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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孔庙如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圣殿

2016-09-18 10:19:00  作者:杨朝明  来源:凤凰网综合

  孔庙祭孔(资料图)

  在从孔子至今的两千数百年中,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孔子的地位无疑最高、最为重要。纵观历朝历代,俯视寰宇九州,虽然不少世代都是“天下名山僧占尽”,佛寺、道观乃至其他庙宇也恢宏壮丽,夺人眼目,然而,与佛寺、道观多在山中、云端不同,孔子庙作为传统中国文庙,都位于人们的聚居之地。孔子去世后,儒学地位逐渐提高,孔子庙越建越多,其教化社会的功能日渐突显,孔子儒学渐渐走进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孔子的地位也变得崇高起来。在今天,应该很好地总结与反思孔子庙对于社会人心的教化意义!

  一、文庙与文庙祀典

  孔庙本称为“文庙”,因为主祭孔子而被简称。在世界众多祭祀孔子的庙堂中,孔子故里曲阜孔庙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这组具有浓郁东方风格的建筑,集历史、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展现了传统中国肃穆的庙堂文化。庙内存放各种礼器、乐器,本身就像立体的祭颂音乐,见证了中国的诗礼传统。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庙”。

  孔子像

  周敬王四十一年(479 B.C)孔子逝世。孔子与弟子感情笃深,弟子为孔子守丧结束后,有的在墓旁安家,有的则住进了孔子原来的家中。他们不仅以孔子居堂为家,还在这里祭祀孔子。后因以为庙,收藏孔子生前使用的物品。鲁人也在这里“岁时奉祠孔子”,举行礼仪。

  自孔子逝世到南北朝时期,孔庙规模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水经注》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家大一顷”相同。东汉永兴元年(153 A.D.),桓帝下令修建孔庙,派孔和为守庙官,“立碑于庙”,孔庙始置官守庙。永寿二年(156 A.D.),鲁相韩敕“修饰孔庙”。

  经过汉末战乱,孔庙荒废。黄初二年(221 A.D.),曹丕又下诏在鲁郡“修起旧庙”。西晋末年,“庙貌荒残”,东晋以后更是庭院寥落。东魏兴和元年(539 A.D.)曾修缮孔庙,庙中雕塑了孔子圣像,旁边塑起他的十位弟子像,是为孔庙有塑像之始。

  唐、宋时期,孔庙修建有十余次。唐高祖诏令国子监设立孔庙,唐太宗下令除在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子庙外,各州、县也必须建孔子庙,于是,孔庙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礼制庙宇。与此同时,曲阜孔庙规模也不断扩大,正殿、两庑等建筑达30余间。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 A.D.)大修孔庙,扩大旧制,增建为三路布局四进院落,增广殿堂廊庑316间。

  金、元时期,曲阜孔庙曾多次修建,但现存规模宏大的孔庙建筑群是明清时期完成的。明清两代以儒学治国,尊崇孔子,倡导仁孝,对孔子顶礼膜拜,在不断封赐孔子后裔的时候,也十分重视修建孔庙。明代共重修、扩建孔庙二十一次,是历史上重建次数最多的朝代。最大的一次修建自明弘治十二年(1499 A.D.)开始,当时,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 明孝宗下令重修孔庙。经过五年时间,花费15.2万两白银,奠定了现在的规模。

  清朝共修缮孔庙十四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始于雍正二年(1724 A.D.)。那年,孔庙又遇雷火,清帝亲自到太庙祭祀孔子,命令重修孔庙。拨付国库银两,按皇宫规格重建,派大臣到曲阜监督,要求所有工程及祭器仪物都要绘成图纸,亲自过目督办。此次重修历时六年,耗银15.7万两,重建的孔庙巍焕崇闳,坚致壮丽,纤悉完备,焕然一新。

  孔子去世后,民间就开始了对他的祭祀。官方祭祀孔子则始于汉初,汉高祖十二年(195 B.C.),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东汉明帝时期,修明养老习射之礼,郡县道学校皆祭祀周公孔子,于是孔子始祀于庠序之间。据《汉书·梅福传》的记载,汉代“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但汉灵帝时,在文庙中祭祀孔子,可能享受和社稷同样的规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或太子每通一部儒经,常常释奠于辟雍,这种“通经释奠”的形式逐渐成为常态。而且,在举行释奠过程中开始使用乐舞,显示出对孔子的尊崇。宋文帝元嘉年间,君臣讨论国学祭祀孔子的规格,裴松之建议祭孔应使用六佾舞。佾舞是来自宗庙宫廷的雅乐舞,佾是队伍的行列,八人为一佾。按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

  南齐永明三年(485 A.D.),朝廷商议释奠释菜之礼,明确规定释奠之时,“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只是,在这一时期,学校释奠的对象往往是周公、孔子互有更替。

