一，“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贾公彦疏：“云‘考其德行、道艺’者，德行谓六德六行，道艺谓六艺。”（《周礼注疏》卷十二）。

　　历代注家多以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注“游于艺”的“艺”。孔子没有对“艺”的结构要素做出说明，但是，从孔子的君子之学的办学宗旨，教学科目的具体设置和为学生先后开设的六门主要课程《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六经”来看，孔子讲“艺”侧重在一切人文上遨游，尤其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承继其精神价值，并从而开创了儒家经学教育的传统。所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六经”也称“六艺”。从现在看，孔子的“六艺”（六经）教育，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艺术学、美学、政府管理等学科内容。在孔子看来，学习是终身性的，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因此，作为学习对象的艺或道艺，是一个开放的、历史的、动态的结构。

　　作为知识和才能的艺或道艺，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成果或结晶，也是人完成社会活动和任务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德才兼备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孔子君子观、人才观的核心理念。子路问怎样才是“成人”时，孔子答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一个人只有达到智、廉、勇、艺，具备礼乐等多方面的道德文化修养，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孔子所确立的为学原则，是将道、德、仁、艺视为一有机整体。如果说，志道、据德、依仁主要是道德教育，游艺则主要是文化知识教育。

　　在孔子看来，学习的最高目的是闻道明德和养成崇高优美的人格。“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孔子的道兼有真理和道义的双重意蕴。所谓知道明道，就是懂得宇宙万物的规律、法则，懂得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真谛，从而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孔子讲“志于学”，亦即“志于道”。为学莫先乎立志。孔子肯定德育的优先地位，因为德性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据，仁道是修己化人的依归。另一方面，孔子重视文化知识教育，提升人的素质和才能。文化知识教育还为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提供了知识基础。学习或游艺，既是个体通过阅读、听讲、思考、研究、实践等途径获得知识或技能的活动和过程，也是个体的情意建构、情感与价值改善和升华的活动和过程。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相辅相成。

　　君子之道，有大有小。在先秦，生产服务型技艺被称之为“小道”，主要指农、圃、医、卜、乐等百工之类。《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在子夏看来，君子与百工各自的志业取向不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念念在兹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规律和修齐治平的原理。但是，技艺虽小道，实与大道相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道藏于器，艺以载道。而且，正是物质生产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提供了经济基础。

　　孔子不轻视“小道”。相反，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切实体会到谋生需要是学习的基础动力之一，值得人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多次讲“吾不试，故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学习和掌握鄙贱技艺，这对于生活优渥的贵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孔子年少时对鄙贱技艺的学习，固然是因为家境清贫和谋生的需要，但是，这种学习和生活经历对于孔子人格的养成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毋庸置疑，孔子更为重视的也是“大道”，是君子之学。因此，当樊迟请学稼、圃，他批评樊迟目光短浅。当听到达港党人说他 “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很不满意：“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御、射是西周官学“六艺”教育的科目。显然，在孔子看来，一个以修齐治平、明明德于天下为目标和志业的人，不应局限或专执于某一种技艺，而应该广博地学习，尤其是要认真学习诗书礼乐等优秀传统文化，承继其精神价值，不断深厚学养，砥砺人格，以担负起“任重道远”的社会和历史使命。孔子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为政和文教。

　　孔子非常重视实践教育和在实践中学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学习的对象或经验和知识的来源，不只是课堂和书本，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行”，即生活活动实践。他提出“温故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即学问付诸实践并被证实乃是快乐的源泉。孔子作为一代名师，更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博学多能，却始终保持虚心好学的态度。

　　二、快乐学习

　　游于艺，亦即学于艺。“士依于德，游于艺。工依于法，游于说。”（《礼记·少仪》）士应当以道德为依归，遨游于文化知识。工匠应当以标准为依据，学习有关的论说。这里的“游”，就是学习的意思。

　　有学者统计，《论语》讲“学”有64次，讲“游”只有4次，指遨游，游历，闲游。“志于道”章讲为学原则和方法，孔子为什么用“游”而没有用“学”这个字呢？确有深意存焉！朱熹注“游于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并以“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来描述游艺的心理过程的特征。玩物，指以审美或游戏的态度对待事物。适情，指悦情适性的美感体验。应该说，朱熹注“游”抓住了游或游艺的心理学本质，符合孔子的思想。游艺指一种特殊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其核心理念和价值旨归是快乐学习。

　　孔子作为一代名师，深知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是使学生好学乐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他将人对事物的态度包括学习态度分为知、好、乐三层境界。乐学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学习的快乐根本上来源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艺术或审美关系的建立。孔子将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称作“游”。游或游艺既是格物致知的过程，又是情感、意志过程。在这里，认识、实践和体验，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与动人心魄的美感激荡相互作用，和谐共融。孔子讲游或游艺，旨在提倡一种感人易入的魅力学习模式。人只有好学乐学，遇到困难、挫折才能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迎难而上，锲而不舍。快乐学习是教育的重要规律。《礼记·学记》讲“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认为使学生安学乐学的根本在兴“艺”，即提升作为教学内容和学习对象的艺以及整个教育过程和方法的美感价值。它直接关系教育的成败兴废，违背情理的教育，会让学生厌恶学习、憎恶老师，只感到学习的困难而不知道学习的益处，即“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学记》是中国古代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传为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学记》“兴艺乐学”的思想，是对孔子快乐学习的教育思想的阐发。

