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2023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现代化之问”，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的5点主张，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现代化之问”是继“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大之问”之后，提出的关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全局性、根本性、前途性的问题，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是破解“现代化之问”的中国答案。

　　“人类社会现代化”是继“中国式现代化”之后提出的世界现代化的新构想，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落脚点和根本归宿，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的根本道路，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现代化之问”之理解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现代化之问”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态的最集中最深刻最急迫的表达。这一问题是人类社会现代化之总问题，不仅关乎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更是关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

　　理解“现代化之问”不仅要求从问题内涵去理解，从问题结构去理解，更要从问题背景去理解。

　　1.“现代化之问”之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直面我们时代现代化存在的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问题，向人类社会发出了“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追问。

　　2.结构分析。从主体看，“现代化之问”不仅关乎个体主体，关乎民族国家主体，关乎地区性主体，更是关乎人类主体；从内容看，“现代化之问”不仅问人自身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问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问题、国家之间现代化发展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问人类社会现代化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呈现出的集中深刻急迫的问题。现代化之问不仅问人类社会现代化普遍性问题，而且问各国现代化之特殊性问题；不仅问现代化目标问题，而且问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等等。从时代问题总体看，“现代化之问”是“四大之问”之后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可以说，它与“四大之问”一起构成了时代总问题。

　　3.问题背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历史”进程日益加速，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在“两制共存”局面中，虽然“西强东弱”格局仍未改变，但“西降东升”趋势日益明显，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人类社会现代化”之理解

　　“人类社会现代化”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继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回应“现代化之问”的新概念。“人类社会现代化”概念之理解，不仅关乎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践。

　　首先，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人类社会现代化作为历史概念，不仅反映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本身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认识结果，有着丰富的世界历史的内涵。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继承西方现代化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且也要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推动资本逻辑主导向人民逻辑主导转变。

　　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智能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利用地上资源，换取人类生存；工业社会的特点是改造地下资源，改善人类生活；智能社会的特点是创造语言符号，追求人类福祉。这三个形态，也可以称之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工业化之后的社会。 目前一种流行性观点认为，现代化等同为工业化，或者将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准，其实是片面的、肤浅的。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曲折历程，导致国人浅层次地模仿“欧风美雨苏化”等发展模式，忽略了本国的历史遗产以及实际国情；二是当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提升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反而加剧世界局势动荡，暴露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弊端 。这些为重新界定什么是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时代课题，即：一个能够经受历史考验、能够落地化的现代化，必须以追求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为根本目标，使各国文明都能够共享的可落地、可通用的成果。可见，将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概念。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类，这里说的人类，具有特定的时空特征，具体是指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地方性或区域性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人类进入全球化之后的人类。人类社会现代化不仅指各个民主国家或区域性现代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指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不仅指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现代化，而是使整体进入现代化，尽管进入现代化进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从空间序列来看，现代化首先出现在荷兰，而后蔓延至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模式、变革顺序均不同。首先，从变迁方式上看，大体分为渐变型和突变型两种。前者又多称之为内源性的现代化，多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传统下，如英国等老牌工业革命国家；后者多称之为外源性的现代化，多发生在殖民地、第三世界等国家中，其现代化进程大体是被动的、被迫卷入的，很大程度上需借用外来资本、外来生产要素进行发展，近似费正清所言的“冲击—反应”模式。外源性现代化还伴随着异质文明与本土文明冲突等复杂现象。此外，即使是同一类型的现代化，其内部不同国家的模式也存在差异。以西欧来说，虽然荷兰、葡萄牙等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但由于航海贸易、海外扩张以及内部经济、人口的衰退，反而停滞不前；而英国由于自身的特殊机缘，具备了推动现代化变革的诸多要素，例如政治稳定、农业革命率先完成、煤铁资源丰富、宗教世俗化较早完成、科学革命先行、政教分立等，使得英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被称为先驱型现代化。而其他国家例如近代俄国、日本、中国等国家迈入现代化，却受到重重阻碍，内部还面临政治体制转型、暴力革命、防御外敌等一系列问题，被称之为后发型现代化。这说明：现代化的发生地点以及路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富含马克思所言的“独特历史规定性” ，它是各国历史条件与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叠加的结果。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整体性趋势，区别只在于各国迈入现代化的历史环境与改革领域的不同。需要指出，这里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指工业化，具有局限性。

　　从时间序列来看，根据罗荣渠等人的研究 ，现代化大浪潮大体分为三次，分别为：1780—1860 年代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其主要特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质的转变；1860—1920 年代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其特点是西方文化或者欧洲文明成为现代化浪潮的范本，被其他文明效仿、学习；1940 年代至今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其特点是经济产业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均迈入现代化，真正进入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

