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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为什么今天只有专家,而罕有知识分子?

来源:近现代史论作者:许倬云 2023-03-07 10:40

  传统观念里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

  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第一,“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第二,“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第三,“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糊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寻求、实现这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努力做“良吏”;有人努力做“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思想体系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和明朝的“东林党人”。

  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上一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不同的态度:

  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

  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

  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

  这一代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

  等到五四以后,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

  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有人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那么,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

  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

  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

  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

  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除此之外,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

  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

  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的志业在何方?

  (本文节选自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演讲稿。许倬云,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

编辑:董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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