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俄罗斯、德国、英国、瑞典、乌克兰、挪威、澳大利亚、巴西、美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会长谷牧、会长叶选平,著名学者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大会围绕着“儒学与当代文明”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内容综述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发展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孔子基金会成立以来,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文明,密切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扩大孔子和中国儒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国际儒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贾庆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弘扬和继承、发展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关心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可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目前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与弘扬,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全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贾庆林强调,当前,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要积极向世界介绍、推广儒学研究的成果,把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宣传生气蓬勃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任继愈先生在会议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号称“三教“(儒、佛、道),三大文化支柱中,儒家占主导地位。汉朝统一后,儒学成了主流。这固然得力于汉朝的大力提倡、鼓励、支持;主要原因还在于儒学本身。儒学构建的理论体系,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政治支持是外因,思想体系符合需要是内因。大一统的多民族的统一大国,除了有效的统一政权,还要培育社会共识,忠孝是古代中国从上到下,君民共同遵循的社会共识,“孝”是维系以家为生产单位的家长制的最高原则。“忠”则是团结多民族共同效力中央政权的稳固剂。这两者都是支持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忠孝原则贯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忠孝原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纲领,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了中国古代社会需要。古代中国是“多民族的封建君主制的统一大国”,今日中国是“多民族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统一大国”。“多民族的统一大国”这个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有国就有忠,“忠”属于国家、社会、人际关系范畴。今天,“忠”的涵义在延伸,“孝”的涵义要比传统的“孝”有所缩小。任继愈先生说,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起着重大作用的并不是只靠当年孔、孟讲过的几句话,而是由于历代贤哲为了适应他们的新时代所做出的新诠释。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儒学,影响了古代社会几百年;宋代有朱熹对儒学又一次新诠释,又影响了中国社会几百年。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变革的巨大深刻远非古代董仲舒、朱熹所处的时代可比。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古代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一方面还要及时吸收改造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不能只看自己一国,还要纵观世界,时代期待我们结合中国国情,适应我国新情况,对儒学做出新诠释,构建新体系,推动文化发展,造福人类。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认为,如果我们将西方哲学追溯到黑格尔之前,即康德及莱布尼兹时期,我们已可以看到西方的启蒙及理性精神曾受到孔子哲学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看到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带来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民主与法制,从而为西方世界创造了财富和强盛。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强权的利益争夺为世界带来了两次全面性的浩劫,甚至直至今日我们仍不能不感受到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与未来科技战争阴影的威胁。如果18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能够全面接受孔子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以孔子所强调的“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胸怀来善待邻邦,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可能已早成天下大势与世界定局。成中英举出人类三大文化传统与世界社群以阐述全球伦理理论的可行性。一是欧美传统,它由理性主义发展为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二是美国传统,它由实用主义发展为利益集团的理念;三是中国传统,它由儒家哲学发展为天人合一、性理兼顾、知行并重的道义社会的理念。中国传统提供了一个强化和谐的社会图景,显然更能满足人类社会全球化的需要,也因之为人类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在人类21世纪的未来生活中,科技、经济,以及民主的发展将与儒家的宇宙观、价值观与伦理学互动、互通与互存,儒家的发展也将被证明为人类走向全面全球化与全球伦理化的一个根本动力,更将被证明为人类建立永久和平的不灭之基。他认为,这应是实现当代儒学发展中最关键的认识。

新加坡国立大学陈荣照教授对儒家政治文明理念作了透视,指出儒家推崇和倡导的政治文明形态、儒学所涉及的与政治文明相关的思想理论主要有民主、民本思想;行仁政,重视民生,富民思想;道重于君,限制君权思想;以及德法结合,自律与他律并举的思想等,这些政治文明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孔夫子基金会主席嵇辽拉指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善于弘扬民族精神传统,首先是先秦儒学思想(小康、以德治国、亲民等),并将其服务于大众,并且取得了经济成就。中国的榜样,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一部分政治精英产生影响。在俄罗斯被最常引用的孔子思想“正名”经历了有趣的演变。如果前十年,反对派以此完全有根据地批评政府言行不一,那么现在开始了相反的过程。现政府想以实际行动来恢复民心,也利用“正名”学说的权威。像“正名”一样,孔孟之道进入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是“政府与人民的互信”与“稳定”原则。这些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嵇辽拉认为,孟子“仁爱”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民为贵”,还包括“君子和而不同”等,这些都会作为多党制和折衷原则的基础,在21世纪的政治文化中将找到用武之地。

越南文庙-国子监文化活动中心范翠恒认为,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批林批孔”的潮流,中国儒学和孔子已过了沉浮时期。孔子、儒学和儒教文化精神价值仍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越南历史中,儒教占有重要位置,儒教已适应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和越南人民思维的要求。儒教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需“推陈出新”。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儒教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社会文化的主体、现代化的助力。儒教是形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要素,使之德才兼备。

日本桃山学院大学文学部串田久治教授指出,将欧美文化视之为“普遍文化”的二战后的日本,否定了曾经是治国样本的儒教,得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而今代表了西洋文化普遍特征的“个人主义”变味,成了欠缺良心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自由”更蜕变成了没有良知的放恣,“平等主义”孕育出新的不平等,“言论的自由”不是用于获取理解而是变成了唇枪舌战中不择手段地战胜对方的帮凶。另外,社会秩序崩坏、犯罪低龄化、教育荒废、信赖感和连带感的丧失,凡此种种,西洋文明的负面暴露无遗,欧美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世界的普遍价值的事实终于开始为人所知,对欧美价值观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开始表示疑义。现行的制度或文化一旦陷入困境就倡导“复古”的思想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无批判的复古,难免会美化过去的错失和不幸。愚不可及的是,因思慕战前的儒教观念意识而认为应该恢复“对个人有所束缚、秩序严谨的社会”的意见也是不绝于耳,时而演变成近乎丑恶地倡扬爱国主义。重新审视儒教文化价值观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通过追求“人类的普遍性”努力唤起“宽容”和“协调”这样曾被我们所疏远的精神。

澳门人文科学学会邓思平博士指出,我们清楚认识到,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数百年之久的澳门炎黄子孙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放弃了传统,就会成为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民族。为此我们澳门人文科学学会的成员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编译印行《孔子语录》,大部分赠送给澳门的大中学生,其他部分送图书公司向公众出售,并成为十大畅销图书之一。举办“我读孔子”征文比赛,从2003开始,在澳门的大中学生之中,举办“我读孔子”征文比赛。这项比赛得到各校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倡仪,把孔子诞辰日作为世界教师节。这一倡仪得到与会中外人士的积极回应和一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