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文化,孰短孰长?

    东方,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为主要标志,正在逐渐结束近现代以来东方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忧伤,而进入一个值得自豪和扬眉吐气的新时代。随着中国和东方各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种文化因素都在分化组合、寻找或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并试图对中国和东方各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发生作用。 

    稍作回顾,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对东方文化发生影响和重大冲击的是西方文化。趁东方提倡思想解放之机,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乘机而入,进入东方的思想领域。一时间,尼采、萨特、胡塞尔等人的中文版哲学著作,青年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他们所提倡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等哲学思想或思潮,成为东方年轻一代精神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被他们所津津乐道、玩味品尝。随之而起的,便是全盘西化论的死灰复燃,但东方人在经过一段思考之后,很快就冷静下来:真否定了东方的文化传统,那东方人的根何在呢?难道东方人只有彻底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东方人在思想长期被禁锢几乎成为一片空白之时,是最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的,甚至于良莠不分地接受也是可能的,在此状态下进行正确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冲击是第一次浪潮的话,那么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就是对东方冲击的第二次浪潮了。国门打开之后,东方人马上意识到自己在物质生活上与西方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先是惊奇,接着是羡慕,然后是模仿。在这些消极东西的影响下,东方世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埃及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罗大街上着比基尼装的女郎招摇过市,肚皮舞风行一时,东方不少国家酗酒、吸毒、抢劫、谋杀等丑恶现象增加。中国受其影响也不少,婚变、离异增多,色情犯罪、黄色出版物泛滥,道德滑坡、只讲利不讲义、掺假使假等社会丑恶现象屡见不鲜。诸如刚建好就垮塌的豆腐渣工程频频亮相,披露于报端和广播电视;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走私犯罪、偷税漏税更成为社会毒瘤。

    就在东方人大口嚼腮地吞咽西方文化的时候,在西方却产生了感到西方文化没有出路的悲观论调。这种悲观论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所写的一部《西方的没落》,该书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打欧洲人的现实,反思为何自认为文化至高无上的欧洲却要自相残杀,得出结论认为西方不行了,欧洲要垮台、要灭亡,要看东方。三四十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成的《历史研究》巨著,将世界文化分成20多个体系,从其哲学基础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将来要消灭。到20世纪70年代,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作作对话,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兴起了几种新的科学模糊学、混沌学。西方有识之士为何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模糊学、混沌学?就是因为他们痛感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不行了,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1]。1988年2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的宣言,更是把人类的生存与灭亡和是否能从东方儒学中汲取智慧联系起来:“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2]

    几乎与西方学者提倡模糊学、混沌学的同时,东亚各国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实现了经济腾飞由于日本推行过《论语》加算盘、《论语》加计算机的管理模式,韩国推行孝道,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运动,人们就自然地将东亚的现代化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把这看做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奇迹,似乎是对汤因比等人预言的一种应验。但是突如其来的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又使东亚经济遭到巨大的损失。于是,又有人对儒家思想是否能推动经济腾飞产生了怀疑,对东亚价值观产生了种种疑虑。

二、文化的分化组合与定位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天下之大势”,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思想文化分合的局面往往是与政治之分合相适应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正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他以战国百家争鸣为例,分析说:“周既不细,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名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3]整个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不统一,思想文化界是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兵、杂、小说、名诸家蜂拥而出。而且,在同一学派内部,也有分化的情况发生,如儒分为八派,出现了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墨离为三派,出现了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秦汉时期,政治走向统一,思想文化也逐渐走向统一,于是出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取了这一主张,从此儒学定于一尊,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后来,儒学不断吸收外部或外来文化的因素,有过儒道互补型(如玄学)、三教合一型(如理学)、四教会通型(以基督教为主的西学与三教的会通和伊斯兰教与三教的会通)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儒学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封建统一王朝的指导思想,即使汉族以外的蒙和清统治者,也出于统一王朝的需要,以儒学为统治思想。而从另一方面,儒学本身也不断演化,分化成众多的学派。但这些学派虽有区别,如理学与心学,甚至还有过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产生过朱陆之辩、程朱与陆王之争,但这些不同学派的儒学集合体的主体地位却是不变的,这就说明,适应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政治统一的,只能有一种意识形态或官方统治哲学,那就是儒学。

