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精神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弘扬中华文化”的战略意义。中华文化强调“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修己安人，成己成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加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强化中华文化本根的教育，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建立自尊自信。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

［关键词］弘扬中华文化；软实力；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修己安人；成己成物；精神家园。

一．“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意义，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⑴

胡锦涛总书记的“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同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精神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全，在党章中明确增加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一条。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的新态度和新方针。

１９９４年初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６日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弘扬中华古代优秀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种对于文化的新定位，表明中国开始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日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指出：“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几千来形成了团结统一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论断表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对于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中的角、，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在增强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价值与功能等方面，做出了空前未有的论证。报告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８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息，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和平崛起论”、“科学发展观”、“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等等以及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话，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都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中华文明历来注重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

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从以上一系列决策和讲话中可以看到，党中央的长远目标是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艰苦奋斗，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是物质文明，一方面是精神文明；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用科学发展观把二者完整地统摄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孤立的，是一个大工程，要有准备，要有铺垫，要有基础。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强调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弘扬中华文化的战略意义，强调了文化复兴是强国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而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我们的伟大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祖先的光荣传统，在优秀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新的先进的中华文化，才能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强国之梦。

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

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呢？

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⑵，主要从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方面作了分析，强调了中华文化中的“韧性”。他说，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人本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两个文化起点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很大差别。人本文化基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人本文化里面就有一些观念，如忠、孝、恕、仁等；神本文化基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是个人主义方向，跟人本文化完全不一样。在神本文化影响下，个人主义很容易变成极端个人主义，这就是今天美国社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神本文化是分割竞争的文化；人本文化容易产生“以德治国”情况，神本文化容易形成“法制”情况。一个在人本文化影响下的社会容易产生兼容并蓄、有教无类的观念。这些观念在神本文化社会里不容易产生。在神本文化里面容易发生宗教战争、种姓制度等，我想这一点现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

北京保利博物馆里展示着一个古代器皿，在器皿上共有98个字的铭文中，“德”字出现了六次，说明德字跟治国的观念在3000年前就已经非常重要了。这六个德字的写法都不一样，当时还没有定型。在3000年以前这样的一个铭文中“德”字就出现了六次。这代表人本文化里对于整个治国的哲学的一个特点，这是神本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神本文化会发生什么现象呢？我们都知道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个“利”就是神本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也就是以利治国。“德”和“利”分别是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任何一个长期在美国居住和在中国居住的人都会体会到。尤其是把中美两国的中小学生相比较，就知道“德”和“利”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观对小孩有多么大的影响。中国的小孩一般比较听话、勤奋、能够忍耐；而美国孩子一般不听话、好动、急于达到满足。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在种种情形之下都比美国的好，我只是讲人本和神本发展之后，社会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能够忍耐才能够有韧性，我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在过去５０多年有这么大的成就，是有非常长远的道理，这其中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韧性。

人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这些加起来就造就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奇迹。

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有信心。我乐观的态度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５０００年自力更生的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那就是韧性。

长城象征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象征历史上中国一统的观念，尽管中华民族历经兴衰，尽管中国有多次的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国人民心中更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

最近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请杨振宁先生演讲，他重申中国为什么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有七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华民族有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第二是中华民族有耐心、忍耐、坚韧、温顺，重视群体、家庭、社会；第三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种姓制度、宗教战争，而容易产生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观念；第四是中国文字统一，能维持几千年的一统，向心力、凝聚力强。以上四点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尤其是“韧性”。第五条是新中国成立后重视扫盲、普及文化教育；第六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视基础建设，重视建桥、修路、交通运输；第七条是中国政府务实、虚心、灵活的作风。后三条是中国政府的政绩。

当代著名哲学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引论》中⑶，就中华文化最深层次的哲学思想作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西方哲学刚刚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它大体是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但是它没有好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和修行。

牟宗三先生说“开辟生命之源、价值之源，莫过于儒”，“能开价值之源、能立道德主体的是儒家”，认为儒家是中国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观事变莫过于道”，“察业识莫过于佛”道家、佛教也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儒、道、佛三家互补成为中国观念文化中的主流。

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及其深厚的历史感、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中庸和谐与永久变易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甚础。我们要文化复兴，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建设和谐社会，当然要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取能力也就越强。所以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各国、各民族首先要弘扬发掘自己的优秀文化，当然也不要拒绝学习其它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构建和谐的大同世界新文化。

儒家文化中尤为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仁为本。”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用肯定的方式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尽己为忠”。用否定的方式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推己及人为恕。”即“你愿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所以“恕道”更重要，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运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球宗教议会大会”称之为“黄金规则”。