  唐朝以后,孔子地位逐渐稳固。唐武德二年(619 A.D.),高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七年(624 A.D.),高祖亲临国子学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628 A.D.),“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高宗永徽年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降为“先师”配享周公。高宗显庆二年(657 A.D.),太尉长孙无忌、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上疏,祈求恢复贞观旧制,孔子复升“先圣”,周公则配享武王。至此,孔庙祭祀制度基本定型,孔子从此稳居享主之首,明列国家祀典,再未动摇。

  从祭祀礼仪的规格上说,终唐一代,孔庙祭祀皆为中祀。除个别时期短暂升为大祀外,基本上维持了这一定制。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A.D.),孔庙祭祀再次升为大祀,这是孔庙祭祀规格的最后一次提升。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庙祭祀成为一种包含仪注、音乐、歌章、舞蹈等要素的规模庞大而完整的官方祭祀仪式。两千多年来,孔庙祭祀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之大祭”。

  孔庙祭祀可分为两类,除了孔子后裔举行的家祭,更有隆重的国祭。国祭一般是派遣大臣前往孔庙致祭,其中有的在北京孔庙举行,而更多的则是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据不完全统计,自东汉至清末,朝廷派遣大臣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的达196次之多,历代皇帝亲自到曲阜祭祀也有十九次。

  三贤图(资料图)

  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帝王,汉代以后,有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后周太祖郭威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A.D.),宋真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而后到曲阜隆重祭拜孔子,不仅行再拜献爵之礼,还命陪臣分别祭祀孔子父母、十哲、七十二弟子,从飨先儒。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A.D.),皇帝到曲阜祭拜孔子,到大成殿,亲书“万世师表”匾额。乾隆帝更先后八次到曲阜祭孔。乾隆十三年(1748 A.D.)二月,他初次到曲阜,声势浩大,袭封衍圣公孔昭焕率孔子、颜子、曾子、孟子、仲子后裔有官职者,俱至孔庙内伺侯陪祀,随从听讲、观光。乾隆皇帝到了大成殿后,在孔子位前肃立,神态虔诚恭谨,行三跪九叩大礼。次日亲奠孔子,并献祭文。接着到诗礼堂讲筵,衍圣公等名儒后裔皆随从听讲。

  二、圣贤观念与圣人崇拜

  孔子曾把人分为五等,从低到高依次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在传统中国,“圣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圣人”是指道德修养高、人品操守完美的人,按孔子所说,应该是德侔天地,穷究万事,“明并日月,化行若神”;《孟子》说是“人伦之至”,“百世之师”。《荀子》则概括为“备道全美”。

  据《孔子家语·五仪解》等,孔子对“圣人”和“贤人”的定义分别是:

  所谓贤人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

  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

  人人都不愿是“庸人”,每一位“士人”都愿意成为“君子”。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但以“君子”自许。“贤人”和“圣人”的境界在“君子”之上,这是人人所当追求者。“贤人”施德遵法度,行事讲准则,言论足为天下表率,道艺足可教化百姓。“圣人”德行更高,其德合乎与天地之道,统物通变,推究万事发展规律,协调万物自然本性,遵从大道也不违背情性。圣人极不普通又不普通,百姓不知道其德行,一般人很难理解他。

  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被尊奉为“圣人”的只有六人:他们是元圣周公、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在孔庙里,孔子居中,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列为“四配”,配享于孔子。于是,孔庙圣殿里面的这五位“圣人”连同“十二哲”与历代“先贤”,便成为历代士人效法的典范。

  如果到曲阜孔庙去,孔庙最前面的城墙上有四个字“万仞宫墙”,这是子贡夸赞孔子的话。有人说“子贡贤于仲尼”,认为子贡比孔子强。子贡听后说:他太不了解我老师了。打个宫墙的比方吧,我的墙有肩膀一样高,在墙的外面什么都能看到。但老师的墙有好几人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就看不到其中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贡还认为,要真正了解和认知孔子,从而学到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不容易的。

  历代对圣人的崇拜主要表现在对孔子等儒家圣人的追封与加谥上。西汉以后,儒学逐渐被奉为治国之道,孔子及其后学也不断得到尊崇。总体而言,历代对孔子的封谥有两种倾向:一是侧重于提升孔子的政治地位,主要表现为各种爵号中有“侯”、“公”、“王”之类;二是侧重于表彰孔子思想的教化作用,大多称其为“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等。

  从时间上看,这两种倾向的分界点是明朝嘉靖九年的祀典改革。此次改革之前,孔子的封号大多为爵称或王称,而且等级日益高涨,改革后则主要以“先师”称之。表面看来,嘉靖改革似乎意味着孔子地位的下降,其实,这是要以孔子思想进行社会教化,孔子的地位实际上是更加尊贵。

