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人”是孔孟时代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特殊群体，其构成与类型不一。孔孟志在改造社会，不得不与“大人”打交道。然而，孔孟如何看待、对待“大人”，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孔孟都坚持了有道者的自信、立场与本位，不同点是对待有权势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大人”孔恭孟倨。其所以有孔恭孟倨的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孔孟的圣贤气象不同。孔子有“天地”气象，包容性极大；孟子有“泰山岩岩”的气象，棱角分明，不能容忍权势者的盛气凌人。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大人 气象

孔子、孟子都是有志于改造“无道”社会的仁人志士，他们拒绝消极的避世，积极参与到社会中来，宣扬其政治理念，以不同的方式议政、参政、为政，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其中包括“大人”这个特殊群体。孔孟二人对待“大人”的态度，以及和“大人”相处的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孔孟都坚持了有道者的自信、立场与本位，不同点是对待有权势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大人”孔恭孟倨。其所以有孔恭孟倨的不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孔孟的圣贤气象不同。孔子有天地气象，包容性极大；孟子有“泰山岩岩”的气象，棱角分明，不能容忍权势者的盛气凌人。

一、“大人”类型的分析

孔孟时代，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初，即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化的时代，旧的“礼乐刑政”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形成。在这个时代，能够左右社会形势、影响社会发展走向的有两大群体：一是掌握政治资源的“王公大人”，一是掌握文化资源的百家诸子。“王公大人”与百家诸子的合作与对抗，决定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

“王公大人”是墨子的习惯性称呼，专指那些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早于墨子的孔子和晚于墨子的孟子，只是单称“大人”，其含义也和墨子的“王公大人”有所不同。孔孟提及的“大人”，至少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有权势的统治者。孟子曾经从分工的角度，谈及有国有家的统治者，凡事不能亲历亲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日理万机，哪有闲暇兼顾耕作，他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孟子将“治天下”视作“大人”之事，显然，在孟子眼里，“大人”与“小人”有明确分工。这里的“大人”应该指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和墨子说的“王公大人”，含义约略相同。

（二）德高望重者。孟子以道德论人，在回答“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所谓“大体”指人的本心，又称良心，蕴藏着仁义礼智的种子；所谓“小体”指人的耳目口鼻和四肢，是人的欲望所在。人的言行本于良心而生发，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又享有人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就可以视为“大人”。

（三）“德慧术智”不可企及的圣人。《易传》相传是孔子的著作，至少也是孔孟之间儒家诠释《周易》的著作。《周易》古经中十几次提及“大人”，高亨认为“大人”和“君子”都是有官位者之称。然而，《易传.文言》却对“大人”做了这样的定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不消说，这样的“大人”绝不是有官位者可以企及的，只有“德慧术智”不可企及的圣人才可以望其项背。

以上三种“大人”类型中，《易传.文言》所说的“大人”其实是不世出的理想人格，在现实世界中比较常见并且为孔孟屡屡提及的是前两种类型。

在孔孟那里，有“大人”与“小人”对举之例，也有“君子”与“小人”对举之例。“大人”与“君子”虽然都与“小人”构成对举关系，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大人”和“君子”的身份中有两种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一是社会地位，一是道德修养。比较而言，“大人”身份中社会地位这一要素所占的权重更大一些，“君子”身份中道德涵养这一要素所占的权重更大一些。《周易》古经在革卦卦辞和《易传》在《象下》中，分别连带提及“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将“大人”、“君子”、“小人”三者并举，从历代的注释和解说中，可以看出“大人”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君子”。孔子也曾经讲过“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是“畏大人”，含有“大人”的地位要高于“君子”的意思。

二、孔子的“畏大人”

《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三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小人对待“大人”的态度正好相反，君子“畏大人”，小人“狎大人”。

君子所畏的“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或者说，具备了哪些要素才可以称得上“大人”呢？程树德考察了古今《论语》注疏，指出：“大人有二说，郑主有位者，何主有位有德者”，然后又引朱熹的说法：“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齿有德者”。实际上，朱熹在郑玄的“有位”说、何晏的“有位有德”说之外，增添了一个“有齿”说的要素。齿指年龄。换言之，朱熹提出的“有位有齿有德”可以自立为一说。可见，君子所畏的“大人”应有三说，郑玄、何晏、朱熹各主一说，究竟哪一说合理可取？还需要做些仔细的分析。