二是“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重视和谐，不肯附合苟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谐是重要的，我们都以兄弟情谊求其和谐相处。《礼记•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统一，天下通行之大道。《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传习录上》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仇比仇到底，还是仇必和而解？”王夫之说：“和而解则爱”，旧矛盾的解体，新矛盾的肇始。

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意谓不同的东西和合才能导致新事物的产生，相异事物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谐是君子所重视的，君子不肯附合苟同。因为如果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没有意义，事将无成，甚至窒息其生机。

春秋时晏婴说：“和”就像羹汤，五味的调和。又像音乐八音的和谐。“和”是有差别，且包含着差别的多样性统一。而“同”则是不包含差别的二者绝对的同一，好像以水兑水，味道单一。单一的东西无法比较，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寓于一，一又寓于多，有差别，有对立，有矛盾，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则。

但“和”并不是事物的任意掺和，构成“和”的各不同因素必须保持一定的度和量，无过无不及。《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贾谊说：“刚柔得适谓之和”。陈淳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

江泽民同志2002.10.24访问美国，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时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三是“修己安人”。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礼记•大学》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道德教育的“三纲领”，即三项目的任务。为了完成“三纲领”，又提出了“八条目”，即八项过程、步骤或程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治国的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也是治校的方略（建设和谐学校的方略）。被称为“清华大学之父”的梅贻琦先生在1941年4月写了一文名《大学一解》，即用“大学之道”总结清华大学三十年之经验。他还把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命名为“明斋”、“新斋”、“善斋”。

所谓“格物、致知”，即以道德观念的认识为起点；“诚意、正心”，即以道德信念的建立为中心；“修身”（强调慎独），即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最后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的实践目标。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稿中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么清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⑷。

《大学》能把个人内在德性的修养，以至外在事业的完成，一贯连续，包罗无遗，而且本末先后，有条不紊，有志之士，循序渐进，自能修己安人，成己成物。

梁漱溟先生讲内外功相结合。认为只注意外功，不注意内功是不行的。现在很多年青人十分浮燥，即缺乏内功，缺乏定力。《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十分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唐玄奘把佛教的“禅”翻译成“静虑”。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对联，上联讲的是“修己”：“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讲的是：“安人”：“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和各民族广大民众都能读懂并身体力行《大学》中的修己安人之道，以及岳麓书院这一对联，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软实力会大大的增长，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曾批准在孔孟的家乡建立一个“华夏文明标志城”，具体地点就是在山东曲阜和邹县之间。曲阜是孔子的家乡，邹县是孟子的家乡，在儒家的发源地建立“华夏文明标志城”对扩大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有利的。

胡锦涛总书记还批准要在全世界成立100所孔子学院，一个国家有一所孔子学院传授中国文化，有人戏言，现在孔子真正地周游列国了。2006年4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非洲肯尼亚访问，专程视察了内罗毕孔子学院，对“中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贡献以及“学而不厌、侮人不倦”的教育思想，都做出了高度评价。2006年7月孔子学院大会在京开幕，已有8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36个国家和地区落户，另有90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单位在申请，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待孔子及其思想有了新举措：第一，批准设立了“国际孔子教育奖”，对世界上有贡献于孔子思想研究与推广者给予奖励。第二，发起了全球首次联合祭孔。这表明，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说明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文化，诞生于中国，服务于中国，随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而起落，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灵。

2006年3月“两会”期间，在中国联动媒体的网站上有一项调查——“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什么”即“中国的文化名片”。截止到2006年3月10日，公布调查结果，前十名是孔子、中国龙、故宫长城、春节、书法、中国针灸、瓷器、中国菜、京剧、中国功夫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形象、中华文化的代表，而孔子和儒学更象征中国的精神。

孔子和儒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曾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外，对一些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孔子和儒学最早传入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东亚、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从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直到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大都打有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因此有人把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日、越等国划在一起，统称之为“中国文化圈”。在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殷铎泽等人翻译了《四书》《五经》，并合编了《中国之哲人孔子》，给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们尊称孔子是“国学仲尼、天下先师”。当时西方学者常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这三个名词联系在一起，孔子、儒家的思想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给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界以很大的影响，他们常把孔子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尊者”。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把中国先哲的格言写入西方国家宪法，这可算第一例⑸。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认为：“基督不过禁人行恶，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劝人行善。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如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

