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传统伴随着整个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关系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奠基，民族性格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国的历代圣贤，厚德载物，以自身为典范，把思想提炼为经典，把各种仪式上升为国家礼制，引领人们的日常行为越来越有道德伦理的内涵。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塑造着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文明开启与道德肇始

　　中国广袤的大地，曾孕育早期的人类。社会性的人，是在共同体中存在和延续的。“假如没有道德，就不会有人类共同体，从而也不会有人类生活。” 中华历史的起源，以及“德”文化的肇始，源远流长。在传统文献中，圣人、圣王的开端叙事构成了中华文明史源头叙事的主流。“崇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中枢，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是理性、理想、智慧和真、善、美的人格化。既是人们认同的对象，又是追求的目标。圣人，在各家各派、各行各业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从更高的抽象意义上看，上述品格几乎是相同的或一致的。” 我们选择几个典型代表人物，管窥远古道德的肇始。吕思勉在《先秦史》中指出：“吾国开化之迹，可徵者始于巢、燧、羲、农。” 他们都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圣人或英雄人物。他们作为有“德”的圣人，有功于万民，被推荐为王而治理天下。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炎黄传说表现了三事并重（“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的观点，炎黄二帝致力于发明创造以造福于人民。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具体形象。”

　　先看“有巢氏”，他“重积德”，解决了如何“住”——这个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巢氏“构木为巢”，有功于民，“重积德”，而被民众推举为王。《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韩非子·五蠧》：“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两部文献叙述的内容大体一致，又各有特色，《庄子》一书中强调了有巢氏时代的人民的生活方式：白天采集，晚上住在树木上的巢穴里。叙事符合人类学所揭示的人类发明农业之前的生活状态：采集和狩猎为生。《韩非子》强调：有巢氏是一位有“德”的圣人，他“构木为巢”，使民“避群害”，有功而“民人从”，被拥戴为王，开启了有巢氏的历史时代。关于像有巢氏这样的圣人“积德”而“民人从”的问题，《韩非子》在另一篇文献亦有说明：“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 当代有学者认为，“构木为巢”不一定非在树上，也可以在地上用木构巢（相当于最初的房屋建筑）；“‘构木为巢’是人类房屋发明的历史记录”，有巢氏发明“原始屋”，是“中国第一名建筑师”。庄子所说的“巢居”、韩非子说的“构木为巢”等组成的有巢氏的神话叙事，体现了中华先人对悠远的史前时代的文化记忆，可能或者应该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种人类栖息状态。“有巢氏”是“圣人”而不是“神祗”。

　　“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同样被誉为“圣人”。《韩非子·五蠹篇》曰：“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燧人氏从人“食”的视角发明用火，“钻燧取火”，教民用之，化生为熟。《管子·轻重戊》亦载：“黄帝(燧人)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庄子·盗跖篇》曰：“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庄子》这里从点火取暖的角度叙述了火的发明的意义。《礼记·礼运》篇记载：上古之时，“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礼记·礼运》“这一段很清楚地把古人的住、食、衣的情形指陈出来，又把进化的推动力归之于‘修火之利’，这就是说整理火的用处。它对于火的功用可谓认识得明白。” 蜀汉学者谯周所著的《古史考》说得更详细：“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 燧人氏作为氏族首领，是发明人工取火的人。他造福民众，受到先民的爱载和崇奉，被誉为“圣人”。

　　伏羲“有圣德” ，不仅以“画八卦”著称，以此创造了华夏文明的特有智慧；同时，他“制嫁娶之礼” ，“始定人道”，开启了中华道德教化的先河，以至于被誉为“教化之祖”。当世之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在这样的情况下，伏羲建章立制、实施教化，《白虎通》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这也就是《周易正义》卷首所言：“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教化天下。“宓戏、神农，教而不诛。” 在《庄子·胠箧》中，庄子将伏羲和他前后众多“氏”所在的时代描绘成人类最理想的美好社会——“至德之世”：“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神农氏又被称为炎帝或炎帝神农氏等等。“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 《庄子·胠箧》中“至德之世”，神农氏在伏羲氏的后面。晋代皇甫谧辑著的《帝王世纪》中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妊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在位百二十年而崩。” “炎帝神农氏……有圣德……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 “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尝味草木，宣荣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正如古人赞颂炎帝神农氏的：“圣德不孤，万世同仁” 。