  除了对孔子追封加隆外,对其弟子及后学的追崇也不断加大。这其中,最主要表现在对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尊崇上。

  颜回像

  在孔子弟子中,颜子地位最高,配享时间最早。颜子被追封始于唐朝,唐高宗总章元年(668A.D.)赠颜子为太子少师。睿宗太极元年(712A.D.),又加赠颜子为太子太师。玄宗开元八年(720A.D.),国子司业李元瓘建言:“先圣孔宣父,配坐先师颜子。今其像见在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颜子道亚生知,才充入室,既当配享,其像见立。请据礼文,合从坐侍。”乃诏颜渊至子夏等十哲为坐像,悉预祀。以颜子亚圣,特为制赞,书于石。开元二十八年(740A.D.),追赠颜回为兖公,西向配,其爵位列众儒之首。在宋代以后的礼制改革中,涉及颜子封号的共有三次。一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A.D.),加封颜子为兖国公。第二次是元代文宗至顺元年,赠颜子兖国复圣公。第三次是嘉靖时期的祀典改革,颜子被称为“复圣颜子”,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清代。

  曾子享受追封也始于唐代。总章元年(668A.D.),皇太子弘幸国学,行释奠之礼,为“眷曩哲以勤怀,显颜、曾之特高,扬仁义之双美”,上表祈求褒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高宗并从之”。开元二十七年(739A.D.),追赠曾参为郕伯。大中祥符二年(1009A.D.),宋真宗晋曾参为瑕丘侯。因犯孔子讳,又于徽宗政和元年(1111A.D.),改瑕丘侯为武城侯。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A.D.),加封为郕国公,配享孔子。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A.D.),加赠郕国宗圣公,此为曾参封圣之始。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曾子”。

  孟子受封始于宋代。宋元丰六年(1083A.D.),依吏部尚书曾孝宽之请,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A.D.),孟子进入配享之列。这一年,朝廷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之请,诏以孟轲配食文宣王。此后,孟子屡受加封。至顺二年(1331A.D.),加赠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A.D.),改称“亚圣孟子”。

  子思受封也是始于宋代。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A.D.),朝廷以子思“圣人之后,孟氏之师,作为《中庸》,万世景仰”,遂追封其为“沂水侯”。大观二年(1108A.D.),从祀孔庙。南宋咸淳三年(1267A.D.),被加封为“沂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A.D.),追谥为“沂国述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A.D.),改称“述圣子思子”。

  在孔门诸儒中,封号和谥号代表着个人社会地位和被尊崇的程度,还与在文庙中享受的祭祀位置密切相关,因此,在文庙祭祀中,“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享受仅次于“至圣孔子”的最高级别的祭祀规格。

  梁漱溟先生曾经手书一幅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容易理解,就是不问收获,踏实地努力即可。那么,前面这一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意思呢?从字面看,好像在“圣贤”和“禽兽”之间没有过渡环节,咋听觉得突兀。其实,这里深蕴着中国早期儒家文化的背景,与儒家的修身理论息息相通。这句话曾是清末曾国藩的座右铭,而且是曾国藩的老师送给他的。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人要加强自身修养,踏踏实实做人,一个人能够“成人”,就距离“圣贤”不远了。使自己区别于禽兽,就有了一颗圣心,就有可能成为圣贤。这里强调的是自身的修为,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荀子认为在路上行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大禹那样的人。尧、舜、禹是儒家尊崇的圣人,儒家强调的是后天的努力。

  三、文庙从祀制度

  国子监 孔庙(资料图)

  孔庙主要祭祀孔子,还以历代“先贤”与“先儒”配享、从祀孔子,孔子庙成了真正意义上“中国的文庙”。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孔子以后,历代儒生以孔子为宗师,传承弘扬孔子学说。唐朝以后,历代政府都将弘扬与践行孔子思想的杰出人物在孔庙供奉,从祀孔子,大成殿是后世儒者心中的“圣殿”,孔子庙是他们心中的“圣庙”。

  上古时期,中国有以德配天的传统,这也为祭孔礼仪所效仿,形成了孔庙的从祀制度。所谓孔庙从祀,是指以孔子弟子和历代大儒配享孔庙,彰显对孔子儒学的尊崇。孔庙从祀制度虽有上古礼制借鉴,但以弟子从祀于先师之礼却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永平十五年(72A.D.),东汉明帝东巡过鲁,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三国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曹芳通习儒家经典后派遣太常于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晋宋以后,国学释奠基本沿用这一形制,以颜渊配祀孔子。

