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十九章中孔子接着谈到“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孔子家语·贤思》及《说苑·尊贤》等篇中都记载着怎样对待贤才的故事。

　　有一次，子路向孔子发问：“一个贤德的君子，治理国家时，首先要实行什么措施呢？”孔子回答：“首先要尊重贤人和贬低坏人。”

　　子路接着问：“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也实行了尊重贤才和贬低坏人的主张。结果他们却亡于其他大夫之手。这些主张是不是不对呢？”

　　孔子说：“不是这种主张不对，而是他们实行的不对。中行氏尊重贤才，但却不能真正重用贤才。他们从道理上贬低坏人，却不对真正的坏人进行惩处。结果呢？一些贤才因为不能真正用自己而产生怨恨，坏人知道他在贬低自己，但他们没受到彻底打击，还有能量办坏事。于是就形成了自己领地内既有怨恨，又有仇敌，再加上外面的敌人大兵压境，中行氏能不灭亡吗？”

　　相信坏人，使邪气占了上风，典型的例子要数夫差用伯嚭了。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在一次会稽之战中，吴国大败越国。依吴国大臣伍子胥的意见，将越国彻底灭亡，但越王勾践却在范蠡等人的策划下，向吴国的重臣伯嚭送去厚礼。希望他在吴王面前说情，不杀勾践。吴王听了他的话，罚勾践在吴国喂马。越国人不停地贿赂伯嚭，让他在吴王夫差面前多次说好话。越国向夫差贡献美女西施时，也请伯嚭帮了忙。对于这些活动，吴国老将伍子胥都看的清清楚楚。几次规劝吴王，夫差不但不听，反而在伯嚭、西施的迷惑下，对伍子胥多次训斥。伪造假证据，诬陷伍子胥叛国，杀了伍子胥。伍在临死前说把自己眼挂到东门上，看着越军杀进来，果然如此。由于伯嚭贪财误国，使越王勾践能以卧薪尝胆，努力复国，最终战败了吴国，洗雪会稽之耻。伯嚭在吴国，压抑正确主张，蠢惑君主，最后也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坏人当道，坏了大事。坏人当道，人民不服。这是正常规律。坏人为什么当道？凭借权势。坏人如何拥有权势？更高的当权者给的。因此，作为领导人（过去指皇帝、国王）在任用人才上，一定要十分慎重。在考察一个人的“德、能、勤、绩”时，首看重“德”。有德有能者干大好事；有德无能者干小好事；无德无能者干不了大坏事；无德有能者能干大坏事。可见德之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用尉缭“远交近政”的策略，用大量金银财帛贿赂东方诸国的大臣，叫他们为内应或影响国王腐败，以利秦对其消灭。秦国一些大臣对拿出这么多财宝表示可惜，秦始皇说“打败他们后，这些宝物不再回来了吗？”果然如此。

　　北宋末年，徽宗当政时，政治腐败，重用坏人，当时人称“六贼”，即蔡京、童贯、杨戬、李彦，朱勔，王甫。地位最高的蔡京、官拜太师。以推行新法之名，排除异已，对百姓加重剥削。为讨取皇帝欢心，大兴土木，工役繁重。金兵打来，他率先逃跑，死于路上。宦官童贯先以搜罗书画奇巧，巴结上蔡京。率兵镇压方腊，大肆屠杀东南方百姓。宦官杨戬在京东西，淮西一带逼令百姓租佃废弃弄堰，荒山退滩以及大河流之处，增收租赋，水旱灾荒也不减免，百姓饱受其害。宦官李彦搜括土地，将大量民间土地指为荒田，没收入官。农民陈诉，却严刑重责，死者成万人。又大量叫民运输，许多人死在路上。朱彦为了巴结皇帝，结交童贯，大量搜罗花石运往东京。为此设供奉局，称“花石纲。”王甫则大量搜集珍宝，送给金人。此六人当政，大量扰民，向北方的金人屈辱，导致北宋灭亡。《水浒传》等书中均有描写。日后明朝皇帝重用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均与此相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