　　黄帝，被司马迁安排在《史记》的开篇；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一脉相承，这个“脉”，既有生理血缘之脉，又有文化“修德”之脉：“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黄帝所处的时代，部落冲突不断，黄帝通过征伐统一天下，并将“修德”融入其中。“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韩诗外传》载：“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 ；《淮南子》描述了黄帝“修德抚民” 的德治盛况：“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然犹未及虙戏氏之道也。” 《管子》亦记载了黄帝治理天下的良好社会效果：“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管子》)黄帝“惟仁是行”的德性、“养性爱民”的德行、“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开启了中华民族崇德的价值观念。司马迁将“尚德”思想贯穿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始终。帝颛顼高阳“有圣德” ，“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帝喾高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世，“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 ；“明德”是文献所载古史对舜帝一生的总评，“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重之以明德” ，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盛德。《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中“肯定的德行多体现为政治德行，是在政治实践中获得评价的。” “‘德’已经被有意识地运用于政治实践中” 。“有德”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五帝时期而得出的最大的治理经验和政治遗产。

　　传说中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和五帝治理天下的时代，“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 ，婚姻禁忌是这个时期原始道德的主要形式之一，以伏羲为代表的具有“圣德”者所制“嫁娶之礼”明显反映了这一点。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圣人崇拜对于中华道德的起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太上以德抚民” ，“上古竞于道德” ，“以德抚民”的时代，也可以叫做“德的时代”。这德的时代就是氏族社会时代，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禅让时代。禅让制的实质就是将联盟首领的位子传给贤德之人。禹和尧舜经常连着说，禹被认为是夏民族的祖先，对于夏禹的“德”，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做了叙述和印证：“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上看，尧舜禹时代已经具备了‘德’观念形成的政治环境及社会基础，‘德’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夏商周确立了“中国”的最初格局。禹之子启开启了世袭制和“家天下”的时代。夏朝最后一个帝王的“不务德”导致了夏朝的灭亡：“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 。汤建立了商朝。“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不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 ，“这使得殷商时期的‘德’观念在神权的笼罩下，被浓重的宗教色彩裹挟着。”

　　商周革命与道德奠基

　　殷周之际是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殷周之际，因‘周革殷命’这一巨大的政治变迁，引起了西周贵族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路线转向了道德的方向。”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孔子认为：“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在“损”“益”中，殷周制度和文化发生了大变革。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大变革时期，在继承保留的同时，“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 。相对于殷人的天命不易，周人提出了天命改易说。天命改易的依据是什么？是“德”。“德”在西周的重要功能在于解释商周革命 、政权转移的正当性。

　　政权从殷人转到周人，原因何在？是因为天帝有了新的任命；而天帝之所以作出新的任命，源于殷人无“德”而周人有“德”。周代对“德”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夏商两代，“德”的内涵和外延在周代比夏商更为丰富。“西周的‘德’字承载着人伦之德、人性之德以及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等新思想，是西周时期的新概念” 。如果我们将西周看做是一个“德”大行其道的时代，恐怕也不是夸大其词。“‘德’是前诸子时期——即春秋末年之前——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实际上，即便是说‘德’是轴心时期、前轴心时期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恐怕也没有夸大其词。” 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概念。它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这一时期孕育出了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和决定着今天人类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形态。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超越和突破了原始文化，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迄于周秦之际，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而已。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始于公元前800年。” 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周人重德，“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 文王中道崩殂，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去世，我们以周公重“德”为例来说明周人在中华民族中道德奠基的作用。