  唐代以后,从祀制度日渐完备。唐贞观二十一年(647A.D.),以左丘明、公羊高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孔庙,但他们认为那些“有功于圣人之经”的学者才有资格配享,所以孔门弟子除颜回、子夏外,全都不在从祀之列。唐开元八年(720A.D.),玄宗李隆基命以“圣门四科”的颜回、子夏等十名弟子从祀孔庙,并图画孔门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之上。这为孔庙从祀制度树立了典范,孔门弟子及儒家圣贤同时从祀孔庙成为定制。以后,孔庙从祀人物代有增添、更换,到1919年,已经达到172位。

  孔庙从祀人物最终分成几个等级,依次是四配、十二哲和历代先贤、先儒。从祀人物可分为“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配享”是祭祀孔子时陪祭的第一等级,共有四位人物,复圣颜回、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即“四配”。“配祀”属于第二等级,包括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十二人,通称“十二哲”。“十二哲”中,朱熹号称宋代的孔子,除了朱熹,其他十一位都是孔子的弟子。

  “从祀”属第三等级,包括先贤、先儒两部分,先贤地位略高于先儒。先贤、先儒供奉在大成殿前两侧的两庑中。先贤以孔子弟子为主,还包括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五位宋代理学家,他们名列先贤之位,与理学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今日孔庙所见从祀的诸先贤之中,还包括与孔子同时代的公孙侨、蘧瑗等人。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由于历代不断增加和更替先儒人选,相对其他几个等级而言,先儒的变化比较大。王安石之子王雱是先儒中最先被罢祀的,淳熙四年(1197A.D.)被逐出孔庙。荀子作为先儒也曾短暂从祀孔庙,但嘉靖九年以言性恶而遭罢祀。

  孔庙从祀制度的确立与变化,与社会思潮紧密相连,直接体现着儒学内部正统观的相互争夺。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公羊高、何休、马融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庙,是因为他们都“偏善一经”。唐代把从祀孔子的荣耀给予“传经之儒”,反映出时人对汉代经学的尊崇。

  孟子像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A.D.),孟子、荀况、扬雄、韩愈从祀孔庙,“传道之儒”开始出现。此后,孟子和子思先后升为配享,四配最终形成,这无疑是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体现。明末清初,陆王心学成为众矢之的受到猛烈批判。康熙五十一年(1712A.D.),朱熹跻身孔庙正殿,成为十二哲之一。雍正二年(1724A.D.)从祀时所增加的二十位先儒中,程朱学派的学者就占十三人。

  清代从祀制度中还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范畴,即所谓“行道之儒”。清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朝下半叶更是内忧外患,国势危急。因此,人们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治世名臣来力挽狂澜,由此,李纲、方孝孺、顾炎武等忠臣义士获登孔庭。

  可以说,一部孔庙的从祀史就是一部官方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鲜活的官修儒学史,充分反映了正统思想学说的演变。不论是传经之儒、明道之儒,还是行道之儒,他们的进退去取,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因而孔庙从祀制度的变化也成为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两股力量最耀眼的交点。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孔子的先贤、先儒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正统儒学传承的中坚,他们宣传和践行孔子学说,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四、孔庙是历代知识精英的精神家园

  曲阜孔庙祭孔(资料图)

  孔庙祭祀孔子及其以后的圣、哲、贤、儒,仅仅两庑中供奉的历代先贤先儒就有156人。历史上,这些先贤、先儒也有一定的增添和更换,他们之中有孔子弟子,更多的是历朝历代的儒学大师。他们以孔子为师,以“六经”为典,以继承道统为己任,发展并传播儒家思想,被后世认为是儒学传承的正统。

  在孔庙的历代供奉中,从祀孔子的先贤先儒有时是塑像,有时是画像,有时是牌位,两庑中的设施虽然相对简陋,但是,这里却是传统中国历代知识精英魂牵梦绕之地,是他们的心灵家园。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就有了立功、立言、立德等“三不朽”的观念,中国士人去世后能够在孔庙中从祀,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一旦来到了这里,便真正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从祀孔庙,其象征意义极其重要,尤其到明清以后更加深入人心。例如,明代学者瞿九思在《孔庙礼乐考》中便讲到:“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明朝大儒王守仁是否能列入孔庙从祀,在朝廷中激辩数十年。反对者认为,朝廷已册封王为“新建伯”,不需要再将他纳入孔庙从祀;但赞成者却认为伯爵之名只是一个世代的荣耀,而孔庙从祀却是“万代之典”。清朝灭亡前,一位自号“梦醒子”的文人还说:“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出现这样的文化心理,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学校大多与孔庙结合,此即所谓的“庙学合一”。学校与孔庙合为一体,形成了“庙中有学,学中设庙”的格局。贞观四年(630A.D.),唐太宗下诏,令“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从此“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师之庙矣”。这促使士人耳濡目染成圣希贤的荣耀,对“入祀孔庙”这一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之功。孔庙释奠礼仪所传承的是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内涵,除了曲阜孔庙、衢州孔庙等具有一定的家庙性质外,各地的其他孔庙,包括京城国子监孔庙,各府、州、县所设立的地方孔庙,都是庙学结合、亦学亦庙、学附于庙,庙是学的信仰中心,学是庙的存在依据。这种“庙学合一”建制有助于学子在对先圣先师顶礼膜拜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潜心研读儒家典籍,从心灵深处感知、领悟儒家文化精髓。

