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鼎:《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

来源:《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作者:丁鼎 2021-11-03 16:45

  摘要: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逐步完成了由儒家准经典向经典转化的过程。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和谶纬的兴起,以及魏晋以降历代帝王对《孝经》的重视和研习,从不同向度促进和强化了《孝经》的经典化进程。西晋时《孝经》博士的设立,则标志着《孝经》经典地位的正式确立。而南朝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关键词:《孝经》;儒学;经学文献体系;七经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著作,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儒家十三经中,《孝经》篇幅最小,只有1903 字,而其他经典都在万字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孝经》本来不在“五经”之列,它在汉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典化过程,正式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南北朝时期甚至一度被列于“群经之首”。此外,《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历代多位皇帝,如东晋元帝、孝武帝、南朝梁武帝、简文帝和唐朝唐玄宗等亲自作注并颁行天下的儒家经典。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儒家经典精华集成《十三经注疏》中,其他十二种经典的注本都选用汉晋旧注,只有《孝经》一种选用唐人新注,即唐玄宗《孝经注》,号称“御注”。由此可见,《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孝经》与其他儒家经典一起失去了作为社会纲纪理论的地位,有关研究也逐渐衰微。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学界对《孝经》的研究呈现出复苏乃至兴盛的景象。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界对《孝经》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孝经》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孝经》的成书时代、作者、版本和历代《孝经》学术史,以及《孝经》的语言特点、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两部有关《孝经》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撰写的《中国孝经学史》,另一部是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撰写的《孝经学史》。这两部《孝经》学术史研究的专著,对《孝经》学术史的发展和流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论述,在《孝经》学术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篇幅如此之小的《孝经》,为什么会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会得到古代学者和现代学术界的如此重视? 本文拟在前贤时修论述的基础上,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施,推动《孝经》在西汉时取得与“六经”并列的准经典地位

  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载体。《孝经》本来不在六经之列,由于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统治者非常推崇《孝经》,使得《孝经》在汉代几乎达到了可以与六经比肩的地位。正如窦秀艳教授所说:“汉代吸取秦亡的教训,特别重视人伦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力图通过孝治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加强宗法统治。因此汉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都学习《孝经》,提倡孝道,褒奖孝行,把孝行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等,极大地鼓舞了世人学习《孝经》的热情。”

  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汉王朝相应地在选官制度中设置了“举孝廉”科目。所谓“举孝廉”,就是要求各郡国向朝廷推举具备孝、廉德行的人士充任官员。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是察举制,分科选拔人才,其中最主要的科目就是“举孝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 初实行举孝廉制度,要求各郡国向朝廷荐举孝子和廉吏,由朝廷任命为官。正因为汉代秉持“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并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专门讲述孝道和孝治的《孝经》既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学界和民间的推崇与追捧。东汉学者荀爽在对策中说:“汉为火德……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由此可知,汉代实施“举孝廉”制度,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诵读、学习《孝经》的活动。这类活动无疑大大提高了《孝经》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

  西汉哀帝年间,刘歆奉诏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校理中秘图书,并在刘向所撰《别录》基础上,撰成《七略》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录学著作。东汉明帝时,班固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对刘歆《七略》“删去浮冗,取其指要”,编纂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七略》一书已经亡佚,由于《汉书·艺文志》是取《七略》之“指要”而成书,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中窥见《论语》在西汉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汉书·艺文志》依照《七略》之体例,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 即六部) 。六略中,六艺居首,六艺也即六经,《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由此可以推知,在刘歆《七略》的文献体系中,《孝经》属于六艺略,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而不属于诸子略,其地位远高于《老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等其他诸子书。

  此外,《汉书·艺文志》中还详列了“六艺”“九种”之家数:《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礼》十三家,《乐》六家,《春秋》二十三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小学》十家。《孝经》有十一家之多,仅次于《春秋》的二十三家、《易》与《礼》的十三家和《论语》十二家,位居第五。虽然不能简单以家数之多寡来判定各种典籍的地位,但《孝经》的家数居于“六艺”“九种”的第五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孝经》地位之高,及其在西汉时期研究之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汉时期《孝经》的地位及重要性,《孝经》基本上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六经) 不相上下。