　　审美性或悦情适性的美感体验是艺术创造和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它使艺术活动因此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形式，它既内在地包含真、善的价值，又以美感为其价值旨归，从而具有作为快乐学习的客体、对象的一切属性和规定。因此，孔子特别重视艺术教育，尤其是诗教和乐教。孔子认为诗和音乐具有兴、乐（读lè）的独特功能。“诗可以兴”，可以感染人，激励人，要求学生学诗。孔子还以自己的音乐审美经验论证音乐艺术的审美魅力。《论语》记录了孔子多次赞叹音乐欣赏带给自己的巨大的快乐。如《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师挚为鲁国乐师。又如《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从教学需要出发，孔子从古代诗歌中遴选，删订，汇编成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作为教材，用于教学。这部教材当时称作“诗”或“诗三百”，到了汉代才确定《诗经》的名称。为了使学生得到纯正的音乐教育，孔子修订了《乐经》，对古代乐曲进行了整理、分类。孔子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无人能出其右。孔子本人一生爱好文艺，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具有精湛的艺术鉴赏力。

　　孔子重视艺术教育，重视诗教和乐教，是和孔子重视艺术的美感价值及其独特的认识、教育功能分不开的。音乐使人快乐。“乐者乐也。”（《礼记·乐记》）“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吕氏春秋·侈乐》）另一方面，“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仁近于乐”，“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诗经》在先秦实际上是被视为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孔子说: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观、群、怨，既指诗的（审美、认识、教育）功能，也是主体素质、能力的结构性要素。学习是主体建立新的精神结构的行为方式。艺术感人易入、怡情悦性的审美属性和特征，不仅满足人的审美或快乐体验的需要，培养人的审美意识，提高人的审美能力，而且可以产生以美导善、以美引智、寓教于乐、以乐兴教的教育效应，而在德育、智育过程中引入美育或艺术教育机制，有助于使德育、智育过程成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感人易入的过程，强化学习的快乐体验，使为学者安学、乐学。

　　孔子重视艺术教育，重视诗教和乐教的思想，融进了他对时代和文化的深邃思考，以及他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礼崩乐坏”“仁义不施”的历史变局，他从道德重建、提倡和推行礼乐教化入手，不但以此作为办学兴教的指导理念，而且将礼乐教化提升到国家文化治理战略的高度。如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他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做官施行乐教，孔子来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对子游的做法十分赞许。

　　孔子重视艺术的美感价值和快乐体验，还在于美（乐）感是理想人格精神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孔子看来，求美（乐），和求善（仁）、求真（道）一样，是真正的人的需要。孔子认为人的为学过程可以概括为兴起、自立、完成三阶段，与之对应的内容和动作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完成在乐，是孔子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这不仅因为美感具有德育、智育功用，它使外在的“礼”内化进主体的情意结构因而自觉实行，如朱熹所说的，“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得之”（朱熹：《四书集注》），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快乐或美感本身就是目的，是人所追求的重要价值。最高的快乐，来自于理想人格自我完善完成所产生的高峰体验。孔子立“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君子进德修业、陶铸人格的终极目标。为此需要经历从“志于学”到“立于礼”“不惑”“知天命”等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最终达到自由自觉的生命境界，也是理想人格的完善完成，并由此产生最高的快乐，一种天人合一的心灵感悟、兴奋和震撼。快乐由此获得生命本体论的意义。快乐本质上是人对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美学体验，是人与自然、所以然与所当然和谐统一的积极的心理形式。对快乐的追求，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各种生活活动实践。结合孔子关于人格发展模式的论述，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完成在乐的思想。

　　孔子认为，学习的快乐来源于学习本身。学习过程是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交融统一的过程。艺所承载和呈现的知识、规律、技巧、意象等，是兴、乐的物质基础。只有那种能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快乐的人，才能真正的好学乐学。孔子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育方法上，注意诱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循循善诱”；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因材施教”，等等。孔子游艺或快乐学习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游艺作为一种快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式，取决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或快乐关系的建立，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使“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钱穆：《论语新解》）

　　三、作为生活方式的游

　　《论语·述而》有两章是孔子自述心态的名言：“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体现了孔子的为学或游艺的思想和精神，以及积极、乐观、进取的生命姿态，从学习、工作和各种生活活动实践中体验到无穷的人生乐趣。

　　学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学习指人在生活过程中，由实践获取知识、体验的行为方式。学习或游艺也因此是人终其一生的活动和过程。孔子讲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既是讲君子之学的为学原则和方法，更是在讲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肯定游和体验的生命本体论的意义，这对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也有道家思想家的贡献。