  唐代以前,历代王朝礼遇孔子,孔子封号往往带有贵族爵位,包含有借助孔子思想维护政治统治的意义,不过,孔庙释奠的主题还是祭奠“先师”与“先圣”,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唐代以后,政府规定各州学、县学都要建立孔庙,孔庙进入政府管理系统,官方色彩日渐浓厚,其祀典便由官府举行,孔庙释奠逐渐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从此,历代孔庙配享、从祀诸儒的遴选都出自朝臣之廷议,决之于皇帝之钦定。国家举行孔庙释奠,其目的在于借助孔子之道厉行教化,确立适应社会运转的社会秩序,也彰显其政权的合法性。

  明宪宗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当然,更为重要的,却还是孔庙从祀制度的存在。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术,历来受到统治者重视。《明宪宗御制重修孔子庙碑》(即通常所称的“成化碑”)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从汉高祖刘邦用太牢祭祀孔子、首开帝王祭孔之先河开始,两千多年来,在前往曲阜祭孔的路上出现了一个个帝王的身影。在国家政权力量的推动下,孔庙祭祀的规模不断扩大、制度不断完善、规格不断提高,并且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之大祭”。由于孔庙所奉祀的对象都是儒家圣贤,身后从祀孔庙自然成为儒者至高的荣耀。

  古代大凡建立新的王朝,或是新皇帝登基,除了祭天、祭祖之外,一定会祭祀孔庙。孔庙祭祀象征其统治得到了孔子的认可,表明新皇帝取得了文化道统上的正当性。然而,士人阶层把孔庙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并想要透过孔庙所象征的文化力量来制衡、考核统治阶级的作为,显示出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政治情怀。因此,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信仰时常会受到君权的挑战,并且两者的矛盾显得不可避免,并集中体现在关于孔庙从祀的争论中。例如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因士人阶层屡次反对礼制改革,从而降杀孔庙祀典,罢祀荀况、戴圣、刘向、马融诸儒,以打击士人,显现君权。这引起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与士人阶级极大的对立与冲突,对嘉靖朝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祀孔庙的精神追求,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不朽观念,即强调个体生命对现实社会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祠庙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五、文庙的社会教化功能

  曲阜孔庙(资料图)

  中国文化史家柳诒征先生说:“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极富于理性精神,而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具有深沉的宗教意识。孔庙与孔庙祭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作为传统中国人文教化体系的物化形态,它完备的祭祀系统和祭奠礼仪形式,尤其它承载的孔子儒家思想学说体系,都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息息相关。

  (一) 孔庙建制是历代思想统合的物质载体

  孔庙的设立、修饰以及不断的祭祀活动,其政治意蕴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历代政权通过孔子祭祀取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孔庙祭祀作为国家祀典,为历代统治者所控制,这不为一般百姓所能觊觎。历代统治者要利用孔子思想整饰人心,同时孔子学说也确具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的作用。

  刘邦作为第一个过鲁祀孔的帝王,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刘邦在夺取天下前曾十分鄙视儒者。然而由于陆贾、叔孙通之辈儒者的劝导,终于意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于马上治之”的道理。为了防止秦朝覆亡的教训,刘邦懂得了笼络士人的重要意义。而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为儒生的宗师,因此,刘邦的祀孔,其象征意义在于告知天下其消除暴政、重视文治的决心。随着汉武之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儒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为官学。孔子在士人中的影响力,足以使帝王意识到祭祀孔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所以,到了后来,“诸侯卿相至(鲁),常先谒而后从政”。

  汉代以降,儒家之学、孔子之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普及,孔子倡导之伦理规范成为治化之本,有国者不得忽视。汉桓帝时所立《乙瑛碑》即谓“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稍后的《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同样说“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孔庙祭祀对于汉朝统治者的价值。他们所看重的正是孔子对于其统治的合法性的维护。南北朝时期,对峙政权竞相立庙祀孔,其立意也正在博取其政治的“合法性”。宋孝武帝便直言:“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凭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厚给祭秩。”

