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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礼,要“应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 2022-06-09 09:09

  也许,中国人是世界各民族中对“时”最为敏感的族群。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观察自然而窥测天道的结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然有条不紊,和谐有序。尽管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明智的古人从来不否定天时的重要性。天时是“道”的某种体现,违逆天时,其实就是在背道而驰,是万万要不得的。在“天人合一”思维指导下的中国人,向来主张做事要“顺天应时”。对“时”的推崇,也体现在礼乐文化之中。

  礼首先要合乎天时。伴随着四季更替,中国古代有“四时之祭”的传统。古人依照四时的变化而祭祀自己的祖先,通常分别称之为春祠、夏礿、秋尝、冬蒸。汉代以后,由于二十四节气逐渐发展完善,这些祭祖之礼就慢慢融汇到了与节气相关的礼俗之中。春分、清明、立夏、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时,人们往往应时而祭祀自己的祖先。孟夏时节,小麦丰收在望,处处瓜果飘香,在古代,正是祭祀的好时候。传统社会,收获新鲜食物后,首先要祭献祖先,称为“荐新”。尤其是在有了新收获的夏季,这种仪式更为常见。北方有的地方俗称为“过夏麦”,或选取颗粒饱满的麦穗,或将新麦做成馒头、饺子,置于祖先牌位前;南方也有类似礼俗,立夏时人们将樱桃、新茶等时鲜荐于祖庙。无论南北,其用心相同,即通过祭祀以感念祖先的生养之恩,祈求获得庇佑。中国人向来尊重自然,有知天、敬天、天人合一的传统,会根据四季变化、昼夜长短等自然规律来安排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而礼乐本就源于天道,是天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所以《礼记》中才会特别强调,祭祀一定要顺应天时。

 

  礼体现出顺应天时的理念,乐也是如此。中国古代音律以“黄钟”为首,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故有“十二律吕”之称。汉代以来,古人曾有意识地将律吕与月份、节气相配。《后汉书·律历志》中就有“取律以候气”的记载,说的是在缇室内按方位设置“律管”,这是一种古时用来确定音高的标准器,每管末端则放置葭灰。据言,到了某一时节,相应律管内这种由苇膜烧成的轻灰就会动而飞出,由此表明该节候已至。对于这一做法的科学性,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律学与历法相结合的学说,源于声音之道与天地之气相通的理念,是古代人有意识地顺应天时的一种表现。老杜诗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描述。

  其实就礼乐与“时”的关系而言,《礼记》中更为经典的表述则是“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这是说,在具体实践中,礼乐的使用既要适应时代、顺乎伦常、合于人情,又要适合于祭祀对象,符合祭者身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乐的制作、践行与传承必须讲求时变。换言之,“时”是制礼、行礼的重要标准,如果“时”发生变化,时代、形势、场合不同,那么,礼乐的表现形式和应用策略就该相应变通,绝不能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这与儒家的“变通”精神是相一致的。很多人以为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抱残守缺”的老顽固。岂不知,儒家不光重视常道、重视传承,也特别强调“变”和“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易传》的智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大学》的理念。这种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巧妙平衡,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国人的大智慧!

  《庄子·天运》篇有言:“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所以,除了上述顺应天时的内涵外,“礼乐应时”还体现为礼乐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乐,时代改变了,礼乐制度也必须随之修订,应时而变。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都会颁布官方礼典作为国家礼制的基本准则。从唐代《大唐开元礼》,到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再到明代《大明集礼》、清代《大清会典》,虽然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体系大致相同,但涉及到具体仪程时,大都会根据各自朝代的特点进行修订,这体现的就是“应时”的基本精神。即使在当代,国家层面的礼乐建设依然需要根据时代要求而有序推进。每年国家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欢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华访问的仪式以及国庆节的阅兵仪式等,与古代的吉礼、宾礼、军礼多有相通之处,但当代社会的这些礼乐仪式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是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

  时代性也是后人取舍古礼的重要标准。南宋大儒朱子曾与郭子从通过书信讨论丧服制度。古礼规定,男子殊衣裳,妇人不殊裳。古时上曰衣,下曰裳。“男子殊衣裳”是指不论吉凶,衣和裳的颜色均不同;而妇人在服丧时,上衣与下裳的颜色必须同一,此之谓“妇人不殊裳”。然而,在他们所处的南宋时期,由于时代变迁,这些衣裳之制已经不为人知,甚至还被认为是迂阔怪诞,以为非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时代需要,在社会中强行推广古代的丧服礼制,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子则是相当开明的,他回信说:“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为难,即且从俗,亦无甚害。”在他看来,考订古礼并能够以此改进现有礼俗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被时人所认同,难以推行,那么也切不可拘泥于古代,依顺时下的礼俗习惯也是可以的。所以,经过他损益古今之礼而成的《朱子家礼》能够在当时、后世通行七八百年之久,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我们实际上也面临着与朱子相同的状况,比如古代的“三年之丧”、官员的“丁忧”制度等,在讲求效率的当代,显然已经难以推行。但这些制度中所蕴含的孝道之义,却又是当代社会所缺失并亟待增强的。所以,这就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古礼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当下提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所在。