　　欧洲等大西洋一带由于条件充分，其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与调整，拥有足够从容的时间摸索，率先进入现代化，属于第一波浪潮。总体来看，欧洲各国大都是完成了重要而必要的经济、政治改革后，才有效推进现代化。二战期间，美国借战争之便，为世界提供生产资料，加速经济产业的扩展，战后与欧洲、苏联主导全球政治、政治体系，成为第二波现代化浪潮的核心之一，经济实力已超英国，使全球现代化由单一中心逐渐演变为多核心、多中心的态势。二战结束之后，50-60 年代东亚日本借承接产业转移的国际政治环境机遇，逐渐崛起，成为亚洲经济中心，后又有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 80-90 年代的经济奇迹，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以及中东地区、南美地区，均为第二次、第三次浪潮中被迫卷入。从整个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图景来看，虽然存在阶梯跳跃、间接倒退、停滞不前等多种图示，但整体上仍然表现出线性前进的趋势，区别只在于现代化浪潮卷入各国的时机不同，而其背后终极性的驱动力量，则是现代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升级。

　　再次，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具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人类社会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是普遍性实现于特殊性的具体事物，因而是现代化普遍性目标通过各个国家具体现代化道路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

　　以西欧现代化（近代化）为例，一般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视为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晴雨表”，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的启蒙运动等。整体来看，西欧如“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五百年代”“启蒙运动”等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共同表现出打破神性、解放人性的时代特征，马克思•韦伯也形容为“祛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将这些视为“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提醒我们，各国迈向现代化的思想解放之路，均存在差异，例如意大利、法国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艺复兴取得了辉煌成果，但德国、俄国等却面临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缓慢前进，在其中英国又凭借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成为近现代哲学运动的先锋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

　　如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历史原理予以观察，近代中国迈入现代化的情状，显然与意大利、法国、英国存在差异，而与德国、俄国表现出相似特点，例如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积重难返、农民作为反封建的主力难担大任、新兴市民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 状态等。它表明，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均与本国历史条件、国情、文明传统等密切相关。

　　最后，人类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价值”概念。人类社会现代化不仅是实然的，而且是应然的。就是说，人类社会现代化不仅是现实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指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人类社会现代化批判反思以西方现代化为范本建构起来的“现代性”，珍视各国文明内部可孕育现代性的本土资源。“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最早出自西方英语世界，其背景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西方工业革命。 “现代性”一词，狭义地讲，一般是指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广义地讲，“现代性”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业已存在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以及人们在这种模式下的生活方式、社会认知、文化心理、交往规则、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的总和。表面看，这样的现代性似乎是普遍的，全人类的，但事实上却非如此。这是因为上述所言的“现代性”同时也是瓦解宗教、信仰、传统的过程，“传统”以及以“传统”为表征的历史文化，被视为“现代性”的障碍。

　　将现代看作是摈弃传统的观点，肇始于马克斯•韦伯、斯宾塞，之后T.帕森斯、W.罗斯托、D.贝尔等将这种理论形成“传统—现代化”模式。该模式认为现代与传统是断裂的，并认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发展模式，才是现代化的唯一范本，而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的模式。可见，这样的“现代性”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名词，它并未涵盖全人类、各种文明的价值需求，它无视各国的文明传统。但事实上，东亚经济腾飞和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我国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已戳破其光环。 不少国家推进、实现工业化的实践表明，本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或者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传统，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两相对立的关系。如罗荣渠所言：“‘现代化’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含义又很笼统。按两分法，把社会现象按‘传统’与‘现代’编排成两组相互排斥的特征，也是虚假的。因为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性社会，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 “现代化理论受到的另一种非难是：它的理论架构是一种主观的构想，经不起实践的验证。把一切前现代化的东西都归之于‘传统’，事实上抹煞了传统不论其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都存在极大的特殊性与多样性（multipilicity）。” 金耀基也认为，从传统到现代是一“连续体”。真正“现代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由此可见，从旧的“现代化”概念，到“人类社会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价值序列上的转变，是立足各国实际、满足各国需求的现代化，它拥有迄今为止最深厚的全球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化”或“现代性”虽然可以泛用，但绝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现代化。原因如下：第一，以往的“现代化”一词，含有浓厚的价值判断的色彩；第二，“现代性”一词常常暗示一个单一的、最后的事态，具有目的论倾向；第三，“现代性”一词常常被看作是“经济的现代性”的代名词，忽略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价值；第四，“现代化”常常被看作是“传统”的对立面。 可见，这样的“现代化”已经在价值尺度上发生偏离。一个健康、全面、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现代化”，应该是同时修正、批评“现代化运动”负面性的过程，一定是尊重、涵盖各国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现代化，一定是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的现代化，即“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即《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最高愿景。