位、德、齿是孔孟时代普遍受人尊敬的三大要素。孟子指出：“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爵”指爵位，包括官位。孟子认为，爵位是人授予的、外在的东西，他称之为“人爵”；道德是天赋予的、内在的东西，他称之为“天爵”。郑玄首先拈出“有位”一项；何晏后来添加了一项，成了“有位有德”两项；朱熹最后又添加了一项，集“爵一，齿一，德一”之成，指出“有位有齿有德”三项，作为孔子所说的“大人”身份的必备要素；郑玄、何晏、朱熹三人的认识有差异，但“有位”这一项却为三人所共取，不约而同达成共识，足见“有位”这一项是确认“大人”身份的真正的必备要素。

再看“有德”一项。孔孟时代，“德”与“位”呈现分离状态，有德不必有位，有位不必有德；如果有谁将“德”与“位”合二为一，既有“德”又有“位”，那就是圣人了。何晏正是从“德”、“位”合一的角度把“大人”视作圣人，说：“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其德者也。”何晏的理解有三个问题：其一，“与天地合其德”云云是《易传.文言》描述的“大人”，何晏将其视作圣人。孟子认为，一般的圣人，如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都不是不可企及。只有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然而，即使孔子这样不可企及、逾越的圣人，也没有达到《易传?文言》所说的“大人”“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那种高度和境界。因为，对孔子来说，天不违其道，却违其行道之志。孔子生前大力推行其道，始终不见成功，连他的弟子子贡都一度怀疑夫子之道太过高大，为天下所不能容，劝孔子降低一下为道的标准。孔子自称“知我者其天乎”，企盼得到上天的帮助，然而，上天并没有帮助孔子，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也是最得力的助手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悲痛地连呼“天丧予，天丧予”如果连孔子都不是“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的“大人”，那么，这样的“大人”只能是虚拟的理想人物，以人间世的圣人比喻这样的“大人”是不适当的。其二，清代学者陈鳣早已指出，何晏将“大人”释为圣人，与“畏大人”下面的“畏圣人之言”重复，不可取。此说甚当。其三，孔子本人曾经声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来，圣人是以前的历史人物，在他那个时代已不复有之。君子所畏的“大人”必定是当世的“大人”，而不会是早已逝去、不复存在的圣人。“畏”是一种上下、尊卑、长幼近距离发生的心理情感。比如，孝子对于严父有敬畏，如果严父逝世，孝子会慢慢将敬畏转化为思慕、怀念。汉代的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他到了孔子故里，见到了孔子生前居住的房屋和使用的车辆、器物、服饰等遗物，“想见其为人”，所生发的也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之情，而不是敬畏之情。同理，君子“畏大人”，一定不会是敬畏“吾不得而见之矣”的圣人，而是敬畏当世可得而见之的“大人”。既然“大人”不能视作圣人，则“大人”身份中的“有德”只能是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

“有德”是可选项，“有齿”呢？孟子讲过他那个时代，“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乡党有尊老传统，年高者受到普遍尊重。孔子本人即是尊老的典范，如：他主张“有酒食，先生馔”；参加乡饮酒礼，“杖者出，斯出矣”。可是，“畏大人”显然超出了乡党的范围。尤其重要的是，“大人”不必年高，也就是说，“有齿”不是构成“大人”身份的必选项。天子、诸侯即使年幼在位，也被尊为“大人”。

经由以上分析，可知“位”、“齿”、“德”三个选项，只有“位”是构成“大人”身份的必选项。只要满足了“有位”这一条件，即可称为“大人”。其他两项“齿”与“德”都属于可有可无，有之则锦上添花，无之仍不失其为“大人”。郑玄将“大人”解释为“天子诸侯为政教者”，杨伯峻解释为“在高位的人”，都是关于“大人”的正解。

孔子说君子“畏大人”，他本人是否言行一致“畏大人”呢？孔子生活在鲁国，从他所接触的鲁国国君和卿大夫来看，孔子批评过把持鲁国政权的季氏、叔孙氏、孟孙氏，却没有批评过鲁国国君。孔子35岁时，鲁昭公（前541-前510年在位）被季平子赶走，流亡国外。事前，宋国人乐祁评论“鲁君失民”，认为鲁君失去民心，将被驱逐。孔子有何评论，史无记载；而他不久跟随鲁昭公的脚步到了齐国，却是有记载的。显然，孔子以其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鲁昭公的同情和支持。鲁定公在位期间（前509-前495），孔子开始从政，致力于弱私门，强公室，壮大国君的力量，最终招致“三桓”的排挤而出走，周游列国十四年。孔子68岁返鲁，担任“国老”。鲁哀公（前494-前468年在位）经常向孔子请教。据《荀子》记载，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回答：“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孔子年长于鲁哀公许多，但他恪守君臣名分，自称“小人”，恭维鲁哀公是“圣君之问”，由此推知，在孔子眼中，鲁哀公应该就是“大人”了。