    中东地区宗教文化之分合,也与政治之分合成正比例。古埃及由多神崇拜到太阳神教崇拜,是埃及社会逐步走向政治统一的需要。在埃及统一王朝建立以前,埃及社会经历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地区性的州、更大地区统一或半统一的王国,伴随这一发展过程,强大有力的氏族首领或地区首领成为一个地区社会政治联合体的首领或君主之时,他们所崇奉的神就成为该地区的地域保护神。而当某一州成为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之时,该州的地域保护神也就升格为全国的最高神[4]。因此,古埃及人原来信奉的神数目众多,在上埃及主要的地域守护神有牡羊、牝牛、胡狼、赤鹭、狒狒、鳄鱼、牝猫、鸢、睡莲,在下埃及主要的地域守护神有圣蛇和蜜蜂。在这些地域守护神中,女性神居多,这显然与古埃及社会母权制的政治遗风有关。后来,太阳神被当作光明之父和生命的源泉,受到全埃及人的普遍崇拜。太阳神不管是神牛状,还是神鹰状,都是掌握世界命运的,只是上埃及称太阳神为阿蒙神,下埃及称为拉神。到新王国时期的十八王朝,因为法老的地位有所提高,被当作诸王中最强大有力的国王,于是太阳神阿蒙、拉,也就被宣布为众神中最伟大的神。到埃赫那吞法老(前1379~1362)当政期间,太阳神新的名称阿顿,被宣布为国家惟一最高的神。可见一神论的出现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出现而出现的。

    产生于西奈沙漠的犹太教,是在犹太人早期多神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神教。摩西为了将分属12个支派信仰多神的被带出埃及的犹太人拯救出来,在西奈山得到灵感,由古巴比伦三位一体神中的主神欣,联想到西奈毗邻埃及的米甸部落神雅赫维(耶和华),奉雅赫维为惟一真神,而犹太人是雅赫维的特选子民,是与神立约的民族。昔日的部落神演化为独一神,成为创业主和万物之主,正是政治集权即君主专制的反映,“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5]

    基督教的产生,是在罗马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产生前夕,罗马帝国由于连绵不断的奴隶起义和民族起义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作为被统治者的犹太人千方百计想摆脱罗马的异族统治,为此进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斗争,但都告于失败。有些民族领袖由于斗争失败而感到无能为力,就盼望救世主降临来拯救自己。耶稣创立的基督教于是应运而生:人们普遍希望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而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需要有宗教方面的统一,但当时的各种宗教运动和政治集团不管是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奋锐党派,还是艾赛尼派,都因自身的原因而不堪此任,时代在呼唤一种能融合各家之长、能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新宗教[6]。这种新宗教所创造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其形象是由犹太教为主体,又吸收了古埃及宗教中死而复生的冥世亡灵保护神植物神奥西里斯的因素和其他东方民族的思想、习俗和文化而形成的。而且,其中也有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些因素,如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等。因此,基督教既是适应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而产生的,也是融合各种文化因素(其中以东方文化的犹太教和古埃及宗教为主,以西方文化为次)而形成的。

    至于更晚些的伊斯兰教,也是适应阿拉伯半岛政治统一的需要而产生的,伊斯兰教所信仰的安拉独一神论代替了多神教和偶像崇拜,阿拉伯半岛的分裂局面也就结束了。伊斯兰教产生之后直到现在的1300多年间里,伊斯兰教分化成逊尼派、什叶派等大大小小教派1400多个。按年代平均,几乎一年就产生一个新教派,但这些教派之间的主张虽有不同,而独一神论的基本教义却始终未变。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7]

    从另一方面说,西方文化开始于希腊、罗马,“因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8]然而希腊文化不管是发端于尼罗河流域,还是幼发拉底河流域,都是东方文化西传的结果,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产物,但它又是在文化发达较早的亚洲西部国家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无论在宗教、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甚至希腊字母也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9]。犹太教、基督教也都发源于东方,但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传入西方之后,几经分化组合,最后变成西方的宗教。基督教经过2000年的分化组合和历史演变,形成了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大大小小2000多个教派。这些不同的教派分别适应着西方社会的不同政治需要,发挥着作用。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筛选,形成了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使西方的物质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物质主义成为西方的一种时髦思想。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自然界一味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同时对别国大肆掠夺财富,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西方的有识之士从这些现象看到了西方的没落,重新开始从东方文化寻找出路。

    人类文化就这样经过分化组合,组合分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体系。对这些体系如何划分,由于学者们的立足点不同,会有不同的分法。根据季羡林先生的分法,世界文化可以分为东、西方文化体系,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东方文化体系又可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们之间虽有相互渗透和不断交流,却不能够相互取代,仍会保持自己的特色。东方文化的定位基本如此,但东方各种文化体系之间仍会有相互渗透和融合,甚至也会有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但这种相互渗透和融合决不能导致互相代替。未来的世界文化仍然是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并存,而在东方文化里,则仍然主要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体系。

三、东方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定位

    最近一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几种对东方文化的错误认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两种论调都是由于对中国文化和其他东方文化的歪曲理解而引起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联合作为西方最危险的敌人,而中国威胁论则径直把中国作为西方最主要的敌人,这些错误看法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化的本质。东方文化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以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已经提出了不少看法。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