　　武王病故时，成王只有十三岁，周公摄理政事。《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是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和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成王长大后，他归政于成王，用事实表明了其摄政一心为公的心志和德行。

　　建国初，周公就具有深深的忧患意识：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周公发人深思地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有夏”“有殷”接受“天命”，“惟有历年”，统治时间长久，“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夏朝统治四五百年、殷商五六百年。总结经验，惨痛的历史教训昭示着什么呢？周公认为，政权能否长久，关键不是在于统治者有多少军队、多么坚固的城池和多么严酷的刑罚，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所以，周公在《尚书》中殷殷告诫周人要牢记惨痛的历史教训，要“明德慎罚” “勤用明德” “克慎明德” “明德惟馨” ，这样才能使周朝政权绵延长久。周公讲“德”，既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警戒周族的统治者；又说明论证周代殷合理性，以德配天 ，使得周朝统治“受天永命” 。商纣王无“德”致使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他所调集的70万人临阵倒戈，不敌周武王近10万人，顷刻覆亡。对此，荀子曾有议论：“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两帝、四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 有“德”的仁人之兵行的是仁人之战，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到“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的效果。

　　周公的重要贡献是提升了德在政治中的地位，把德当做政治思想的中轴。“明德”是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的思想支柱。周公用“德”说明了“天”的意向，天唯德是择；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基因；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天之祐，又得民之和，便能为王。当然，周公所说的“德”内涵丰富，内容极广，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用爱的办法引导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可以看出，在周公的视域下，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不得已而用刑则要慎之又慎，用于民则表现为“保民”。

　　德在周公那里不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的含义。但是，周公自己以身作则，自身修德，践行和传承“文王之德”，以“德”为基础制礼作乐，也可以说，周公所制定的周代的制度典礼，皆为“德”而设 ，由此形成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这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中国，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念。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是周公主导的。“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已形成‘德感’的基因，在大传统的形态上，对事物的道德评价格外重视，显示出德感文化的醒目色彩。” 自周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礼乐文化保持着基本不变或精神不变，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对于“德”的强调与重视，体现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觉醒，为中华文化中道德理性精神的形成做了奠基。

　　礼乐崩坏与道德重建

　　西周对“德”的强调与重视，以及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制度的形成，主要通过“礼制”创设而实现，其天命色彩、制度层面和外在意义比较明显，在天命无常下“惟德”在民。西周极盛。平王东迁，东周开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此时，周室王权衰落、诸侯群雄并起、争霸不休，礼崩乐坏，周初确立的礼乐文化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对道德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形式。例如，卜筮从德 ，鬼神依德 ，为政以德……。孔子处于东周春秋末期，直面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秉持“从周”的的价值取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道德以至于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即使误读孔子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孔子在道德上的贡献：“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 作为“一位客观、冷静的思想者” 和“思想范式的创造者” ，孔子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深度与广度都是无与伦比的。

　　“德”来自哪儿呢？谁是“德”的载体呢？春秋时代以来，人文精神逐渐兴起，“德”作为周天子通天的特权，在传统天命观不断削弱中出现了下移的趋势。孔子在明确思考德的来源的同时，将贵族政德转向了君子道德。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同样有：“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在西周“以德配天”观念的基础上，保持对“天”的笃信，自认为德乃天予，尤其在桓魋欲杀自己的危机时刻。虽然有学者认为“天”在孔子那里仍是具有最高主宰意义的至上神。但孔子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我们认为，在德由天向人转换中，孔子的“天”更多是人文性，其“天生德于予”，是在生死困境下表明“德”所具有的绝对性、自己坚定的自信，与西周人所信仰的德由天降并不能等同。虽然“天”是超越的存在，可是，“天”与“天命”不同，“天”是内在的客观性，“天命”是外在的客观性。“予”是人的一个个体，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体。“天生德于予”，在天人关系中，天赋予我以“德”，由天而人，这是“孔子对天人关系一次明确的表达，认为人之德性来自于天。” 这样，通过“德”，也就是天赋予我以“德”，我与天，也就是人与天内在地联系起来，“天德已内化于我德，我德即天德，我中有天” 。天赋予我以“德”，我也可以通过“德”而修自己、通过培养“德性”，使生命成长，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升进，而上达于天。这种从“天”那里“得”来的“德性”，用后来《中庸》里的表述，就是“天命之谓性” 。

