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玉花: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作者:余玉花 2021-10-05 09:5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同样的含义,不过习近平总书记更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时空范域,但其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存在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界说,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一席之位,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要产生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对此,学界存在共识,没有疑义。但是如何理解中国实际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往对中国实际的理解比较狭窄,通常把中国实际界定为中国当时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国情和社会状况,如中国社会的性质、阶级成分的构成、经济发展的状态和社会交往形式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个实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当时还有一个实际就是中国虽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但人数并不多,中国人数众多的是农民,这个实际加上前述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根据中国实际得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包括推翻“三座大山”、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任务,根据中国当时社会力量的对比等来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脆弱的经济基础和一穷二白的发展基础是当时的国情,同时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抗美援朝的实际。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和如何在和平的时代打开国门等具体实际。进入新时代,中国实际具体呈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国情。

  上述固然皆可以看作中国实际或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之结合进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条件;不过,上述中国国情只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就其形态而言,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基础部分,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实体部分。虽然这是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国情实际,但尚不能涵盖中国具体实际的全部。如果全面地把握中国实际,就不能忽略中国还有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实际,那就是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实际,即涵盖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道德追求、艺术欣赏、思维习惯、语言特点、风俗理念以及生活观念的文化实际。这个中国文化实际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概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对“传统”这一概念进行更为精深的释义。以往“传统”总是被解释为一种已经逝去事物的时间性概念,甚至被理解为古代社会的标记。显然,这种对传统的理解不仅偏颇且过于简单,没有揭示传统最为本质的内涵。传统的特征必然是一种沿袭的过程,“即那个在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传统的本质是精神文化,即“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传统的“传”意味的是精神文化的世代传承,“统”更是蕴含着文化共同性的要义,传统就是世代传承下来的具有共同特性的精神文化。传统还具有坚韧性的特点,不随时光转变而流逝,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实际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中国实际。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虽然是精神性的存在,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中国实体性的国情实际。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精神性的力量渗透于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可以说,实体性的国情中本身包含着难以剥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如果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忽略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文化倾向、精神意愿,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结合的中国实际必然是不全面的,不仅不能产生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理论在转化为公共政策和指导当代中国发展中也难以产生被信任、被认同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无可排除的中国思想源泉。因为传统文化最具中华民族的特质,“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为困难的。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真理性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的问题。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中国问题既具有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同时在普遍性的基本矛盾中又凸显着中国具体的特殊矛盾,所以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具体化,其凭借的文化资源是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然包含着中国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元素,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直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需要结合的中国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的思想文化条件。