  礼乐文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所以,践行礼乐文化,既要顺应时代要求,又要注意针对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和不同对象来具体运用。也就是说,礼乐要合乎事宜,因地制宜,这也是“礼乐应时”应当具有的内涵之一。孔子讲过,用麻布制作礼帽子符合古礼的规定,现在大家改用丝织成的布来制作,这样容易制成且更为节俭,我赞成现在的做法;臣子拜见君王先在堂下先行跪拜礼,然后再升堂而拜,这是符合古礼规定的;现在只在堂上行礼,这是骄泰的表现,我遵从古礼。可见,在对待礼的态度上,孔子是崇尚圣贤但不远离古制,顺应习俗而不偏离时宜。汉代桓宽将此概括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显然,孔子是既明且智的。

  礼乐还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祭祀孔子是传统社会位列国家祀典的礼制,长期位于“中祀”乃至“大祀”的地位,影响可谓既深且远。举行孔子祭祀的场所被称为“文庙”,在传统中国,有学校的地方就一定会建有文庙,“学”与“庙”是相依而存在的。文庙属于国家礼制性建筑,国家层面对它的建筑制度有相应规定,不可僭越。但由于各地建立文庙的选址不同,文庙与学校的方位关系就会有因地制宜的变化,一般而言,庙学布局有三种基本形式,即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北京国子监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所在地,为“左庙右学”的布局。随着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播,祭祀孔子也被“儒家文化圈”内的一些国家所接纳,成为所在国追求先进文明的见证。在礼仪实践上,各国都增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形式,韩国将古代朝鲜历史上最为重要的18位儒学家从祀文庙,越南则将授予教授资格的仪式安排在当地文庙举行,这些同样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特色。

日本内阁文库藏汉籍善本明永乐十六年朝鲜刊阳村权近著《礼记浅见录》

  礼乐以时为大的理念,来源于中国文化中因时而变易的传统。《易传》中经常谈到“时”,如卦辞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等说法。“时”的智慧启发我们,世间万物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因时而变异”并非单向的、断裂式的变化,而是一种多向度的、传承性的变化,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损益”。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制现在可以预知吗?”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每个历史时期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外在的礼仪虽每代有变,而其实质内容即礼义应该保持连续性。所以,何止是十代,一百代以后也是可预知的。

  正是由于这种“损益”的特质,所以古人讲:“礼者,义之定制,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当为者,则虽先王之未有此礼,可酌之于义而创为之礼焉。”这说明,礼乐的“应时”必协诸“义”。孟子与淳于髡之间曾有一次关于礼的论辩。淳于髡抛给孟子一个看似两难的问题:“如果嫂子掉到水里了,能用手去拉她吗?”之所以称为“两难”,是因为在孟子的时代,“男女授受不亲”是符合当时礼法规定的,伸手救援也就意味着“违背”当时礼的要求。但孟子并没有犹豫,而是非常肯定地说到:“如果不救,那就是豺狼。”在孟子看来,礼的规定是原则,自然应当遵行,但当面临着极为特殊的状态时,礼则需要变通。具体到淳于髡所设定的情境来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当嫂子溺水,生命受到威胁时,那就必须伸出援手进行帮助。这是因为,任何礼的规定,都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礼的目的性,也是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利,礼必须以人为本。在这经与权、原则与变通之间,孟子始终站在“道义”的一边,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人格榜样。

大盂鼎铭文拓片

  应时,除了要顺应天时,与时俱进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回应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在古今中西的纠葛不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出现的情况下,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尖锐更棘手的人文、社会难题。从自身的视角,发挥自己的优势,回应“时代之问”,破解“时代难题”,助推中国人身心生活的优化,让整个社会更和谐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严,礼乐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才有生命力可言。正如贺麟先生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基于学者对于每一时代问题,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题,皆能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对于新时代的礼乐建构而言,更是需要这种“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在强调礼乐之“合理”“有情”的同时,更应该呼吁礼乐之“应时”。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张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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