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清时期祭孔活动达到顶峰，被称为“国之大典”。

　　祭孔从地方性社会活动升级为国家行为之后，各地的孔庙在祭期、祭器、祭品和祭仪方面，都必须遵从中央王朝的统一规定，不能随意妄行。以明清时期的祭孔为例，祭祀的对象除了孔子之外，都要由“四配”(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十二哲”(闵子骞、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来配享。祭期则放在春夏秋冬四季仲月上旬的第一个逢丁的日子，故称四时丁祭，又称四大丁祭。

　　祭祀用的礼器则按照祭祀对象的身份、等级来加以区别。孔子神位前摆的当然最多，有献爵3、帛篚1、香盒1、登1、铡2、篮2、簋2、笾10、豆10、房俎1(放太牢三牲)、茅沙池1(接求神时向地灌酒用)、孽1、洗1、毛血盘1、馔盘1、胙盘1、福爵1，还有祭祀时使用的鼎(大者烹牲，小者焚香)、烛台、花瓶、香盘、坫(放爵用)、祝版(贴祝文用)、龙罩(盖尊用)、笾巾(拭手、洗爵用)、燔炉(焚烧萧、艾用)、庭燎(照明用)。四位配祀的圣贤面前摆：献爵3、帛篚1、香盒1、毛血盘l、馔盘1、铡2、簋2、簋2、笾8、豆8、羊豕俎各1、香鼎1、大烛台2、小烛台2。东西两面的六哲位前各陈：供爵1、铡l、篮1、簋1、笾4、豆4、香鼎1、烛台2。

　　与此相应，供奉的祭品也有严格区别：祭祀孔子要用太牢(牛、羊、猪)，祭祀“四配”则用少牢(羊、猪)，祭祀其他的圣贤圣哲则只用猪就可以了。包括各种五谷、蔬菜也依序按照等级来分配。

　　国家对于祭孔大典的统一规范，也体现在了祭礼的乐舞表演上。明清时代孔庙祭孔时要演奏由宫廷乐师定制的《大成乐》，并演绎《祭孔乐舞》，舞生的人数根据各地孔庙的地位高低，有的可以用64名(八佾)，有的只能用36名(六佾)。乐舞表演的动作要领，则被记录在像明代的《南雍志》(黄佐)、《叛宫礼乐疏》(李之藻)、《大成乐舞图谱》(张鹗)和清代的《丁祭礼乐备考》(邱之陆)、《文庙祀典考》(庞钟路)等古代典籍中，以备各地孔庙在演练祭孔乐舞时参照之用。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自唐玄宗于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祀孔子的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到帝王规格。至清代，祭祀孔子更是隆重盛大，达到了顶峰。清朝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明初，朱元璋尊孔循礼，规定每年仲春和仲秋的第一个丁日，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为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

　　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校，普祭孔子，并遣使奉御祭文往曲阜祭孔子林庙，给复洒扫户如前代。五年，文庙成，帝视学，行释菜礼。七年，诏司、府、州、县卫学校普祭孔子，颁释奠礼仪于天下。二十六年，颁大成乐器于天下孔庙，舞用八佾。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帝遣官致祭阙里。

　　明宣德元年（1426年），皇帝登大宝，遣太常寺丞孔克准，诣阙里致祭孔子、四配、十哲、两庑，俱用太牢，后遂以此为定例。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诏天下孔子庙加乐舞八佾、笾豆十二，遣翰林学士王献诣阙里祭告。十七年，以重修孔子庙告成，遣大学士李东阳致祭。

　　明正德八年（1513年），因刘六、刘七前入据阙里，遣巡抚都御史赵璜祭告。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废除所封孔子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天子之礼的祀典规格，改称“至圣先师孔子”，开始将“圣”与“师”合二为一。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及门人弟子皆称先贤，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凡前代王公、侯、伯封爵一律给予更正。两京国子监祭用十笾十豆，府、州、县用八笾八豆，乐舞只能用六佾。是年，帝在改孔子称至圣先师后，自制祭文，服皮弁，谒文庙行释菜礼，令天下学校别立启圣公祠，以颜路、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享，每年春秋两季奉祀，与孔子同时享献。两庑申枨、申党位号止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瑷、林放俱罢祀。

　　清代作为继金、元之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武力统一全国后，大兴文治。清朝历任皇帝都极力推崇孔子，最终把祭孔仪制提升到大祀，将孔子的地位推向历史的最高峰。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称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升为最高的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叩之礼。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从国子祭酒李若林奏，降旨，加谥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舞八佾，笾豆十二，享天子礼乐。十四年（1657年），仍改号“至圣先师”欲亲祭孔以文华殿，因未成暂于弘法殿设位祭之。

　　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幸鲁，御书“万世师表”匾，留随驾所执黄罗伞于孔庙。

　　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追封孔子上五代并享蒸赏，俱由公改封为王：木金父公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派礼部尚书张伯行诣阙里祭告，行册封礼。三年，诏郡县丁祭用太牢。四年，御书“生民未有”额于国学阙里及天下孔庙。五年二月，谕内阁：查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诞之期，亦应虔肃致敬。

　　雍正二年（1724年），曲阜孔庙发生火灾，雍正帝遣官祭慰的同时，敕谕重建，以“黄瓦画栋”，享受帝王庙宇规格。乾隆二年（1737年），高宗特命北京孔庙的大成门、大成殿也都用黄瓦。乾隆三年，北京孔庙着用黄瓦工程竣工，乾隆帝亲诣孔庙行礼祭先师孔子。《清史稿》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仲丁，世宗（即雍正皇帝）亲诣释奠。初，春秋二祀无亲祭制，至是始定。十一年，定亲祭仪，香案前三上香。”还规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纪念，全体官民军士斋戒一日。《清史稿》里还记载：“丁祭不得陪祀者，当于前一日瞻拜。”说明了祭孔在清朝的重要程度。

　　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释奠之制国学及天下文庙皆用太牢，十笾豆，舞六佾，三献，行三跪九叩头礼，皇帝诣学亲拜奠，行两跪六叩头礼。幸鲁，亲拜奠特性三跪九叩礼。

　　历代帝王派官祭，总计196次，目的不外是“尚资神化，祚我皇元”，“阐我皇风，四海永清”。

　　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为孔子举行国家祭奠的主要场所在北京孔庙。

　　随着历代帝王的褒赠加封，祭典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历代帝王或亲临主祭，或遣官代祭，或便道拜谒，总计达196次。

　　（六）现当代中国——祭孔活动开始从国家行为逐渐又向地方性的社会活动转变。

　　清王朝覆灭之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失去了在国家政治伦理和教育体制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停止孔子“丁祭”，汪大燮担任教育总长后，策划组织了“给孔子过生日”的活动。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规定10月1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校应开会纪念。1913年9月17日，教育部又通令：“旧历八月廿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在该校行礼。”中华民国政府将每年的8月27日定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并列为国家纪念日，休假一天。儒家的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被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从那时起，祭孔时间就由过去的春秋丁祭改为孔子诞辰日祭祀。民国政府明令全国祭孔，其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在民国时代，国民政府授予孔子的称号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日被定为“教师节”，祭孔活动开始从国家行为逐渐又向地方性的社会活动转变。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各地的祭仪，不再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制举行，而是因地制宜、各行其是。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此后，文化领域的复古主义抬头。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然而，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这就是说，旧的纲常伦理还不能改变，因为它是维系人心的好工具。这时，袁世凯的尊孔还比较掩饰，他没有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来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