　　破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历史之问的中国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提出的“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多样性；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的5点主张，科学回答了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指明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首先，贡献了“人民”的相关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从理论上说，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有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可通过现代转化，为当下所用。例如“民为邦本”等理念，便可与“天下大同”等相互调配，一方面将“民”的概念泛化为世界人民，为人类社会提供最深厚、最基础、最广大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现代化”二者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从实践上说，我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当下正在实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通盘考虑的包容性、样本巨大的引领性，都可以为更大规模的全球人口现代化，发挥“资料库”作用，提供范本。同时巨大的人口规模，塑造了不同民族交融汇聚的多元一体、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明格局，其中蕴含着如何塑造凝聚最广大民心的统一价值观、保持一个人口巨大的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的历史智慧。

　　中国智慧还重视“人”的作用、价值，“以人为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国为本”“以君为本”有着明显的差异。《易传》有“天地人”三才说。《中庸》谈到“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论述到“人”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制天命而用之”，参与天地之“治”。宋儒周敦颐又从本体论的高度，再一次突出了“人”的可贵价值。当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的力量，深刻了解人的价值的意义，进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改天换地，是“以人为本”“参赞天地”理念的最好体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体现。

　　其次，贡献了天下为公与共同富裕的政治智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提升为对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为前提的。同样提到共同富裕的关键就是发展，“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包含着“富民厚生”的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的体现。以发展理念为前提的共同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融相通，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论语•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谈到“富裕”与政治原则的关系，即：通过政策利民、安民、富民，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尚书•大禹谟》有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管子•治国》又点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不断强调富民与国家政权稳定的内在关系。在富民之外，中国智慧还犹为重视“富而后教”的思想，孔子、孟子、荀子均有“富而后教”的相关论述，强调教育和教化对于保持物质财富的心灵进化、修养提升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法异曲同工，其中至少有财富与教育、财富与道德、财富与节俭、财富与家风、财富与济世等多种辩证关系，包含着关于如何调节公产与私产、社会公益与个人所得之间关系的独特民族智慧，对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再次，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智慧。中华文明能够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绵延不断并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其中第四个方面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曾经提出和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敬畏生命”“取用有节”等丰富的生态观念与文化传统。

　　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并不是单纯把“天”理解为物质的“天”，如自然界、物质环境等，同时也把“天”理解成道德之“天”、规律之“天”、境界之“天”。其主要关切是：人与自然资源、人与周遭环境、人与自然节律、人与境界修养的辩证统一，其中包含了生态智慧、道德智慧、美学智慧等。《易经》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因人而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这是一种时间长河里孕育出来的东方智慧，也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总结下来的经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主张万物并育，取用有节，历朝历代的法律乃至地方乡约家训，都有不少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节的理念。《周易》《礼记》《中庸》都体现了“中和位育”的生态思想，其要点是对多样性的珍视和保护，对自然资源的取用要依时而行，尤其重视“养”的智慧，强调物无弃物，物尽其用。

　　最后，贡献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智慧，即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以儒家文治为核心的教化、精神，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具体来说有：

　　存有的连续性与生机自然、整体的和谐性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等。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目标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是人类现代化的内在价值。永续发展，首先导源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哲学观，《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又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中华文明十分重视保障生存、绵延生命，背后正是“连续性”这一突出特性的体现，这与西方文明“地层断裂”的历史观存在明显的差异，把对历史资源、文明更迭所消耗的资源见到最低，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趋势更新。永续发展，还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意识，紧密相关。《国语》曾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观察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世界文明当中较早就认识到包容差异的重要性，主张在尊重差异性、多样的前提下，和而不同，凝聚最大共识，推动历史前进。永续发展，还离不开中华文明对和平理念的珍视，并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中华民族崇尚“修远安人”“亲仁善邻”的和平理念。《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表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战争的危害，古人提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戈为武，《左传》曾经定义“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也就是说拥有武力恰好是为了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而不是掠夺他国资源。中华文明对和平理念的重视，为人类社会和平共处，塑造了切实可行的安全观、发展观、大局观。

　　以上所举中国智慧与中国答案，不免挂一漏万。当下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中国智慧的现代运用。这一伟大实践，在形式上是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的“五个特性”的必然体现；在内容上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我们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以胸怀天下、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使命，体现了大胸怀、大格局、大视野、大担当，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现代化，终究会实现也必然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