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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衍华:《孟子》国家治理之道要义

来源:《走进孔子》作者: 2022-05-13 10:48

  《孟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经济模式、道德教化、规矩意识、生态治理、军事外交等,但它的要义或者核心则是“仁政”学说。那么,何为“仁政”呢?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先王之道”“尧舜之道”,用范祖禹的话说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在孟子看来,任何时代的天子、诸侯皆会有“仁心仁闻”,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决定的。然而,要在国家治理中实施他心目中宏伟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仁政”蓝图,仅仅有“仁心仁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之中。衡量的标准则是天下百姓能否“被其泽”,治理之政能否“法于后世”,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图片《孟子正义》书影

  那么,实施“仁政”蓝图应该从何处着手呢?孟子也给出非常明确而清晰的思路,也就是他说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然而,为何正“经界”对孟子的“仁政”学说如此重要呢?他本人解释说:“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田土的界限不合理,井田的大小就不均衡,作为俸禄的收入就不合理,自然也就给世俗的暴君和贪官污吏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早期儒家特别注重礼制,也就是《荀子·礼论》开篇说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应该说,孟子的“经界”说与荀子的“礼论”说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为了遏制战国社会中人的争斗欲望。

  孟子之所以说“正经界”是“仁政”学说的开端,是因为只有泯灭掉为政者的贪婪,消灭其内心固有的私欲,才能使他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才能使他们不与民争利。这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孟子》开篇所记批判梁惠王“何必曰利”一语。在孟子看来,作为国家的为政者特别是诸侯国君,其工作的重心就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培养社会的仁义之风,也就是孟子讲的“亦有仁义而已矣”。按照通常的理解,“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按照朱熹的理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四书章句集注》)应该说,二者的内涵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强调为政者要具有为政之德,特别强调维护普通百姓的基本权益,这是孟子国家治理思想的根基。

  孟子一方面强调诸侯国君“何必曰利”,另一方面强调“民事不可缓也”。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上》)普通百姓是否有道德操守,是否能有廉耻之心,取决于为政者能否使他们拥有“恒产”。假如普通百姓没有“恒产”,他们就会放纵自我,就会胡作非为,就会以身犯险。百姓的行为一旦触犯礼法,为政者就不得不给予他相应的惩罚,这等于是陷害老百姓于不义之中。所以,有志于效仿先王实行“仁政”的诸侯国君们,就必定懂得谦恭节俭,就必定懂得礼待下属,并且遵循先王制定的“什一税”,使国家税收在百姓的“恒产”和国家的正常运转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孟子看来,三代时期先王所制定的“什一税”是维护二者平衡的最优选项。尽管三代时期的赋税名称不同,夏代是“五十而贡”,商代是“七十而助”,周代是“百亩而彻”,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皆什一也”。当然,孟子视不同情况还提出了不同的收税方式。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意思是说,在郊外实行九一税收,在城市实行什一税收。在野外实行井田制,每份井田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 四周八百亩为私田(八家各取百亩),而八家共同照料公田,收入归公家所有。可以说,孟子的井田制虽然具有非常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但的确是探索维护公私关系平衡的一种有效的方案,也是孟子“仁政”蓝图的经济基础。

  当然,只给予百姓有效的经济保障还不够,诸侯国君还要树立“民为邦本”的观念。《孟子·尽心下》篇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代最强音。在孟子看来,能够得到万民的拥戴才能成为天子,能够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成为诸侯,能够得到诸侯的信任才能成为士大夫。所以,万民是一切爵位、俸禄的基石,万民自然也理应成为天下的最贵者。如果危害万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更换天子,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可以更换诸侯;如果祭祀用的三牲膘肥体壮、谷物洁净,并岁时祭祀,国家仍然发生了旱涝等自然灾害,就可以考虑更换社稷。从孟子的论述中,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早期儒家的“敬德保民” 和“民为贵”思想的深邃性,并且其对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治理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图片孟子塑像

  孟子继承孔子的“孝悌”说,提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观点。从性善论的角度,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需要论证的,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实现。他举例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孟子·告子下》),“徐行后长者”是人人皆可以做到的,只是现实中的人们不去做而已。北宋学者陈旸解释说:“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尧舜人伦之至,亦率是性而已。岂能加毫末于是哉?”杨时解释说:“尧舜之道大矣,而所以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意思是说,“尧舜之道”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高深莫测,只要效法就会变得简单易行,而起点是从传统的“孝弟”,也就是从“徐行后长者”开始。

  当然,“徐行后长者”只是一种内在敬畏观念的外在表现,是一种社会道德教化的基本原则。孟子认为,在饱食、暖衣、逸居等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社会还必须进行人性的道德教化,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五伦” 是孟子提供给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法宝,一个人无论处于怎样的位置,他总能从中找到相应的职责。只要人人能够认真遵行,社会就能安定,天下就能太平,甚至会出现早期儒家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孟子为实现他的“仁政”理想,仿效孔子游离于当时的大国之间十四年,希望梁惠王、齐宣王等大国的国君能够“不嗜杀人”,希望他们通过实行“仁政”,最终实现天下的“定于一”。然而,诸侯混战的战国之世并未给孟子提供实现其抱负的历史舞台,但是这并不代表“仁政”学说不能平治天下,滕文公遵从孟子之教,某种程度上践行了他的“仁政”蓝图,从而说明他的国家治理思想并非不为社会接受,只是不为“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国时代所接受。最终孟子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诗》《书》,回到了儒家经典,仿效至圣孔子整理典籍,将他的“仁政”学说、“王道”理想都寄托于《孟子》之中。《孟子》自然也就成为后世人们心目中汇总“述尧、舜之道”“述仲尼之意”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治理思想的经典之作。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论语学研究中心秘书长、《论语学研究》主编。)

编辑:宫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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