  在《七略》中,《孝经》占据与“六经”并列的地位。由于《孝经》在汉代一直未被列于学官,也未设置博士,其地位与“六经”相比毕竟稍逊一筹,只能算是“准经典”。

  需要说明的是,《孝经》一书在汉文帝时曾与《论语》《孟子》等设置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记述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按赵岐之说,《孝经》在汉文帝时和《论语》《孟子》《尔雅》一起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这里所谓“皆置博士”中的“博士”只是“传记博士”,与后世的“五经博士”有所不同。后来汉武帝罢黜了这些“传记博士”,而为儒家五经专门设立了博士,即“五经博士”。汉武帝虽然把《孝经》博士与其他“传记博士”一起罢黜了,但《孝经》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诚如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所说:“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汉人特别尊崇《孝经》。如清儒皮锡瑞《经学历史》考证说: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综上所述,汉人确实往往把《孝经》与《春秋》等儒家六经相提并论,在郑玄看来,“《孝经》视诸经为最要”。而在近人王国维看来,“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兴衰也”。

  二、汉代谶纬的兴起对《孝经》经典化的推进和加强

  谶纬是指附经而行的或假托孔子之语,或以怪力乱神之说阐释儒家经典的图书。这类图书盛行于两汉时期,其思想体系形成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两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汉代出现的纬书对于《孝经》特别推崇,甚至假托孔子阐释《孝经》的重要意义。如《孝经钩命决》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就把《孝经》提升到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来看待了。

  汉代各种纬书不仅特别重视《孝经》,而且还以神话的笔法,强调和神化孔子亲自写作《孝经》这部儒家经书。如《孝经援神契》神化孔子作《孝经》说: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摘麟,伤其前左足,薪而覆之。……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两汉的谶纬运动除了依附“六经”(“五经”) 造作了许多纬书之外 ,还围绕《孝经》与《论语》造作了一些相应的纬书,并与其他经书的纬书合称为《七纬》,从而将《孝经》及《论语》与“六经”(“五经”) 并称为“七经”。

  据考证,目前从相关文献辑佚的“孝经纬”主要有如下13 种:《孝经援神契》《孝经中契》《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孝经钩命决》《孝经内事》《孝经内事图》《孝经河图》《孝经中黄谶》《孝经威嬉拒》《孝经古秘》《孝经雌雄图》《孝经雌雄图三光占》等。

  与纬书相关联,东汉时期出现了“七经”的说法。《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赵) 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这里所谓的“七经”显然是在“六艺”(六经) 基础上的扩展。其中是否包括《孝经》呢? 对此,后世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六经”加《孝经》,也有人认为是“六经”加《论语》。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六经”加《孝经》说。《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徳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孶》《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两汉时期的“纬书”或“谶纬”都是附经而行的,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舜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上引这段李贤注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依此可以推知《孝经》当时已被列于儒家经典之列。既然当时有人将《孝经》纬列于“七纬”之中,可以推断当时可能也有人将“六经”加《孝经》合称为“七经”。

  其二,“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张纯传》记载:“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李贤注曰:“谶,验也。解见《光武纪》。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

  对于李贤注的两种不同解释,清人姚振宗按断说:“章怀太子言《七经纬》有《孝经》无《论语》,言《七经谶》反是。而《七经纬》及图书中《孝经》义者独多,似《孝经》《论语》并合而为‘七经’也。”

  由上可知,东汉时期出现了包括《孝经》在内的“七经”说,一方面说明“七经说”与谶纬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上已普遍将《孝经》看作与“五经”并列的经典了。

  东汉史籍中多有包含《孝经》的“七经”之说,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五经”加上《论语》和《孝经》,甚至有人认为《孝经》与《论语》在东汉时也曾被立于学官。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曰:“《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刘师培则曰:“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厥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见《后汉书·赵典传》注) 。