  在世界众多祭祀孔子的庙堂中,曲阜孔庙不仅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也最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其建筑格局、其一砖一瓦,都体现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每一座门坊的名称,都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凝聚与标识,意涵饱满,博大精深。孔庙核心建筑区域之前,作为孔庙的引导部分,所有建筑都左右对称,步步引申,就像无声的祭颂音乐,静静礼赞孔子学说与中国文化。孔庙后部分为三路。东路是祭祀孔子上五代祖先的场所,西路是祭祀孔子父母的地方,典型地反映着中国尊祖敬宗等儒家的礼乐文化。孔庙有形的物质遗产,承载着无形的精神文化。孔庙主祭孔子,彰扬儒道,又以历代圣哲及“阐道纯儒”配享从祀,使孔庙成为中国历代士人“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实际上,作为政统代表人物的封建帝王也不惮仆仆,到孔庙致祭,显示了政统与道统的内在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只是一朝一代、一个民族尊崇孔子及其学说。孔子故里曲阜就像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守护优势,收藏了数千幢有文化价值的石碑,其数量之大,时间跨度之长,保护之完备,在海内外都十分罕见,价值极高。如十三御碑亭内保存御制石碑50多幢,分别是唐代至民国时期所刻,由汉文、八思巴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文多是帝王对孔子追谥加封、祭庙、修庙的记录。其他的众多石碑,也记载了历代帝王大臣修庙、拜庙、祭庙的情况。这些石碑包括祀孔碑、谒孔碑、建修孔庙碑、功德碑等,都是历代尊孔崇儒的见证。

  由孔子思想的特征所决定,孔庙不仅是正统文化的宣传者,也是国家教育的执行者,因此,历代政权都不忘到辟雍、太学、孔庙祀孔。关于历代政权与孔庙的关系,明成化四年所立《重修孔子庙碑》就十分系统地进行了论述,碑文除了简述修建孔庙的经过外,主要是对孔子之道的赞扬。碑文开头即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接着,碑文又对孔子之道进行阐述说:“盖孔子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载于六经者是已,孔子则从而明之,以诏后世耳。故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天不生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也。由此观之,则天生孔子,实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诚生民以来之所未有者!”

  在先秦时期,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孔子去世后,在孔子弟子和孔子后学的宣扬之下,儒家成了诸子学说中的“显学”。到了西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从此便与中国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末年以来,道教产生,佛教传入,从此,儒、佛、道的斗争与融合便贯穿了魏晋隋唐的社会历史之中。然而,儒家思想毕竟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农业社会,所以,总体来讲,不论社会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宋明时期,理学产生,儒家之学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代韩愈首倡的儒家“道统”说也得到更进一步的申说,孔子与政治的联系也自然更为密切。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利用孔子和儒学,开了明代尊孔的先河。正如成化碑碑文中所说:“迨我祖宗,益兴学校,益隆祀典,自京师以达于天下郡邑,无处无之,而在阙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即遣官致祭,为文以着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庙宇而一新之,亦为文以纪其实而立碑焉。”明初尊孔,不仅在天下提倡儒学,更对孔子后裔加以优渥,到孔子故里进行祭祀,其后,明代其他帝王也纷纷效仿。明宪宗即是如此,他“嗣位之日,躬诣太学,释奠孔子。复因阙里之庙,岁久渐敝,而重修之”。

  工程完毕之后,自然也要立碑,向天下昭示其尊孔之意。对此,明宪宗自白道:“呜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其深仁厚泽,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无穷也。为生民之主者,将何以报之哉?故新其庙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岂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尔。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则纲常无不正,伦理无不明,而万物亦无有不得其所者。行将措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而无异于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长治之术,端在于斯。”可见“成化碑”之立,明确了其“昭我朝崇儒重道”的用意。曲阜孔子庙越修越大,也就像孔子思想历久不衰那样,是因为它与封建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因为“久安长治之术,端在于斯”。成化碑把尊崇孔子之道推到了极至,它充分道出了历代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原因所在,说明了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之间的关系。

  (二)孔庙祭祀是中国人文教化的重要形式

  孔庙祭祀被称为“释奠礼”,这一名词见于《礼记》,本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后的祭祀以及太学开学时的祭祀开始集中转向儒家先圣先贤。唐宋时期州县学宫都开始建有孔庙,于是“释奠”祭祀孔子与孔子庙祭合二为一。明清时期,“释奠”(或称“释菜”)几乎成了孔子庙祭祀的专有名词。

  释奠礼在中国历史上越来越受重视,本身说明孔子儒学在中国人文教化传统中的意义与价值越来越得到肯定。释奠礼作为一种祭祀礼仪,在传统中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如在西周时期,司徒是教民、治民之官,分大、小司徒与师保之属,其中“大司徒”的职责有所谓“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可以看出,“以祀礼教敬”在周人教化系统中所占有的地位。

  春秋以降,礼坏乐崩,祭祀之礼出现了混乱,于是有人强调祭祀之礼的重要性,例如有人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凡家造,祭器为先。”(《礼记·曲礼上》)在祭祀之礼中,强调的同样是“敬”,如孔子曾说:“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祭祀之礼对于培养为人之“敬”具有特别的作用。