　　孔子既注重“德”的内在性，又重视“德”的践行，我们以“德行”科的颜渊为例进行说明。颜渊好学乐学，求修己之德，达行仁之境，是修德行仁的表率。颜渊领悟孔子“以礼释仁”的要义以后，谦逊地以“请事斯语”向老师表达行仁的决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为仁由己”，德行的修习在自己，首先是自身“用德”：《孔子家语·颜回》载：“颜回谓子贡曰：‘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因此，颜渊把孔子所注重“德”的内在性与“德”的践行完美地结合起来，履礼行德，先从自己开始。而且，“仁者自爱”的境界，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比“仁者爱人”的境界低，按照孔子的看法，“仁者自爱”的境界比“仁者爱人”的境界高，这是孔子考问子路、子贡和颜回对于“知者”和“仁者”的认识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士”、“士君子”和“明君子”分别指三种不同程度的思想道德水平的人。“明君子”高于“士君子”，“士君子”高于“士”。“知者”如能“自知”，“仁者”如能“自爱”，就不期待“使人知己”、“使人爱己”；如果“知者”不能“自知”，“仁者”不能“自爱”，“知人”、“爱人”既不容易达到，而且即使达到，也很难持久保持。所以，“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完美体现了孔子仁德的内在性和自身性。

　　孔子的创造性贡献是用“仁”说明“德”，认为“成仁”是修德的关键。“(孔子)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从外在的、强制的天启之‘德’……引入了‘仁’的内心自律。” 在《左传》等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仁”的内涵已涵盖德、正、直等规范的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做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一个统摄诸多德目的概念，成为涵盖“德”各方面的一个基本范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儒朱熹说：“仁者，本心之全德。” “本心之全德”就是说，仁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涵纳诸种德性的一般性概念，是一种概括了“全面的道德行为”的范畴。冯友兰说：“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rfect virtue（全德）。”

　　孔子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彰启成仁成德成君子的人文精神。孔子重在“怀德” 、“崇德” 、“修德” ，推崇“至德” ……念念在“仁”：“求仁” 、“志于仁” 、“安仁” ……下面我们以孔子对“据于德”和“依于仁”之论略述一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那里是整体连贯的。道应是“士”和“君子”的存在意义和精神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个体生命如何悟道、体道、弘道呢？“据于德”，据守住自己的德；“依于仁”一切言行皆无违于仁，依照仁德而行。钱穆先生认为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 。实际上，在每一个当下的生命个体中，“志于道”、“据于德”和“依于仁”是无所谓先后的，如果有，顶多也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就逻辑言，道、德、仁层层下贯，步步落实，转化出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仁；就个体生命言，道就是德，德就是仁，仁就是道。即道即德即仁，道、德、仁三者浑然一体，既无轻重之分，也无先后之别。” “孔子之提出‘仁’，实由《诗》《书》中之重德、敬德而转出也。” 这是牟宗三先生从历史的经验和逻辑言说仁德的转出。这里，孔子从理论的逻辑言说的仁由道而德，由德而仁。在孔子看来，“德”是生命个体自我锤炼而成就的君子品性。

　　继孔子把“仁”作为其思想“一以贯之”的惟一原则之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过汉代的基本确立、魏晋至隋唐五代期间的整合嬗变、宋明之时进一步的完备定型、明清之际受到初步挑战、近代以来受到巨大冲击。在历史的长河中，立德成仁的核心元素基本没有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