  《孝经》与《论语》在汉代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崇,而根据汉代简策的规格,似乎可以判定当时《孝经》的地位应该高于《论语》。古代简牍制度“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东汉简牍制度规定《孝经》之策长于《论语》之策。《仪礼·聘礼》疏曰:“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

  这段孔疏中引用郑注所说的六经简策长度“尺二寸”有误,当为“二尺四寸”。阮元《校勘记》曰:

  按《春秋序》疏云:“郑元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然则此云“尺二寸”,乃传写之误,当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经》谦,半之”,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谓《论语》八寸,居六经三分之一,比《孝经》更少四寸,故又谦焉。

  东汉时《孝经》之策长一尺二寸,而《论语》之策只有八寸长,可知当时《孝经》的地位应该是高于《论语》的。

  三、两晋南北朝帝王的推崇和研习提升了《孝经》的经典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朝廷继续承袭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许多皇帝和皇太子身体力行地宣讲和研究《孝经》。两晋南北朝正史中,有关各朝皇帝、皇太子研习、宣讲和注疏《孝经》的记载纷见迭出,不胜枚举。这一现象成为本时期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仍,战乱不断,历代政府均难以注重文化建设。在这种政治和文化态势下,经学不可避免地呈现衰落之势。然而《孝经》学研究却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逆势而上,当时许多皇帝和皇太子对《孝经》显示出特别的兴趣,甚至直接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来。这一时期,皇帝和皇太子亲自参与研习《孝经》,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事例:

  (一) 多位皇帝亲自撰写有关《孝经》的著述

  据清四库馆臣考证:“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于世。”由此可知六朝时期东晋元帝撰写过《孝经传》,东晋孝武帝撰写过《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撰写过《孝经义疏》。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梁简文《孝经义疏》五卷。”由此可知,萧梁时期,梁武帝与简文帝分别撰写有《孝经义疏》。

  (二) 许多皇帝亲自讲习《孝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许多皇帝亲自参与《孝经》的讲习,表现出对《孝经》的极大兴趣。如《晋书·穆帝纪》提到晋穆帝讲《孝经》的情况曰:“(永和十二年) 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 三月,帝讲《孝经》。壬申,亲释奠于中堂。”《晋书·孝武帝纪》也记载:“(宁康三年) 九月,帝讲《孝经》。”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皇帝讲《孝经》的仪式颇为隆重,需要许多高官大臣“侍讲”“执读”和“执经”。如晋孝武帝讲《孝经》的场面,《晋书》这样记载:“宁康初,以(车) 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 胤与丹杨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又《梁书·朱异传》记载:“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这里所提的“高祖”,指梁武帝萧衍。可见,梁武帝萧衍非常重视《孝经》,亲自为《孝经》撰作《义疏》,也曾亲自讲过《孝经》,当时的太学博士朱异曾作为“执读”陪伴梁武帝主讲《孝经》。

  北魏皇帝也多有亲自主讲《孝经》者。如《魏书·世宗纪》记载:“(正始三年) 十有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这里提到的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都是北魏世宗元恪的兄弟,元恪亲自为其兄弟诸王讲《孝经》,显示出他对《孝经》的重视。此外,《魏书·刘芳传》记载:“出帝初,(刘廞) 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酬答 论 难 未 能 精 尽,而 风 采 音 制 足 有 可观。”可知,北魏末代皇帝元修(出帝、孝武帝) 也曾讲过《孝经》,并由当时的国子祭酒刘廞担任“执经”。