  为人处事,儒家最讲中庸之道。所谓“中庸”,按照东汉郑玄的说法,不过是“用中”而已。人之为人,其所谓“中”实在于“至诚”二字。此即人们强调的“至诚无息”、“诚外无物”。这两个词语其实意义相同,角度不同,都十分重要!“大学之道”中的“诚意”,就是真心真意的坚守。认为是正确的事,就坚持去做而且长期不懈,坚守不改,这就叫“诚”。只有做到了“诚”,修养、行为才能真正做到位,才能真正做到家。一个人只要做到“至诚”,就能“无息”,所以《中庸》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既然“至诚”,就不会今天诚,明天就不诚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否则就不能称作“至诚”了。一个真正高明的人一定是有所坚持、有所遵循的。做到至诚的人,一定是境界高的人,一定是有知识的人。因此说“至诚”非常重要,而做到“至诚”,其实就要做到“敬”。

  有一次,孔子和鲁国国君在一起,他们俩有一个对话。鲁君问孔子:“人道,什么最要紧?”孔子于是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在论述中,关键的有这样几句:第一,人道,政为大。第二,古之政,爱人为大。第三,爱人,礼为大。第四,礼,敬为大。(见《孔子家语·大婚解》)在孔子看来,在“人道”中,管理最为重要;在管理中,则要提倡“爱人”;而在管理中的“爱人”或“爱民”,又必须符合“礼”,既不能无原则地亲近,也不能疏远、忽略、忽视。爱民也有“度”,那叫“礼”,叫符合规范、符合道理。礼,则以“敬”为大。说到底,就是“人之道”以“敬”为最重要。

  人道中的这个“敬”,不仅是生活细节,更是人生态度,所以“人道,敬为大”,人道最终以“敬”为大。古代“圣王”十分重视“敬”,従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到周公,无不如此。姜太公教给周文王交流“至道之言”,也说“义胜欲则昌”、“敬胜怠则吉”,强调的还是“敬”。这个“敬”就是“慎终如始”。如老子曾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第六十三章)“至诚”就是敬,敬就是“慎终如始”。

  春秋前期,鲁人展禽(柳下惠)鉴于当时祭祀上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曾经系统论述周人的祭祀问题(见《国语·鲁语上》,又见于《礼记·祭法》)。这是一篇研究周人传统祭祀观念的重要文献,对今人理解祭祀问题很有启发,它本身体现了周人对祭祀礼仪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周人传统的祭祀准则,如崇尚有功则祀、有恩必报、“不祀非族”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孔子庙祭祀问题,会发现这一礼仪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在文庙祭祀中的祭祀对象,最能突出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庙祭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之大祭”,这种隆重的祭祀仪式不仅面对孔子,也面对孔庙里面配享、从祀孔子的圣、哲、贤、儒。

  作为祭祀孔子和历代儒家的庙宇,孔庙是教化人心、倡导教化的最佳场所,所以,除了天下通祀的祭祀对象,还有其他相关祭祀、纪念的人物。例如,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及先师门两侧排列着198通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共刻有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可以说,这是科举时代士人举子梦寐以求的荣耀。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除了曲阜孔庙、北京国子监等国家庙宇,一般地方孔子庙还建设有两个特别的建筑,即“名宦祠”和“乡贤祠”。明洪武二年(1396A.D.),命建先贤祠奉祀在本地任官有善政的官员和有嘉言懿行的本地人士,在文庙春秋释奠后进行祭祀。不久,“先贤祠”分成了“名宦祠”和“乡贤祠”。由于名宦是在本地任职有善政的官员,所以各地奉祀人物完全不同。文庙内的“名宦祠”是奉祀在本地任职有业绩的官员和本地著名人士的专祠。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孔庙中“名宦祠”和“乡贤祠”的设立,使入祀孔庙不再高不可攀,这对于敦励风俗,教化乡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孔子儒学赖孔庙得以更好地传承传播

  文庙祭祀孔子及历代圣、贤、哲、儒,是孔子和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象征,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孔子及儒家的祭祀中,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弘扬。

  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孔庙祭奠礼仪虽然历经跌宕波折,但整体上看是呈现出一种不断上扬攀升的态势,最终发展成为一套包括礼、乐、舞蹈等在内的完备的礼仪制度,成为国之重典,其所代表的文化意蕴及其涵盖的政治、教育、礼仪等内涵丰富多样,值得认真研读,细细品味。

  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于是,在历代官方尊崇儒学、重视孔子、优渥圣裔的同时,民间也兴起了尊孔崇儒之风,这种风习相沿既久,成为民间风尚,并由邹鲁之地影响及于天下四方。

