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王兆胜先生在他的《文学的命脉》一书中曾委婉地批评过一篇题为《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的散文。王先生指出，这篇散文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后来我偶尔读到了这篇散文，才知道它是出自著名散文家王英琦之手。

王英琦的散文我一向很是推崇。我特别欣赏她关于散文的看法，“散文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作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它是作家对生活得出客观见解后的自我表达，是作家个人独到体验上升为思想逻辑，并以情感和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东西。一个散文作家的个人有限经验所包含的精神容量愈大愈丰富，他的散文文学品质和美学价值也就愈大愈丰富。”可是，即便如此，我在读了这篇散文后还是不得不同意王兆胜先生的这一评论。

应当说《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这篇散文的选材和立意还是不错的，至于语言叙述那更是没有问题。正如王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篇散文通篇笼罩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文中那个名叫沈勤的青年画家在听到广播播出日本作曲家喜多郎写的《丝绸之路》后，气得把收音机关掉，挥舞拳头，大声喊到：“好啊，井上靖在写，平山在画，喜多郎在作曲，西域全让日本人给包了，中国人死绝了！”显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英琦自己的声音。不仅如此，王英琦还写到：“哦，我们古老的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灿烂的大汉、大唐的太阳！——难道你们真的沉沦了吗？”王英琦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不敢妄加评判，我只是想以这篇文章为例来谈谈散文。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三种文学》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文学是有高下的。文学的高下表现在它的境界上。文学依照境界可以分为三种：反映个人人生的文学、反映国家民族的文学以及反映世界人类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我理想中的文学是超越于个人、国家甚至世界之上的，它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有一种终极的关怀，充满着良知与悲悯。它不仅关注人自身，而且也关注那些与人息息相生的其它东西，如：花鸟虫鱼、豺狼虎豹。这种文学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千差万别，但它在思想上却是相通的，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它所表现和揭示出的那种普遍的人类感情却是相通的。这种文学不会因为国度的不同而失去意义，不会因为人种的不同而失去意义，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这种文学我把它称之为“人类的文学”！ ”我以上这些话是针对所有文学样式而言的，自然也包括散文。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散文理论探讨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不少文章都认为当下的散文创作尽管数量巨大，但题材狭窄、境界低下，多半是些平庸之作，少有精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恰恰在于散文写作的立意、视野、境界、胸襟、气度不够。我们的散文作家深陷于自我世界表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甚至于玩起了玄、虚、空。另外，还有一种散文，语言华丽奇美，对仗、排比，各种修辞，一字排开，气势夺人，就连结构也是惨淡经营、匠心独运，可是读这样的文章无论如何却不能打动人。林非先生说过，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在于“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我以为散文要写好就要在境界上开拓挖掘，要有探索内心世界的深邃，要有面对人类苦难的悲悯。要远大，要深广，要有力。要能超越自己。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并把它付诸于文字，像幸福、理想、死亡什么的。可是有人却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容易暴露自己。一时间我陷于尴尬。说实话，我文学的目标瞅准的是人类。若果我连自己都不能或不敢面对的话我还写什么散文？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这篇散文。我要说两点：第一，王兆胜先生的批评没有错；第二，王英琦文章的观点固然值得商榷，但她大胆探索和质疑的精神更可贵。散文作家不妨学学王英琦，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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