　　在汉语里，“游”是一个极具哲学与美学意味的词。“游”与“遊”，在古代是两个字。“斿”（读yóu）是“游”、“遊”的古字，甲骨文为人执旗形，有从容行走的意思。在中国文化里，人生通常被比喻为行走过程，以“生人为行人”（《列子·天瑞》以此语为孔子引晏子说）。作为真理和道义的道，原本指行走的基础设施。从“（舜）与鹿豕游”（孟子）到“（君子）游必就士”（荀子），从人“游其志”（《礼记·学记》）到“心游太玄”（嵇康），从“游文于六经”（班固）到“与造物者游”（柳宗元），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等等。总之，从学问技艺到山水星月，从琴棋书画到花鸟虫鱼，从艺术欣赏到人际交游，从职业生涯到日常生活，万事万物都可以是人交游的对象，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所说：“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王夫之：《庄子解》）

　　游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示不同的活动实践，它们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和行为风格。一是从性而游。游是在自由自觉的情境中实现的。郑玄注《礼记·学记》“息焉，游焉”谓“闲暇无事之为游”，与朱熹注“游者，玩物适情之谓”，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却可以互相阐发。朱注侧重在心理特征，郑注则侧重在活动条件。“闲暇”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闲暇时间，即在劳动之外的消费生活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称“自由时间”。闲暇可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从事艺术、休闲活动。二是指自由的精神状态，心闲不系，从容自适。庄子将“游”比喻为泛于水上的“不系之舟”（《庄子·列御寇》）。圣人无所不游。“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庄子·大宗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人永远存在。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列子·杨朱》）这种任情率性之游，是人进入自由自觉的生命状态和境界的表征，因此也是人的幸福和快乐的最深厚的源泉。

　　二是从容静观。游首先是主体对客体、对象、情境的一种反应模式或精神态度。北宋大儒程颢有七律《偶成》叙写在日常生活中对道的感悟：“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静观通常被理解为理性地、冷静地观察和思考，是通往真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它也指主体闲静、恬淡的心态。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包括自觉践行儒家处理利义、群我关系的独特的原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从容静观和快乐体验的主体条件。程颢说：“若乎至仁，则天地为身。”因此，天地形影，风云变态，无所不至，莫有不通。

　　静观使人快乐。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一书中也讨论过快乐与静观的关系。他认为“理智的静观乃是一切活动中最美好的”，产生单纯的、宁静的快乐，“因为它使人可以悠闲，而悠闲对于幸福乃是最本质的东西”（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亚氏的“静观”讲的是理性和一种超乎功业、德行类似于宗教情感的体验。理学家程颢所讲的“静观”和亚氏有某些共通之处。但作为儒家学者，程颢更强调悟性和实践理性的体道作用。

　　三是艺术精神。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生活形态既是道德的，又是艺术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应养成坚强的道德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道德意志。另一方面，孔子认为艺术生活和生活的艺术化，是人应该追求的。孔子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融志道、体仁、美感为一体，洋溢感人心魄的艺术精神。《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几个学生关于人生志向的一次饶有深意的对话。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志向是为官从政——这是古代读书人通常选择的人生道路，唯独曾点所向往的不是官场，而是山水田园：暮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水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罢，竟然感叹道：“我是赞成曾点的想法的。”它表现了孔子的性格和志趣的另一面。

　　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天人合一。传统艺术观以自然为艺术之本，“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吕氏春秋·大乐》）“圣人作乐以应天”，“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礼记·乐记》）孔子重视艺术生活和生活艺术化，根本上是要按照艺术和美的规律去美化生活，美化人自身，追求人的生活活动与人生美学规律的高度契合。在孔子看来，遨游于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之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生活艺术化的重要途径。

　　四是向乐而行。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圣人，却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强调 “不忧”是君子、仁者应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以生为乐，向乐而行。乐学只是乐生的一个方面。

　　孔子尤为重视人内心的和谐。他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种内心的和谐与悦乐，是与以天下为己任、任重道远的主体意识和恢宏博大的审美心胸分不开的。一个笃信好学、勇于担当的人，即使居贫贱、处逆境、临苦难，依然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昂扬奋发的生命姿态，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愈挫愈勇；不忧不躁，笑对风雨，对未来充满信心。以生为乐，向乐而行，不只意味着快乐或美感体验，是人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还意味着，一个以生为乐，向乐而行的人，必然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历史，志道据德，践仁履义，并以天下苍生的快乐为己任。“仁”字的精义本是“立人”“达人”，成己成人。己之所欲，亦为人谋之；己之所不欲，亦无加于人。

　　综上所述，“游于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肯定游或游艺是人特有的生存方式，一种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美（乐）和善、真一样，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人在与客体、对象任情率性的交游中，追寻和确证人生意义和价值真谛，获得至美至乐的生命体验。弘扬科学精神、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是人的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孔子“游于艺”的宝贵教示，不仅具有教育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生命本体论的意义，是现代人格教育，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思想资源。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第43期

　　作者：谢明德，副编审，副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