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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世界图书之都究竟有多远

2017-04-25 11:33:00  作者:唐山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又是一年“世界图书日”,随着活动日渐丰富、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阅读如何升级。于是,“世界图书之都”成了新焦点。

  “世界图书之都”项目启动于2001年,它承继“世界图书日”(1995年正式批准设立)而来,被公认为是当下全球图书与阅读领域中最成功的项目。

  “世界图书之都”是一种荣誉,由相关组织每年推选一座城市,以表彰它在图书出版和公众阅读方面做出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有17座城市成为“世界图书之都”。在亚洲,印度的新德里(2003年)、黎巴嫩的贝鲁特(2009年)、泰国的曼谷(2013年)和韩国的仁川(2015年)先后中选。

  2014年,青岛市与深圳市曾申请“世界图书之都”,两城均为我国全民阅读水准较高的城市。特别是深圳市,连续26年人均购书量排全国第一,市民人均日阅读时间超一小时,每万人即拥有一座图书馆,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但最终中选者是韩国仁川。

  我们离“世界图书之都”究竟有多远?现实地看,最大差距可能来自理解。

  “世界图书之都”是“世界图书日”的延伸与升级,二者内涵一致。“世界图书日”的主旨宣言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这与我们对“世界图书日”的理解至少有两点不同:首先,国内只强调“阅读”,未及“出版”与“创作”;其次,基本忽略了版权概念。

  显然,我们将“世界图书日”误会成了“世界读书日”,在中国,它是读者的节日,与出版商和作家关系不大,可问题在于:该由谁来代言读者的利益呢?

  事实上,“世界图书日”本是出版商和作家的节日,其创意最早由国际出版商协会提出,后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为国际性节日。历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图书日”这一天发表讲话时,都会强调推动出版业发展的意义。至于评选“世界图书之都”,评委中也必有国际出版商联合会、国际书商联合会和国际图书协会的代表。

  可见,成为“世界图书之都”不仅要搞好阅读推广,还要有出版业的繁荣、创作的多样化和良好的版权环境等为支撑。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世界图书日”这一天会举办许多活动,活动的组织者多为出版商,他们安排作家与读者辩论、集体写作、推出普及本等。由于4月各行业都比较繁忙,不利集体活动开展,所以不少国家另设“读书日”,则“世界图书日”与出版业的关系更显紧密。

  在中国,“世界图书日”的活动组织者则多为政府部门、媒体和图书馆,虽有出版商参与,但除了卖廉价书、请专家讲座、开新书发布会外,并无更新的活动样式,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限。

  这一局面的形成,颇有渊源:2000年,我国将每年12月定为“全国读书月”。2002年,《中国图书商报》将“世界图书日”介绍到中国,当时便译为“世界读书日”,引起国内图书馆界重视。2003年,国内图书馆界与《中国图书商报》联合发出倡议书,呼吁全国媒体一起宣传“世界读书日”(而非“世界图书日”)。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开始负责承办“全国读书月”,便将“全国读书月”挪到4月23日前后,开始全力宣传“世界读书日”。

  可见,“世界图书日”是被当成文化项目引进的,很少有人关注其商业元素。

  不同文化在交流中,难免出现误解本意、各取所需的现象,无需大惊小怪。从实践看,误会往往应现实需要而产生,所以也没有更改回去、以求原汁原味的必要。但不应忽略,“世界图书日”本是自下而上,可在我们的语境中,却变成了自上而下,由此可能派生出一系列问题。

  比如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少数人纠缠于4月23日是几位外国作家忌日,颇有忽视中国作家之意。遂有好事者称汤显祖亦逝于此日,甚至附会称联合国选择这一天为“世界图书日”,彰显了“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认同”。据学者徐朔方考证,汤显祖逝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即公元1616年7月29日,与“世界图书日”并无关联。

  再比如,在阅读推广中出现瓶颈。自上而下,则可参照的资源有限,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从“读吧!新加坡”“夏季阅读挑战”“读遍美国”等项目中,我们引入了Logo设计、口号设计、活动推出、名流站台之类妙招,也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但要再进一步,就需要更多真正原创的、能契合现实情境的东西。

  在国外,“世界图书日”活动主要受益者为出版商,由他们来组织活动,效率自然最高,形式也更丰富。在国内“世界读书日”活动中,出版商多从事辅助性、边缘性工作,与读者总隔着一层,哪些活动效益高、读者更喜欢什么,出版商们也说不好。

  现代社会运转的特点是不再依赖至高无上的神圣原则,而是转向可行的游戏规则。情怀是无法替代操作的,可事实证明,走出入魅心态并非易事。

  回看当年央视《读书时间》主持人朱正琳曾写下的话:“这个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受到礼遇的日子,在我们中国竟一直很受冷遇。最初几年几乎毫无动静,到第七个年头(2002年),才开始出现一些零零散散的宣传活动和借此展开的促销活动。”

  其实,真的有什么“礼遇”吗?“毫无动静”真那么可怕吗?其中体现出一种生怕被世界潮流甩下、生怕再成为落后者的紧张心态,为此不惜过度夸张与悲情。虽然这促使公共资源不断向阅读倾斜,却也掩盖了真问题。而不理顺出版业与“世界图书日”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制约阅读推广的效率。

  “世界图书之都”保持期仅一年,申请方需提交这一年将举办活动的计划,并给出预算及财务策略。评委会除了要评估这些活动的影响之外,还要考虑申请城市与著名作家、出版商、图书销售商、图书馆等专业组织合作的情况,此外申请者的行为还需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等的要求。

  虽然成本不低,但带来的影响亦大。现代城市竞争正日益呈现为文化竞争,“世界图书之都”可望大大提升城市品牌,但前提是有足够多的读者愿意参与其中,而真正的读者是需要培养的,很难用一个口号、一段情怀来替代更扎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

  相信随着全民阅读不断推进,“世界图书之都”也会瓜熟蒂落。

责任编辑:李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