    李大钊的静动文化论。他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东方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由此而形成一系列不同是:东方与西方“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0]张之洞的内学外学论。他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因为中学是治身心的,西学是应世事的。他主张内外学均不得偏废,但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要“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即使“朝运汽机,夕驰铁路”,那也“无害为圣人之徒”[11]。梁启超、泰戈尔(印度)、罗素(英)、杜威(美)等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论。他们认为,西方是物质文化,东方是精神文化,西方以物质文化见长,东方以精神文化见长,所以东西文化各有长短,将来的世界文化,应该是东西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汇合。梁漱溟的不同阶段论。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的发展应顺着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顺序发展,也就是物质文化(西方)、社会文化(中国)、宗教文化(印度)的顺序。因为物质文化应当最先发生,而且要发展至一定程度才能进入社会文化,到了社会文化成熟后,再进而过宗教的生活,进入宗教文化。而现阶段的世界文化,应是中国文化的阶段,未来的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2]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他们都主张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胡适认为,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不知足、进取、征服自然、利用厚生、承认物质享受,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无知、安贫守己等。因此,东方“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3]陈序经则认为,东方是家族主义的,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中国要救亡,必须给个性以尽量发展其所能的机会,提倡西方近代文化主力的个人主义[14]。胡适与陈序经对东、西文化的特点虽看法不尽相同,但结论却是一致的: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季羡林的综合与分析论。他认为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西方文化则是分析的。分析的结果是向自然界暴烈索取,穷追猛打,结果使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因此,西方不得不回到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他由此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河殇派的蓝色文明黄色文明论。20世纪80年代,河殇派提出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明,中国文明是黄色的内陆文明,认为蓝色文明高于黄色文明,要抛弃黄色文明,选择蓝色文明。这是全盘西化论的另一种说法,没有什么新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人们重新将世界文化颜色化,把人类文化分成三大类:具强烈信仰精神的是红色文化,具强烈求知精神的是蓝色文化,具强烈仁爱精神的是黄色文化。中国文化是略带蓝色的黄色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是略带蓝色的红色文化,南美、东正教和西方都是既有浓厚蓝色又有浓厚红色的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采取互补性融合,所以没有“大输家”[15]。

    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20世纪20年代,德国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写成震动西方世界的一部著作:《西方的没落》。鉴于欧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己打自己的表现,他认为欧洲要垮台,要灭亡,西方人要仰望东方。汤因比也认为文明都有诞生、成长、繁荣、衰微、消亡的过程,所以只有世界统一才能避免人类的自杀之路,从精神因素比物质因素更重要的前提出发,他预言和平统一一定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这个主轴不在西方而在东亚,但东亚又必须采取欧共体这样的楷模。

    文明冲突论。近些年来,美国亨廷顿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出发,虚拟了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的世界大战是文化的战争,断言中国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未来的最大敌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把南斯拉夫作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实验物,对中国驻南大使馆的五枚导弹的野蛮袭击,其实是这一实验的一部分。

    其他还有许多论点,如阴(东方)阳(西方)文化论,用德、赛西先生(西方文化)代替国粹论,……不一而足。

    在未来的世界中,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文化只能是多元发展的。正如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一样,文化的发展同样也是多元的。绝不会出现单一的文化体系来主宰全世界的情况。未来的世界文化仍然是东方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并存,不可能相互替代,更不可能相互消灭。这些文化都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其诞生、成长、发展都有历史必然性,未来也不能改变这种必然性。但是,未来的世界文化都是应该互相补充的。具体来说,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就东、西大体而言,东方文化以精神文明见长,而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见长。东方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绝对不能丢弃精神文明的长处,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物质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西方文化则应该吸收东方文明的精神文化成果,以使物质文明能有比较正确的方向,控制自己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所以,未来的世界文化,应该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这正是邓小平的一贯理论,也是先进思想家们一贯的理论。如汤因比说过,精神因素比物质因素更重要。而中东的著名思想家阿布杜·巴哈说:“在现时,东方需要物质方面的进步,西方需要精神方面的进步。假若双方交换,东方把精神方面的思想,输给西方,西方把科学知识,输给东方,那就再好没有了。这种互相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两方必须团结,互助交换其所需要者。这种团结,可以促成真文化的实现,精神与物质双方并进,都能发扬光大。因为“只有物质与精神双管并进,才是真正的进步,我们才能成为完善的人,古圣先哲的出世,是带着精神的生命和光明给世界的,是使真理之光辉灿烂,普照人们的心灵,人们在这种光辉煌中,可以成就心灵上不朽之光”。[16]这样,才能使偏重综合思维的东方文化与偏重分析思维的西方文化真正互相补充,使整个世界最终趋同,逐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

[参　考　文　献]

[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62-163·

[2]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导[N]·马来西亚华文·南洋商报,1990,(4)9·

[3]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6·27·

[4]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5·

[6]罗竹风·宗教通史简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0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9]杨周瀚·欧洲文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

[10]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J]·言治季刊,1918,(7)·

[11]张之洞·劝学篇·会通[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杨　深·走出东方[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15·

[13]胡　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A]·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45·[14]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38—345·

[15]黎　鸣·21世纪人类文化的新格局[J]·东方,1999·4—5·

[16]阿布杜·巴哈·巴黎片谈[M]·台湾台北:大同教出版社,1984,(6):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