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⑹。

1988年1月1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刊登一篇来自巴黎的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作者：帕特里克•曼汉姆）,文章说西方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人，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两位曾经从政且资深的澳大利亚学者Reglittle和Warren Reed，在其所著的《儒学的复兴》⑺一书中指出：“可以大胆地说，在‘地球村’多彩纷呈的文明中，一定能找到一种经验，一种信条，作为借鉴，足以保障人类未来的发展，不管是探求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政治经验，或是文化及精神的多样性，以及对富裕的追求”。作者找到的答案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之一是中庸之道，世界的所有社会大都矫枉过正，只有儒学才创造一种平衡状态，因而使社会得以生存，甚至衰而复生。也许今天西方社会正面临着这种挑战，面对的正是充满活力、促进生产、影响日益强大的儒学的复兴”。

云南师大教育系曾小英教授在《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⑻中除引用上述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儒家的复兴》中一些观点外，还谈了她自己的亲身体验：“笔者从小在批判封建礼教、打倒孔老二的社会氛围中长大，从小养成了一种崇尚西方科学、鄙视传统文化的心态。直到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大学从教10年之后，受到政府委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思想才发生了变化。我在外国朋友家里，看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重；从外国人写的书里，我了解了许多自己全然无知的东西。有一次聚会，外国朋友请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我的讲话言之无物却充满了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大家听了都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这些经历使我猛省：我横加批判的东西，是我真正了解的吗？流传了几千年，受到全世界最有知识的人尊崇乃至外国的普通人都愿意学习的东西，难道我这个炎黄子孙反而应该嗤之以鼻吗？我自以为传统文化是现代人应破除的封建迷信，根本不懂孔子学说却认定自己比孔子高明，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这下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迷信、无知和狂妄。于是我才虚下心来认真读古书，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几年的学习研究，我才发现，原来，中国传统文化象大海一样深广无边，而且其中埋藏着无尽的宝藏“。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教授指出，现在有的大学生、研究生“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他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⑼一文中说：“我们教育的弊病在于应试教育，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小学是应试教育，而我个人感到高等学校也是应试教育，是找职业的考试教育”“高等院校是工具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学生要找到好职业，就必须经过诸多的考试，只重视做事，不重视做人，不重视思维，急功近利，这就是应试教育，因此在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我认为‘重’是对的，但‘轻’是不对的”。所谓“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因为一些高校轻人文教育，使得学生的人文陶冶很弱、人文素质很差。他说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跟我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在《重估国学的价值》⑽一文中说：“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骛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 

潘一禾博士在《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⑾一文中指出：“语言文化涉及更高层面的安全，如信息和思维向度问题；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问题。语言不像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地流行一阵染金发、穿酷装、跳街舞等，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展示为强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有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强调：‘我们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征。’‘保护本国语言传统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

她认为当前国家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如“文化认同的危机”，由于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而导致不知道“我是谁”，或不清楚自己的长处和问题，或者由于见惯了境内的各国跨国公司和用熟了各种进口产品，有人觉得自己有了多种身份或跨国意识，于是会觉得在新旧之间、你我之间、地域之间的或族群的、国家的与跨国的，都在变幻不定，因此不必在乎。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

李政道先生在1988年10月26日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文字《读<河殇>有感》⑿ ：“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区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接连了这伟大的河流……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需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

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物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上述我引用的李政道先生、杨叔子先生、纪宝成先生以及潘一禾博士、曾小英教授等的言论，可说是《中国心灵的封闭》。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此产生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走向，这在总体上自然是有一种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坚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泥土中拔出，就成了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根本性的忧虑，所以有识之士发出了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教育课题，也是精神建设的大问题。

高尚的人品和心地，才是治学之本，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失去这一根本核心，就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教育、学术腐败、谋私图利、显已厌人、弄虚作假等等，皆是其著例。识者痛心，愚者昧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l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古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⒀。回顾源头，还原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然后再前进，“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其新的光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学会生存》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我们应以党的十七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以一种包容博大的文化与思想胸襟放眼世界与未来，凭借从慎重检视和细致考辨过的文化经典作品中汲取来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的自信心，来参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较量和交融。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被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我们应以此姿态迎接人类文化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⒁。

这是我对“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点粗浅认识和学习体会。恳请方家，不吝赐教。谢谢！

参考文献：

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007.10.15）

⑵杨振宁：《中国为什么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光明日报》（2004.6.25）

⑶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一讲《引论》

⑷孙中山：《民族主义》讲稿

⑸见《世界历史》双月刊 2005年第5期  许明龙文

⑹《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9。425-426页

⑺范道丰译《儒家的复兴》商务印书馆    1995年5月版

⑻曾小英《世界性儒学复兴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⑼杨叔子《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9日

⑽纪宝成《重估国家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

⑾潘一禾《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⑿李政道《读<河殇>有感》，《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⒀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⒁参阅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作者系北京师大珠海分校教授　本文选自2008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