《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如何对待国君的一些揖让周旋的片断，如：

（1）在朝的时候，如果君在，则“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杨伯峻将“踧踖如也，与与如也”翻译为“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行步安详的样子”。

（2）“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杨伯峻的翻译是：“鲁君召他去接待外国的贵宾，面色矜持庄重，脚步也快起来。向两旁的人作揖，或者向左拱手，或者向右拱手。衣裳一俯一仰，却很整齐。快步向前，好像鸟儿舒展了翅膀。贵宾辞别后一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了’”。

（3）“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躇如也。”杨伯峻的翻译是：“孔子走进朝廷的门，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面色便矜持，脚步也快，言语好像中气不足。提起下襬向堂上走，恭敬谨慎的样子，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般。走出来，降下台阶一级，面色便放松，怡然自得。走完了台阶，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好像鸟儿舒展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

这三段记载真实可靠，展现了孔子面对国君所流露出的恭敬、庄重、谨慎、害怕的样子，一言以蔽之，就是“畏大人”之“畏”的样子。

关于“畏”字，历来的解说有三：其一指心服；其二指严惮、畏惧；其三指敬畏。廖名春教授撰文专门讨论了“畏”字，认为“畏”训为敬，不训为惧，即使解释为既敬且惧或由敬生畏，也不对，也会歪曲孔子的思想。其实，就“畏大人”来说，“大人”在高位，人多敬之；“大人”有威严，人多惧之，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情理的事情。孟子见梁襄王，出来后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人君”即是“大人”。梁襄王没有“人君”的威严，孟子在其面前没有“畏”的感觉。这是孟子见“大人”而论及“畏”的重要证据。孟子所说的“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的“畏”与孔子所说的“畏大人”之“畏”，一望而知，可以互训，都有畏惧、害怕、战战兢兢的含义，都是敬畏的意思。

　三、孟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从孔子到孟子，对待“大人”的态度无疑发生了从敬畏到藐视的巨大变化。

在孟子那里，“大人”被反复提及，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德高望重者，这里仅举几例，如：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提及这些“大人”，充满了恭敬、尊重之意。孟子藐视“大人”，在《孟子》一书中仅见一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汉代赵岐认为：“大人，谓当时之尊贵者也”；清代焦循进一步明确指出：“此大人指当时诸侯而言，故云尊贵者”。参照“说大人”下文孟子所列举的“大人”的豪华排场，如：“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可以确认此“大人”非诸侯莫属。恐怕当时的小国之君都未必有这等豪华排场。这类诸侯之所以被视为“大人”，只是因为在国君的高位上，掌握国家权力。他们不必有多少道德涵养，也不在乎年龄的大小，甚至形象猥琐，“望之不似人君”，都被当时人们尊为“大人”。孟子对这类“大人”冷眼相看，反复申明那些“大人”的排场“我得志弗为也”，最后大义凛然宣称：“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一句“吾何畏彼哉”，与孔子的“畏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孔子的“畏大人”到孟子的“吾何畏彼哉”，这一巨大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其来有渐。

早在孔门弟子曾子那里，就已经显露出以仁义对抗富贵的气势。面对既富且贵的人，曾子毫不气馁，宣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仁义是珍贵的道德价值，富贵是难得的利益资源。彼有富贵，我有仁义，我少什么呢！

曾子之后，子思继续发扬道德富有的精神，改变了其祖父孔子肯定的君子“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的传统做法，竟然常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国君，辩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不止如此，子思与鲁穆公的关系，类似于孔子与鲁哀公的关系：论“位”，是君臣关系；论“齿”，子思年长于鲁穆公，孔子年长于鲁哀公；论“德”，子思是“师”，孔子是“国老”。可是，孔子恪守君臣名分，十分尊重鲁哀公。子思却不然，鲁穆公向他提问国君“友士”如何？他听后很不高兴，说：“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鲁穆公认为国君对于士能够待以朋友之道也就可以了，而子思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待以师长之道。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显然指向二人关系，所以孟子在向弟子万章转述这段对话时，直接代子思立言，说：“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也？’”孟子藉此案例提出了“德”与“位”的关系问题。从“位”的视角看，子思是臣，鲁穆公是君，君臣不可为友；从“德”的视角看，子思是施教者，鲁穆公是受教者，二人也不可以为友。在“德”与“位”之间，子思、孟子自然选择“德”的视角加以强调，并形成了以“德”抗“位”的思维定势。

