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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礼仪知多少】同是祭孔,家庙与文庙到底有何差异?

2017-09-08 14:08:00  作者:王茜  来源:中国孔子网

  文庙,或者说孔庙,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北京的国子监,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文庙曾经是一座城市的“标配”建筑,每个州、县,都要建自己的文庙。文庙中,供奉着孔子和孔子的七十二弟子,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还要举行祭祀,到清朝的时候,还形成了一整套规矩严格的祭祀仪式。
  你知道吗?从古到今,四川也是人文荟萃,在四川,也曾经州有州庙,府有府庙,县有县庙,到清朝,都还有100多座文庙分布在各地。跨越千年,到本世纪初这些文庙有迹可寻的只有20多所,保存完好的更少。这些完好的孔庙建筑,是那个时代的见证,承担着家国伦理信仰与历代形成的仁爱信义价值观,也是难得的人文遗产。今天,让我们跨越千年,去触摸那些已经存在千年的文庙,或许,能让我们感受那个时代的脉动,了解这片土地上先祖们的情感和执着。
  跨越千年的四川文庙
  要说孔庙,就不得不讲讲孔庙的历史演变。孔子生于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之际。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他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创立儒学,有弟子三千。孔子死后,建立孔庙祭祀孔子的历史传承了两千五百多年,鲁哀公建立第一所祭祀孔子的“专庙”,到清朝按行政建制建省府州县文庙。这两千五百多年间,孔子与儒学成为中华各族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象征。
  鲁哀公建第一所祭孔专庙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包括鲁哀公在内的私塾弟子和私淑弟子们非常伤心,他们将孔子葬在鲁城北的泗水畔,自愿为其守墓。”孔子逝世后第二年,鲁哀公把鲁国陬邑的孔子生前居所立庙三间,陈列孔子生前日常所用的生活用品,比如琴、冠,车等等,作为后人祭祀孔子的场所岁时奉祀,这也是第一所祭孔的专庙。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而当司马迁到了鲁地一看,“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汉高祖把祭孔变成天子行为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祭孔,还属于家族内部纪念祖先的范畴,那么汉朝初年,一个皇帝的举动开启了帝王祭孔的先河,这个人,就是汉高祖刘邦。祁和晖介绍,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95年,刘邦在12月的时候从淮南回来,经过鲁地时,准备了太牢祭祀孔子。司马迁说“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学者董喜宁在《中国孔庙祭祀研究》一书中提到,东汉时期,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都有到或者派人到鲁地祭孔的行为。光武帝是途经鲁地的时候派大司空祭孔;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东巡经过鲁地时,盛祭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其中,汉明帝还提倡,祭孔不必专程去曲阜,在各地学校进行就可以。
  唐太宗后各地学校建庙祭孔
  祁和晖介绍,说到汉,就要提到的另一个常和汉并谈的强盛朝代——唐。在唐代,尊孔的势头有增无减。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周指周公,孔指孔子。不久以后,又接受房玄龄的建议,不祭周公,专门祭孔子,祁和晖说,唐太宗追认孔子为“先圣”,颜回以“先师”配享。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不仅专程前往曲阜阙里祭祀孔子,且一改前代视孔圣为‘臣下’的理念,下诏称孔子为‘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从此,孔子是先圣先师,帝王祭孔需要以弟子礼拜祭。”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不仅专程前往曲阜阙里祭祀孔子,且一改前代视孔圣为‘臣下’的理念,下诏称孔子为‘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祁和晖介绍,从此孔子是先圣先师,帝王祭孔须以弟子礼拜祭。
  明清时期形成尊孔祀孔礼仪
  到了元明清三朝,祭孔又有推进,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大德十年(1307年)在大都建了“圣庙”作为皇帝祭孔的专庙,还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时候天下孔庙的供给,有国库定员定额专门管。”在祭孔的礼仪上,元朝政府允许天下各路,省、府、州、县设立之官办学校用汉代礼仪“释奠”祭祀孔子。朱元璋开创明朝后,开始推广地方学校的祭孔,并且规范了各地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区划的孔庙建筑规则。祁和晖强调:“明朝还规定,除了曲阜孔子家庙可以塑孔子像,其余孔庙,包括北京的国学孔庙,一律用木祖牌位代表。”影响后世的“庙学结合”方式也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北京及天下孔庙皆采用“庙学结合”方式,或前庙后学,或右庙左学。