  (三) 皇太子讲习《孝经》者更是屡见不鲜

  两晋南北朝时期,历代皇帝普遍推崇《孝经》,许多皇帝除亲自讲习《孝经》外,还经常要求皇太子讲习《孝经》。如《宋书·礼志四》记载:“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由此可知,晋武帝与宋文帝都曾安排皇太子讲《孝经》,这在当时似乎已经形成惯例。《晋书·潘岳传》附《潘尼传》所载潘尼《释奠颂》记载:“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元康为晋惠帝年号,晋惠帝曾诏令太子讲《孝经》。又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昭明太子统……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天监) 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瑏 瑠 梁昭明太子萧统三岁就接受《孝经》教育,不到十岁时就能讲习《孝经》。又据《北齐书·儒林列传》记载:“武平中,皇太子将讲《孝经》,有司请择师友。帝曰:‘马元熙朕师之子,文学不恶,可令教儿。’于是以《孝经》入授皇太子。”武平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北齐后主高纬虽粗鄙少文,但也曾为其太子择师教习《孝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帝王普遍推崇《孝经》,许多皇帝不仅亲自讲习《孝经》,还把《孝经》研习作为太子教育的常规内容,这样势必会促进《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四、《孝经》博士的设置与《孝经》经典地位的确立

  前已述及,《孝经》于汉文帝时被设立为“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因独尊五经而被罢黜。但“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之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然则汉时《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盛衰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国学时废时兴,但历代政府不曾减弱对《孝经》的倡导热情和力度,学界对《孝经》的研究不仅未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这一时期比汉代更重视《孝经》,《孝经》博士的设置即是明证。

  汉武帝罢黜“传记博士”后,《孝经》复立博士当在西晋武帝时期。《晋书·荀崧传》记载:“(东晋) 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当时,荀崧不同意简省《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博士,因而上书说:“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

  由上述记载可知:其一,西晋时已设置包括《孝经》在内的各经博士共有十九人,至东晋元帝时简省为九博士。其二,东晋元帝恢复博士制度时,将西晋时期的十九博士简省为九博士,但《孝经》博士仍然位列九博士之中,不在简省之列。在如此大的简省幅度中,《孝经》博士仍然保留下来,可见《孝经》在当时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超过了《仪礼》《公羊》《榖梁》及《易》的地位。

  南北朝时也多见《孝经》立于学官的记载。《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二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榖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这说明《论语》在刘宋时位列“十经”之列。只是由于《论语》与《孝经》篇幅简短,二者合为一经,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经”的地位。

  《隋书·经籍志·孝经》记载:“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这说明当时南朝设置了《孝经》博士,北周、北齐也都设置了《孝经》博士。《周书·高昌传》记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说明连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高昌国,也将《孝经》与《毛诗》《孝经》等儒家经典一起立于学官。

  五、王俭《七志》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强化和确立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南朝齐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直接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王俭《七志》,《孝经》为初。”这说明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始见于王俭的《七志》。王俭如此推崇《孝经》,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率尔为之,而是对当时《孝经》社会地位逐渐提升的认知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对《孝经》的推崇和倡导,促使当时《孝经》相关的著述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等著录,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有经学著作 652 部、5371卷,多为南朝作品。虽然平均每年不到两种,但是日积月累,斐然成章,尚得《易》学著作94 种,《尚书》学著作 41 种,《诗》学著作 76种,《春秋》学著作 130 种,《礼》学著作 211种,《孝经》学著作 100 余种。”当时《孝经》学著述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易》学著作、《尚书》学著作和《诗》学著作的数量,而仅次于三《礼》学和《春秋》三传研究著作的数量。三《礼》和《春秋》三传都是三部著作,相比而言《孝经》在当时的儒家经典体系中是最受关注、最受推崇的儒家经典。当时王俭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反映。从《孝经》文化发展意义上来看,王俭此举强化和确立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与王俭《七志》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相对应,南朝梁沈约在编纂《宋书》时,创立了“孝义列传”这类人物总传,记述表彰了 20 多位著名人物的孝行事迹。沈约《宋书》开纪传体正史设置“孝义(孝行)”类人物总传的先河。此后,南北朝各代正史(除《北齐书》以外) 均设有此类孝义人物总传。如《南齐书》有《孝义列传》,《梁书》有《孝行列传》,《陈书》有《孝行列传》,《魏书》有《孝感列传》,《周书》有《孝义列传》。此外,臧荣绪《晋书》与唐修《晋书》均有《孝友传》。这种“孝义(孝行)”类人物总传的出现,既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政府推行“以孝治天下”国策影响下的社会风尚,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七志》把《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社会文化原因。