  孔子与他的弟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彼此之间融洽亲密,孔子视弟子“犹子”,弟子待师“犹父”,人称其为“拟血缘亲”关系。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为孔子送葬,随后守“心丧三年”,子贡甚至又继续守丧三年。尔后,一些弟子流散四方,将孔子学说传播到各地,还有一部分弟子在“孔子家”居住下来,另一部分弟子和鲁人共百余室在孔子墓附近安家,形成村落,他们在这里按时祭祀孔子,举行礼仪。作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儒学首先在鲁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不仅孔子弟子、孔门后学修习孔子学说,宣传儒家主张,鲁国民众也都服膺儒学,形成了崇儒、重儒的风气,《淮南子·齐俗训》说:“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有人感慨地说:“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七十多年后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来到鲁国,他看到的依然是“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的景象。

  除了文献典籍、笔记杂纂,民间传说还以图画艺术的形式保存着。在鲁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孔子问礼老聃》等传说场景的描绘。明朝嘉靖年间有人将孔子传说绘制成《圣迹图》36幅,万历年间则有人将《圣迹图》刻绘在石上,而且扩充至120幅,其中与孔子出生传说有关的就有“尼山致祷”、“麒麟玉书”、“二龙五老”、“钧天降旨”等数幅。清代则出现了多种孔子的“圣迹图”木刻画像,现在关于孔子的“圣迹图”不下十几种。这些图像配有文字说明,是当时社会尊崇孔子的历史见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孔子是历代人们心目中的“圣人”,从孩童到士子,人们入学读书,先要祭拜孔子,学校里也都有孔子的牌位或画像。祭祀孔子的文庙成为士人们的精神家园,有人甚至即使一路乞讨,也要到孔子家乡的孔庙进行一次瞻拜。在民间,孔子更是智慧的化身。

  孔子出生在鲁国,鲁国南部紧邻邾国。邾国又称为邹、驺等。战国时期,孟子在邹,不仅影响了邹地,而且使这里与名扬天下。孟子曾说自己“近圣人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邾国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邹地后,更使这里名声日隆,邹地因而也具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例如,邹穆公鉴于民众不为自己效力的惨痛局面,遂接受孟子的劝说而施行“仁政”。有时,邹、鲁连称是因两国土地相接,而更多时候,在儒家文化这一点上,人们多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从史籍看,人们将“邹”、“鲁”连称时,都是从明礼、好儒的角度来说的。汉代以前如此,以后也是这样。所谓“邹鲁文化”,实是指儒家文化。

  邹鲁之地的社会风习也染上了浓重的孔孟儒学色彩,处处洋溢着诗书礼乐的文化气息。司马迁曾描述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之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班固也对鲁地风俗有过记述和评论,认为鲁人“尊尊而亲亲”,“有圣人之教化”。他指出,及至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愈于它俗”。邹鲁民风俗尚,主要体现在好儒备礼、俗尚俭啬、尊尊亲亲、重教好学等方面,礼乐文明之花由此盛开于邹鲁。

  邹鲁之地的社会风俗受到儒学的直接影响。邹鲁之地历来尊重传统,遵从礼义。鲁国是周公封国,其特殊的封国性质,决定了鲁国的文化正统品格。鲁人言必称“先王之训”, 知礼明礼,动遵礼法,仁爱诚信,崇德尚义。汉代是经学的兴盛时期,此时“鲁学”有重要的影响,诸礼经的传授也以鲁人为主,经学受到鲁人的普遍重视。例如,西汉大臣韦贤(约148 B.C.-67 B.C.)性质朴,善求学,精通《诗》、《礼》、《尚书》,尤长于诗赋,世人称之为“邹鲁大儒”。史书记载说:“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为子女留下满筐的金银,不如传授一经。这样的价值取向,最形象地说明了鲁地的学术风尚。

  整个汉代经学兴盛时期,邹鲁之地的儒生或收徒讲学,传授儒家经典;或凭借经学知识,步入政坛。在西汉时代,自汉武帝任儒生公孙弘为相之后,在二十七位丞相中,鲁地学者达到六人。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说:“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鲁地儒生以“经术”起家,同汉代政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许多世代为官、影响后世的经学世家。

  以后,鲁地重视学术的风气历代相传,讲诵读书之风历久不衰。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有诗赞道:“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诗中不无夸张成分,但却道出了这里浓重的讲诵攻读风尚,他说自己“为学慕齐鲁”,其实也是对这里民风好学的具体写照。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犹如春风化雨,由庙堂而至于民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于2013年10月28—29日参加在台北举办的“儒学的理论与应用”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值纪念孔子诞辰2567年之际,特编辑整理,以飨读者。

  原标题:文庙祭祀及其教化功能

  

责任编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