  祁和晖说,到了清朝尊孔祀孔进一步得到提升。顺治皇帝亲至北京太学行‘释奠礼’祭祀孔子;孔子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各地文庙对孔子的称谓,正式定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孔庙,也被统一称为“文庙”。康熙帝还亲自撰祀礼碑文,供天下文庙翻刻学习。
  孔庙之内:既是学校又是祭祀场所
  其实在汉明帝提倡各地学校祭孔之前,祭孔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推广在各地学校都可以进行祭孔以后,学校的教学功能和祭祀孔子的教化功能逐渐结合。孔庙不仅在建筑上“庙学合一”,既有学生学习的场所,又有祭祀孔子的建筑,也在功能上多了教化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融合在了孔庙的建筑形制里面。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强调,对于孔庙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建筑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孔庙还具有仁爱教化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仁爱教化的意义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
  官学和孔庙同处而立
  说起地方学校,就不能不提成都。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介绍,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重视教育,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文翁石室。汉武帝时,才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到了东汉献帝兴平年间,重修文翁石室讲堂时,建了一座祭祀周公的礼堂,这就是最早的周公礼殿。德阳市文联主席范小平在《中国孔庙》一书中提出,唐代的时候学校改祭孔子,周公礼殿改为大成殿。
  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下诏,郡县各立学祀孔子,并与周公并享,显示出庙学合一的倾向。到了北齐至隋的这一段时期,祭孔变成了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学生不仅在学校学习知识,还要受孝悌、伦理、道德的教化意义。《隋书·梁彦光传》中有一个故事,充分显示了孔庙宣传儒家仁爱思想的作用作用:
  隋朝的时候,滏阳有个叫焦通的人,“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相州刺史梁彦光就把焦通带到了州学,“令观于孔子庙”。当时孔子庙里面有一幅关于韩伯瑜的画,画上,韩伯瑜因母亲打他不痛,为母亲力气衰弱而悲哀,对着母亲哭泣。焦通见后,又悲伤又惭愧,终于悔悟。
  范小平的研究表明,到了唐代,唐高祖时期设立国子监,周公、孔子庙各一,孔庙与国学合一,“庙学”格局正式形成。开元年间,各地州学因庙设学或者因学设庙,二者关系更为紧密。到了宋代,庙学并重则是当时孔庙的特点。
  明清以后,“庙学合一”,关于孔庙的建筑形制、祭祀仪式等等要求也日渐清晰和严格。每年仲春、仲秋的丁日举行祭孔大礼,也是官方重视并参与的、孔庙的重大事宜。
  泮池宫墙皆有讲究
  范小平曾考证,建于宋代的文庙里,后世文庙中的特色建筑构件:泮池、泮桥已经出现。明清时期,孔庙则形成了自己的建筑群落。学者彭蓉在《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一书中说,中轴线上,坐北朝南依次有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祠等主要框架,还有两庑分列东西两侧,看这些建筑是否完备,也是确定孔庙建筑是否完整的主要标志。
  而孔庙的建筑开间、屋顶形式、斗拱踩数、屋瓦的颜色质地无一不受礼制的规范和约束。万仞宫墙,是地方孔庙最南端的外围墙,名字来源于《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气门者或寡矣”,是子贡借助墙的高度比喻孔子的学问之深厚。
  泮池则是学宫的标志,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介绍,西周时,称天子所办大学为辟雍,四周环水。诸侯一级的学校只能南面环水,称泮池,泮池上有泮桥,后世科举取士,只有中举之人,才有资格踏上泮桥。明清时期,州县考试的新进生员,需要入学宫拜谒孔子,叫做入泮或游泮。
  孔庙的棂星门最早记载于宋代,在郊坛设灵星门。传说棂星是天上的文星,棂星门意指孔子是天上文星下凡。大成门原指仪门,因大成殿而得名。大成殿的名字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
  祁和晖认为,孔庙不仅仅是纪念孔子的建筑,更是一种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辛亥革命后的战争纷争年代,中原地区不少孔庙毁于战火,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沿边沿海,文化危机感深重的地区保留文庙反而较多,尤其台湾,在日据时期礼庙、书院、学宫到处都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庙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和符号。
责任编辑:魏俊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