  以往讨论中国实际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实际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性存在,对中国实际的理解缺乏完整性。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是始终存在的,无论对其作何种评价,至少它不应该被忽略。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亦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应该包括文化在内的中国实际。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酵母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必须面对的中国文化实际,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达其所成的思想文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和衍化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使之创新和衍化的文化要素,就如酵母一样,将一般的面粉变成发酵后的面团。面团和面粉的物质本原是一样的,但相对于面粉来说,面团是一种源自面粉又不同于面粉的特殊形态,这一变化的关键是酵母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没有酵母,面粉永远变不成发酵的面团,做不成馒头或者面包。同理,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必定需要那种使其衍变的酵化要素,而这种酵化要素必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的,二是优质文化的。只有中国优质的文化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发生同质相融的化学作用,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理论酵化两个条件的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涉及文化两面性的问题。前面讲的中国具体实际应该包含中国文化实际,而中国文化实际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实际客观上存在精华和糟粕之别。毫无疑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需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酵母。这也就是说,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创新不仅仅在于理论的逻辑推导,更是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作用的事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在如下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中国人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核心是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中国发展的方向,既有中国与世界大潮流所向一致之处,也有中国独特的目标所指。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前途,还是今天改革开放时代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价值目标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所确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中国发展的未来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之处,就是古人提出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未来的理想价值目标与西方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基督教的天国世界、西方近现代提出的以个人价值为基础的国家目标都有所不同,更接近马克思所讲的政治上消灭阶级、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按需分配,以及道德上把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去私为公,注重社会本位,虽然是基于农耕时代的社会本位,但其中不乏或内含着追求公平社会的理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人追求的就是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中国梦而言,具体的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息息相关,也与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息息相关,是中国人追求国家尊严、社会和谐、道德文明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乃至世界和谐团结的文明理念和道德中华的品性。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又要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思维,可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必然是浸染着中国文化的价值指向、具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融合的结果,归根到底是马克思引领的体现中国人追求的价值目标。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中国人的话语表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话语表述应当是中国式的,这是中国文化内在要求使然。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现实的意识”。话语表达是某种类文化的意识形式,不仅在于语言的文字特点,还包括语言的表达习惯以及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而理论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面向的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理论指导的也是中国实践,所以其表述的话语应当是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所能接受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毫无疑问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中国式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正是依赖中国式的话语系统才得以建构和表达,这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可以证实中国话语的重要意义和表达风格。以毛泽东思想为例,许多著名的观点和词语包含着浓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语言特点,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包围城市”、“反对本本主义”、“有的放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人民服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邓小平理论的话语更加通俗,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有富有浓厚哲理的古典名句的引用和比喻,也有通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话语。试想,倘若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如何得以表达?也就不可能构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化是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缺少的文化要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义理所在。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搬用的只是西方的话语系统,那么它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运用必然会大打折扣,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所应当避免的。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创新的结果,其理论思维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支持和引导,也需要符合中国人理论思考的思维习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建立在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架构上的,没有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无法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世代传承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也反映着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思维模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如此,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充满着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它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体现在多方面,略举几点:一是与西方“零和博弈”不同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及合作共赢的思维特点。例如,毛泽东提出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一家”、“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为世界作贡献”的思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享”理念。二是体现为坚持原则、灵活运用策略来破解各种难题的智慧。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观点来破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题;还用“一国两制”的设计来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这与西方简单的票决思路完全不同。三是在追求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目标下,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与西方“修昔底德陷阱”历史思维不同的是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大国胸怀和战略思路。这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中体现出来。除上述以外,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的还有:中国人在政治上主张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治理上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道德上讲集体主义、诚信友爱,在社会关系上注重家庭和团队,在逻辑上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处)、辩证思维,等等。这些思维模式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如儒家的德治与“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文明治理思路,道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思维,这些都是有别于西方注重形式逻辑、对立两分的思维模式,而注重辩证的、多方面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辨路径。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弃的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凝合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分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性特质,其归属于整体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落后腐朽的糟粕,有的与时代格格不入,有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甚至完全背离,从而成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关系轻视法则、重视集体轻视个人、重视义务轻视权利、重视家庭轻视社会的价值倾向,以及独断论的思维倾向、盲目从众性的社会心理、精神功利化的倾向、官本位的倾向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是需要摒弃或者改造的。即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痕迹,并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存在着某种纠结,裹挟共存于一体。例如,德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优质性不容否定,不仅体现了深得人心的“德者当政”、“以仁治国”、“君师一体”、“德性教化”的中国特色仁政治国模式,也造就了传统中国崇尚道德文明的社会风气。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又是一种专制性人治,包含着不平等、不合理的伦理问题,更与现代法治国家不相容。这意味着传统德治具有多面性,既有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文化成分,也存在需要摒弃的文化糟粕,这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问题。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件拿来即可运用的简单事情,而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才能发挥其作用。进一步而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时不能罔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掣肘,应采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从中获取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使之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良好效果。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优劣甄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为精华,哪些为糟粕?这需要衡量的标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来看,首先,要具备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质上的同构性。所谓同构性,就是两种文化或者两种理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凡属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其文化内质上必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同构性,至少不存在对立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是当今世界最为优秀的文化思想,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因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文化比较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甄别其他文化优秀与糟粕成分的标准。所以,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同构性,是甄别传统文化优秀与糟粕成分的标尺。只有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同构性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标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其次,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具有时代的发展性。时代发展性是显示事物具有生命力的特征,黑格尔将其称为拥有必然性力量的现实存在,这是甄别传统文化优秀与糟粕成分的一项标准。一般而言,凡属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会因时代转化而成为昙花一现,而是一种随时代发展仍不失其价值并且具有与时俱进内质的文化,是可以进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而糟粕成分通常表现为落后僵化,不具有发展性价值,不仅不能随时代潮流而前进,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文化,因此其所吸纳的传统文化应当具有创新发展的优秀特质,才能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即使有了被甄别出来的标准,仍然不能对其简单视之。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也有多样性的形式样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并非完全纯粹的独立存在,如前所举的德治的例子,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也掺杂着糟粕,实践中也存在经验与教训的双重性,可以说复杂性是其客观存在的样态特征。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需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言之,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对其评价要客观、适中,需要采纳文化反思性的评价方法,避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化、片面化,以致失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真性。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辩证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出与马克思主义真正同质化的优秀成分。总之,以马克思主义反思性的、扬弃性的方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养料,获得智慧的启迪。

  第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化的选择运用。积数千年传承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瀚而厚重,其中天体宇宙、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无所不包。虽然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如何选择运用优秀资源的问题。所谓合理化地选择运用,就是选择要有针对性、适宜性和可改造性,避免择而不当、文不对题、牵强附会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要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切实可用的文化思想、破题的方法和有效的思路。这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针对性的问题。二是要从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诉求的特点出发,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含民族基因的文化内容,这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适宜性的问题。三是要根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需要改造性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以当代空间的视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历史性的思想材料,即使其具有共时性的价值内质,但毕竟不是现代的东西,存在一定的时空隔阂,需要现代性改造才能古为今用,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高华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