  余论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实现了由准经典向经典的转化。两晋以后,《孝经》博士设立,正式确立了《孝经》的经典地位。而王俭《七志》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则体现出《孝经》经典地位的巩固和强化。此后,《孝经》得到历代王朝政府的推崇和重视。如唐宋时期编纂完成的《十三经注疏》中,其中十二种都是选用汉晋人所作古注,只有《孝经注》为唐玄宗“御注”。《唐会要》记载:“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玄宗非常重视《孝经》,曾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颁于天下”。晚唐文宗太和年间,工部侍郎、翰林侍讲学士郑覃奏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得到文宗的批准。文宗开成二年(837 年),《开成石经》刻成,其中包括儒家典籍十二种:《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论语》和《尔雅》。从此,《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的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汉唐时期虽然儒家经学体系的基础是五经系统,而《孝经》被看作是基础性经典。正如郑玄《六艺论》所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四书》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而“五经”与《孝经》的地位相应有所下降。“正因为朱子认为《大学》已解奠定了一切书的根基,读《四书》是读其他一切的基础,在通往五经的道路上,《孝经》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也就是说,拆解了汉唐注疏所构成的经学体系之后,在宋明理学视野中,为五经提供门径的,不再是《孝经》,而是《四书》。”《孝经》地位在宋代虽有下降,但仍有学者认为《孝经》的思想内容非常重要,理应位居“群经之首”。如北宋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札子》说:“愚窃以圣人之行,莫先于孝;书,莫先于《孝经》。……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经之首,万行之宗,傥留圣心,则天下幸甚。”

  在《四书》学风行天下的大背景下,明代许多学者为维护和提升《孝经》的地位,提出《孝经》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相辅相成的看法。如余时英在《孝经集义序》中说:“昔者夫子与群弟子论求仁者不一而足,而于《论语》篇直以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无非仁义,要其实总归于事亲从兄;《大学》以孝者所以事君,为治国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为政在于修身,而归之亲亲为大。由是而观,则知《四书》固道德之蕴奥,若《孝经》一书又所以立其本而养正焉者也。”赵镗《孝经集义后序》则曰:“是书关涉世教,与《大学》相表里。”黄道周《孝经集传》序言中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黄道周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是国家治理和教化的纲领。并认为大小戴《礼记》与《仪礼》为《孝经》解释性的注疏之作,从而将《孝经》与礼融合,提升了《孝经》的地位。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兴起之后,随着《四书》地位的提升,《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宋代以降,历代统治者对《孝经》的尊崇程度并未下降,历代学者为维护《孝经》的经典地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继唐玄宗为《孝经》作注之后,清代顺治帝颁行《御定孝经注》一卷,雍正帝颁行《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此外还有顺治帝与康熙帝接力完成的《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孝经》的尊崇。康熙帝在《御制孝经衍义·序》中说:“自昔圣王以孝治天下之义,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万善之极。……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纪,特命纂修《孝经衍义》,未及成书。朕缵承先志,诏儒臣蒐讨编辑。……书成,凡一百卷,镂版颁行,并制叙言,冠于简端。庶几嘉与海内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职,人奉亲长之训,协气旁流,休风四达,以成一代敦厚鸿庞之治。斯则朕继述先烈,尊经崇本之志也夫。”康熙帝撰写的这段序言,陈述了《御定孝经衍义》的写作缘起,讲述了本书的宗旨就是“弘敷孝治,懋昭人纪”,“以成一代敦厚鸿庞之治”,也就是继承前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通过推广、弘扬孝德,培养社会的敦厚风气,以提高社会凝聚力,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这是康熙帝组织学者编纂《御定孝经衍义》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孝经》自汉迄清一直得到历代王朝尊崇、《孝经》学一直长盛不衰的深层社会原因。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编辑: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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