从孔子的“畏大人”开始，经过曾子、子思、孟子三代人持续不断的调整与努力，早期儒家终于完成了对待“大人”从“畏”到“吾何畏彼哉”的根本性转变。

四、孔孟对“大人”态度转变的原因

南宋学者最早注意到孔孟二人对待“大人”的态度有所不同，朱熹在《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章的注解中引用了杨时的原话：“《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在杨时看来，“大人”之长在于富贵权势，孟子之长在于道德文章，孟子与“大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孟子以己之长攻“大人”之所短，反之，“大人”亦可以己之长攻孟子之所短，这样一来，孟子与“大人”将不分上下，难判胜负。在此情势下，孟子理直气壮喊出“吾何畏彼哉”！这种英气逼人的气象，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的。

从孔子的“畏大人”到孟子的“吾何畏彼哉”，的确是一大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探讨。

首先，从“大人”方面来说，孔子时代，高居诸侯之位的“大人”往往名实不符，有国君之名，无政权之实，和孔子同时代的鲁国昭公、定公、哀公三代国君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被以季氏为首领的“三桓”势力所架空，手中无权，既无作恶的资本，也无主政的权威，处于受人挟持、令人同情的境地。只要他们尚能维持国君的身份和尊严，孔子出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考虑，则尽量维护和支持他们，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而到了孟子时代，经过战国初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大人世及以为礼”的旧制度已经瓦解，一种以郡县制、官僚制、中央集权制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初步形成，各国国君普遍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之中的优秀者，能够富国强兵，造福社稷；而不肖之徒却暴虐无道，残害人民。对此，孟子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孟子的“说大人，则藐之”，与“君为轻”一致，都是专指暴虐无道、傲慢无礼的国君而言。可见，从孔子到孟子二百余年间，“大人”群体的分化，是引起孔孟对待“大人”态度变化的客观原因。

其次，从孔孟方面来说，他们对待“大人”态度的不同，有其生命个性不同的主观原因。孔孟二人的生命个性，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呈现出不同的气象。宋代大儒程颢曾经对孔孟二人气象作过比较，他说：“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程颢以“元气”、“天地”比喻孔子的气象，以“秋杀尽见”、“泰山岩岩”比喻孟子的气象，考之以孔孟二人的生命个性特征，的确得其神似。

孔子以其“天地”气象，表现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孔子胸襟博大，为人宽厚。他的弟子子贡喜欢批评、指责别人，他表示：“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意思是说，你子贡就有那么好吗？我却没有闲功夫去批评别人。他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不是对别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他直接告诫子贡：君子“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称人之恶”，指出并批评别人的过失，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居下流而讪上”，杨伯峻根据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晚唐以前的《论语》作“居下而讪上”，这是从特定的上下关系来讲的。“居下而讪上”，是下级毁谤上级，臣毁谤君。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是比较典型的“居下而讪上”。尽管子思作了辩解，认为这是忠臣的表现，可是，按照孔子的政治伦理观念，这是不可取的。孔子反对“居下而讪上”，并非无原则地接受国君的错误。不讪上，只是为了维持国君的权威与尊严而已。他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国君不行其道，直接选择退出，不怨人，不讪上。他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舍在人，行藏在己，坦然接受，毫无怨言。这就是孔子的包容一切的“天地”气象。孔子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义上力主“事君以忠”、“事君尽礼”；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意义上主张不讪上，不称君之恶，都可以从这种“天地”气象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与孔子不同，孟子的生命活动表现出圭角分明、英气逼人的特征。他推崇并实践着大丈夫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善养其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他锋芒毕露，辩才无碍，《孟子》一书记载他与杨墨、许行等人的辩论，尽显其雄辩滔滔、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动时不惜破口骂人。程颐评论孟子“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就是指孟子气势凌厉，不如颜渊“浑厚”。孟子对待国君一级的“大人”，依其好恶而有分别。他对于那些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君，多少还有一些尊重；对于那些只知个人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穷奢极侈的国君，充满了鄙夷与蔑视；对于那些暴虐无道、率兽食人的国君，则予以无情的批判与挞伐。正义在我，孟子无所畏惧，所以他喊出了“吾何畏彼哉”的心声。孟子的“秋杀尽见”的个性、“泰山岩岩”的气象，是他不畏“大人”的底气所在。

作者： 王钧林，男，1956年，山东莱阳人，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专项经费资助，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张亚宁，女，1973年生，山东聊城人，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专项经费资助，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