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大典的起源和流变
来源:中国孔子网作者:杨义堂 2016-09-22 10:03
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民国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因时局动荡而大起大落,十分引人注目。北京国民政府操演的“武装祭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猛烈声讨中虽未终结,但也沦为“军绅政权”关门谢客并自我陶醉的仪式表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5年间,由于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体制内外的精英们在祀孔存废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国家祀孔典礼一直处于废止状态。直到1934年8月27日,这一典礼才重新登台上演。
1928年4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祀孔的通令。学校祀孔废止不久,国家祀孔却重新兴起。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决议,将传统的祀孔典礼改为“孔子诞辰纪念会”,“大成殿”三字改成“孔子庙”,每年阳历8月27日举行纪念典礼。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三次常会批准了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等四委员提议的“以(公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一案。7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该办法对祀孔典礼的纪念日期、纪念日名称、孔子事略、纪念仪式、宣传要点和纪念会秩序作了明确规定。
1934年8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其首次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召开了第135次常会,决定由国民政府派遣大员至曲阜致祭,并就孔子纪念歌与孔子遗像位置问题发布了通令。至此,“党国”祀孔大典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1934年8月27日,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大礼堂合并举行了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中央大礼堂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精心布置,四处悬挂花彩。礼堂正中总理遗像前的主席桌上加置孔子遗像一方,上挂“继往开来”四字,左右配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求知行之合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世界于大同”的对联。大礼堂内挂有用红纸写的典礼行礼秩序。二门悬“万世师表”横额,及“德参天地”、“道贯古今”联语。大门外面横悬“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十字及“纪念孔子诞辰要发扬民族固有文化”、“纪念孔子诞辰要恢复民族固有道德”等红底金字柏枝边的标语。所有标语、联词均为表现孔子道德学问及其精神。各院、部、会全体放假,各机关职员全部参加,全市主要街道悬挂旗帜,营造出国家典礼所应有的庄严气氛。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中央党部举行孔诞纪念会,而且还特派叶楚伧、褚民谊等人前往曲阜主持孔诞纪念会。
1934年的曲阜孔庙祀孔典礼,是抗战时期曲阜祀孔最为隆重的一次。
1943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拟定了新的祀孔典礼。是年,戴季陶、陈立夫、顾毓琇等人在重庆北碚召开议定国家礼制的会议,宣称中华民国礼制“以绍述三民主义,以其所提示之超人信仰”为根本原则。这次大规模的“制礼作乐”将先师孔子祭祀列入最高级别的国家祭祀。
1948年是新中国建立前曲阜等各地孔庙最后一次祭孔。
1949年全国各地解放,中国大陆的祭孔活动暂告结束。
1964年,台湾首先恢复了传统的祭孔大典,但采用的是明代祭孔礼仪的形制。
1984年,曲阜孔庙恢复了民间祭孔,重演祭孔大典,其中保留清代的礼仪规则较多。以后中国其他地区陆续开始祭孔的活动。
1986年,沉寂了半个世纪的祭孔大典经曲阜市文化部门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自2000年以后,各地的孔庙也都纷纷举办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
2004年,曲阜市委、市政府举办官方祭孔活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官方祭孔的突破,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轰动。
2005年,祭孔活动由济宁市主办。根据世界各地许多孔庙都有祭孔传统的现状,大胆提出了举办“全球联合祭孔”的活动,并由中央电视台进行多点直播报道的设想,得到了世界各地孔庙的积极响应。
2005年9月28日上午,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吉林长春、香港、台湾各地、韩国汉城、日本足利、新加坡韮菜芭、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等地隆重举行。
但由于孔子在当代社会被定位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所以,作为宗教形式的孔子崇拜和祭祀礼仪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和传统的祭孔礼仪相比,当代祭孔的宗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祭孔的目的,不再是维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家族社会的等级制度,而是各地按照自身的需求出发,把孔庙当成一种当地的文化资源来加以利用。例如,曲阜方面就比较注重对于孔庙的旅游开发,他们把中外游客作为主要的参祭对象,并启用专业演员来表演传统祭礼,并公开出售门票。而拥有孔氏南宗家庙的浙江衢州却正好相反:当地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来举办祭孔大典,目的并不在于经济效益,而更多地是为了“宣传衢州”,“充分发挥孔庙在建设文化名市中的独特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祭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不仅取掉了孔子牌位上的“神位”二字,也取消了动物三牲的祭品,并极大地简化了祭祀的仪式程序。参祭人员主要由当地的政府官员、中小学生和普通市民构成。祭礼中,主祭、陪祭和全体参祭者一律不着古装,而是穿着现代的礼服——中山装或者西服。此外,南宗孔庙还把《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谱上乐曲来演唱,以此取代传统的《大成乐》和《祭孔乐舞》。
以上这些尝试,虽然在形制和编排上尚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在我国的祭孔文化史上,的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证明了祭孔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或政治行为,而是一种以服务于地方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为主旨的、带有公益目的的社会活动。
从孔子去世到今天,祭孔典礼在历经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宗教性辉煌之后,又开始回复到了最初的社会风俗礼仪的形态,成为了一种地方性的节日活动。
(源资料/杨义堂 整理/宋睿)
编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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