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5日至28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韩国、巴西等国和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朱熹哲学、理学、经学等思想,对进一步深入开展朱熹研究的途径、方法和新的思路展开了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对朱熹哲学的新解

存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在发言中指出,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认为存在和价值是绝然不同的观点相反,朱子用“所以然”与“所当然”表示存在和价值是完全统一的观点。在朱子这里“所以然”即是“所当然”。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是整体论的要素分析和生命论的类比综合。朱子将“天地之心”与“人心”,即“生”与“仁”的关系解释成生命目的性的关系,建立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学说。

“理一分殊”论是朱熹哲学的重要内涵。与以往学术界更多地注意“理一分殊”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涵义以及更多地看到道与器、体与用的冲突不同,有学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不仅是一种本体论模式,而且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相分又一体这样几个特点。亦有学者认为,从朱熹“理一分殊”思维原则来看,道与器是相对冲突的。道器冲突表现在心性问题上,即是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冲突。但由于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由存有的特征,依据“理一分殊”之“体用一源”原则,又可化解冲突,在道体中容得自由发展。

有学者对朱熹哲学系统的核心———“理”提出再理解,认为理是将气统一于其中的理,是同时具有根源与结构之义的理。故理应具有本体宇宙论的一贯性,是本、是体、是用,也因而同时具有发生学上的、宇宙构成论上的、生命演化论上的、认知论上的、价值论上的、伦理学上的与方法学上的多元多层含义。以理观物,万物莫不有理;以理诠释经典,经典也莫不有理。理既是根源,又是枝叶花果;理既是心知,又是物则。

2.关于朱熹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有学者认为,把朱熹(中)与康德哲学(西)作比较最富有相互的启发性与开拓性,指出,若从现代本体哲学与纯粹理性眼光来看,朱熹哲学与康德哲学一样,建立了自己哲学的中心典范。但是,二者同为承前启后,方式却又大有不同。康德是用理性批判的方式批判了他以前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同时开辟了人类思考与认知真实的新问题;朱熹则是用“超融”的方式吸收与整合北宋诸子,以建立哲学义理体系。相应于康德,朱熹开辟了一个超融本体论的思考。康德重视经验,朱子重视体验。康德面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在理性的基础上把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决然分开,是一划时代的卓见;朱子所构建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具有同时超融对象与主体的特性,亦即呈现出主体与客体相互观照或对应的关系与网络感应。

有学者指出,西方新实在主义者用把哲学逻辑化的“逻辑分析”方法复活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的唯实论,冯友兰也试图采取同样的方法复活朱子理学,把程朱理学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理论形态,借用西方哲学之“石”攻程朱理学之“玉”,对其作出新的阐发,凸显了中国理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共同性和兼容性。

3.朱熹的经典诠释学和释义学

与会学者认为,诠释学虽然是西方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西方有较长的演变发展历史,并在当代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但是中国亦有自己的诠释学思想,中国经典诠释学在宋明时期开出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学者指出,朱熹在经典诠释的思考中建立了一个系统的本体论的哲学体系,此一思考重视体验反思,重视人的整体性,重视整合与分析,重视文本的诠释与文本的超越,而又结合当前的体验与经验以寻求新义,不局限于古人的权威之下,从而发展了理学与哲学。就经典诠释而言,有人将朱熹与亚里士多德作比较,指出朱熹重视经典启发的经验而未将经验系统化为实际知识系统,却大致保留在体认层次,可说与亚氏相异,而其重视外察内省以确立理性的本体性则更具有现代性。又有人将朱熹比拟为阿奎那:两人时代虽接近,但心态相差甚远。阿氏力求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却以上帝的存在为信仰前提。朱熹并无超越的信仰以求证,而是以外察内省之知以明理之本然与所以然。然则两人均重视原始经典,故又可以引为同道者。

另有学者对朱熹的释义学作了探讨,指出释义学是朱熹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而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有释义学而刻意从他那里“阐释”出来的东西。因此,研究朱熹的释义学应该成为朱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4.对牟宗三朱熹研究的质疑

与会学者对牟宗三的宋明理学研究的成果作了肯定,但对牟宗三关于宋明理学和朱熹研究的思想亦提出了一些质疑。如有学者指出,牟宗三在主观上以心性一元说为宋明理学及其道统论的大宗,不仅如此,牟氏还径直把“心性为一”、“本心即性”说视为先秦以来整个儒家发展的大宗;由此批评朱熹心性二元、心理为二的思想;并以心性一元为标准,划分宋明儒为三系,而以程颐、朱熹为“旁枝”。尽管牟氏以自己的思想对程朱之“四书”学作了重大改造:通过批评《大学》、批评伊川朱子是以《大学》为主,而主张以《论》、《孟》、《庸》、《易》的经典格局取代程朱“四书”及“四书”学在新经学和道统中的地位,以突出内圣心性之学,突出内圣心性之学中的心性一元说,但他对程朱“四书”学的改造在一些方面却有违程朱“四书”学之本义,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本是客观存在的,表现为新心学与传统程朱之学的区别。

另有学者指出,牟宗三批评朱熹为“别子为宗”,只重存有,不重活动,是非常片面的见解。这反映了牟先生未能实际把握朱熹哲学的全貌及其思维内在的动态走向,也反映出他未能看到中国哲学到了宋代之际必须走向一个理与气互动的哲学。另一方面,未能认识朱熹哲学中理的多元作用,也反映了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理解的局限,即未能看到康德哲学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康德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这是当代新儒家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