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第46期作者:刘敏 2021-11-24 17:30

  一、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天道观

  中华文明在源头时期就通过文字记载了对世界的理解。老子在《道德经》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宇宙(天地)的起源。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谓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易经》对宇宙的起源阐述得比《道德经》更加详细而系统:“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郑玄:《周易郑注·系辞上第七》,胡海楼丛书本)世界即是一个阴阳不断迭代而分形生成万物的过程。

  其实,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用中国本土的概念表述是“天道观”。“天”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天”所指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自然、宇宙、社会、人的世界,是一个兼备了人文和物理含义的世界。在中国文化中,理解了“天”,就是理解了自然宇宙、社会和人的基础。

  中国人对于“天”与“天道”的认识,源于人们最初对天的畏惧、敬仰并奉其为最崇高的意志,即所谓的“主宰之天”。人们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肯定了自然之天的正常运行。随着对天这一宇宙现象的渐进感知与亲近,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在这个宇宙中是主动的,是可以发挥能动性的,因此将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易经》说:“三才,天地人之道。”董仲舒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清乾隆抱经堂丛书本)这些都旨在说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于这个广大的自然界,并且能够彼此和谐统一。

  先秦时期的“天”“道”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是中国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一天道观发展到魏晋玄学时期,开始侧重讨论世界的“有”“无”“本”“末”问题,但其依据的文本仍然是先秦时期的《易经》《老子》《庄子》。到了宋明时期,人们的天道观开始围绕世界的本原究竟是天理、还是心性展开讨论,从而发展形成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理学一系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天理,而心学一系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心性。但二者理论形成的依据依然是先秦时期的《论语》、《孟子》、“六经”等文本。因此,从整体上说,古代中国世界观的基础是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天道观”。

  二、形成天道观的方法论:“尊德性”和“道问学”

  中国人不仅形成了关于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天道观,而且有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方法论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叫做“为学之方”。中国人的“为学之方”概况起来,用《中庸》的话讲,即“尊德性”和“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出自《礼记·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自古以来,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解说。郑玄的注解是:“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郑玄注,陆德明音义:《礼记卷第十六·中庸》,相台岳氏家塾本)也就是说,“德性”的本质是“至诚”;“道”是路径;“道问学”是通过治学和修养,彰显“至诚”的“德性”。郑玄强调“至诚”是人的“天性”,治学的起点是学习者自身“至诚”的天性,由此天性和本性出发,开展一切“道问学”的活动。而治学要达到的目的是进一步彰显、强化学习者内心的“至诚”本性。很明显,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之中,郑玄更为强调的是“尊德性”。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读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宋刻本)在这个注释里,朱子是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后来与陆九渊展开学术论辩,才将重点放在了“道问学”上面。在“德性”与“问学”何者更为首要和根本的问题上,朱熹与陆九渊各执一词:朱熹认为,认识真理的根本方法是问学,讲求格物致知,通过不断问学和探索而获得真知,并发展出德性;陆九渊的看法是尊德性对于认识真理来说是起始和根本,而问学只能建立在尊德性的基础之上。朱熹主张,教人应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而陆九渊主张,教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宋]袁燮:《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明嘉靖三十八年晋江张乔相刻本)

  其实从根本上,“尊德性”与“道问学”均为“为学之方”。“德性”为“尊”,为根本原则;“学问”为“道”,为必经之路。二者是圆融统一的,之所以会产生争辩,是因为思想家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各自想强调的重点不同所导致的。人生最大的学问是追求德性,做学问一定以追求美德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而德性养成的必经之路是做学问,在学问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实现德性的发展和完善。一个追求真知的人必然要以追求道德为根基,一个追求道德的人必然以探索真知为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形成对世界的真正认识。

  三、意义旨归: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天道观,以“天”“道”为宇宙运行的根本。这种世界观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宇宙的敬畏,对无穷的自然宇宙和未知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儒家讲君子有三畏,其中有一畏是“畏天命”,这体现出古人对超自然的力量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中国人对自然宇宙保持敬畏和距离,并不代表中国人面对世界缺少进取心,采取消极态度。恰恰相反,中国人虽然对自然敬畏,但同时也确立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人而言,人与天地并立,并称“三才”,人有生生不息的精神,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日新又新的精神,有在宇宙中上下求索的精神,有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

  从认识论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如前所述,古代中国的认识论主要可以归纳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向。尊德性是以德性的养成作为学问的根本,由德性这一根本出发,依据这一原则来治学和治事。也就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道问学的路向是从具体的学问出发,从探索外部世界入手,一步步养成德性。尊德性是先确立做人的大体,依据内心的德性,然后将德性扩充至外部事物,是由内心向外界的扩充;而道问学是先从外部事物入手,逐渐形成内在的德性,是从外部到内部的涵养。这两种路向是相得益彰的,统一于治学的过程之中。从这两种路向,可以看出中国人既有追求内心德性不断完善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有脚踏实地、探索外部世界的求知的精神。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根本是回到自身的涵养,回到德性的养成上。

  中国人以天道观为内核的世界观,及其尊德性、道问学的方法论,最终指向的目的是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面对强大的自然和宇宙,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是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在永恒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宇宙面前,人如何安放自己,是屈从于它,还是违背于它。中国人选择与宇宙并立。对中国人而言,人之所以能与宇宙并立,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格的挺立,是人要能够尽人之性,因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郑玄注,陆德明音义:《礼记卷第十六·中庸》,相台岳氏家塾本)。人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性,而这个合理性即人性,而人性的根本是德性。德性是人在天地宇宙中存在的根基。为了稳固这一根基,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价值,人就必须以德性作为一切活动的原则,包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总之,中国人认识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发挥人性的最高价值——德性,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安放人的存在,使人与天地和谐并立,在与自然宇宙的和谐共生中获得永恒。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天道观,以“天”“道”为宇宙运行的根本。其认识论主要可以归纳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向。尊德性是以德性的养成作为治学的根本,由德性这一根本出发,来开展一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道问学的路向是从具体的学问出发,一步步养成德性。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以天道观为内核的世界观,及其尊德性、道问学的方法论,最终的指向是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高华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