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文庙一角。来源：昆明文旅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深度交织。云南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长期共生共融的地理单元，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与地处边疆的区位属性，共同造就了其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多元形态。作为传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历史上云南边疆民族向内凝聚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云南常因其边疆区位而被史籍记述为“西南夷”。云南与中原最早的交往记录，可追溯至战国晚期的“庄蹻入滇”。公元前276年，楚国将军庄蹻带着2万甲士首入云南，目的是将云南变成楚国的战略缓冲地。后因形势变化无法返回楚国，庄蹻就在滇池一带建立了古滇国。“庄蹻入滇”促进了滇池地区不同族群间的交流往来，对云南的早期开发和文化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大力经营云南地区，秦始皇遣将军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武帝征服滇国后，“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均表明西汉时古滇国已成为中央王朝的郡县。

道路的通畅与郡县制的推行，使云南与中原地区交往日益频繁，为儒家思想的播衍创造了便利条件。东汉章帝元和年间，滇池地区出现了以传播儒学为职能的学校，“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爨氏政权统治云南四百余年，这既是一个多民族广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时期，也是一个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推动民族地区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程。爨氏政权通过尊崇儒家思想和建构族源叙事等多种有效路径，对云南地区进行治理，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同源性认同。如《爨龙颜碑》有“先世本高阳颛顼之玄胄”“举义熙十年秀才”等语，《爨宝子碑》中亦有“州主薄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的生平叙述。这表明，儒家思想在云南地区的影响不断深化，并催生了一个通晓儒家经典、具有较高儒学素养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唐中期，唐玄宗敕封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双方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日渐活跃，以晟罗皮、阁罗凤、异牟寻等为代表的王室成员主动学习儒家文化。晟罗皮曾“效唐建孔子庙”；阁罗凤曾言“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异牟寻在给唐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自陈“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等，这些均是儒家思想深度融入云南社会的生动写照。

两宋时期，朝贡体系与民间贸易构成宋朝与大理国的双重互动机制。大理国在政权建构上既保有地区与民族特色，亦有对中原典章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吸收转化，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积极推崇儒家思想，强调“礼治”“德化”。宋景德元年（1004年），大理国仿照宋朝“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王段正淳派遣高泰运入宋，恳请经籍。宋朝允其所请，赐予经籍69家、药书62部。在民间交往交流方面，宋亁道九年（1173年），大理国商人李观音得等到邕州（今广西南宁）商谈马匹交易时，购回了大量儒家典籍。其文书中所留诗句“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不仅抒发了情感共鸣，更深刻反映了儒学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浸润。

元朝平定云南后，云南被整体纳入大一统治理中。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委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地方行省最高长官）。赛典赤上任后，大力兴办儒学，揭开了云南广兴“庙学”（学校）的序幕。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在昆明五华山修建了第一座孔庙，并从中原地区聘请学者、老师任教授课。继昆明之后，大理、保山、丽江、鹤庆、楚雄、姚安、建水、安宁、曲靖、寻甸等地也纷纷建盖孔庙，设立“庙学”。其中，留存至今的建水孔庙尤其壮观，是云南元代建筑的精品。

为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务，元朝政府还在云南设置了专门的文教管理机关“儒学提举司”，各路、府、州、县相应设置“儒学提举”，从此儒学在云南广泛传播。

明朝统一云南后，统治者意识到推广儒学对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意义，积极在云南各地建学。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中书省：“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专门和户部、礼部官员讨论在边疆地区设立庙学的事情。在明朝统治者的重视下，儒学教育开始在云南的姚安府境内开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诏云南各土司设学，后又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将土司承袭制与儒学教育相关联，要求土官应袭子弟须入学课读，“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儒家思想强化了国家历史叙事的统一性，培育了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成就了“民间俊秀子弟奋发以读书自励，科不乏人，而其父兄亦各向慕，革其旧染矣”的局面。

清朝统治者承袭明朝“崇儒重道”的文教制度，将儒学教育视为推动多民族融合的有效手段。改土归流后，庙学设学区域已深入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滇南之普洱府、开化府，滇东北之昭通府，滇西之中甸厅、龙陵厅等。清朝还继承并深化了明代针对土司应袭子弟开展儒学教育的规制，且“其余子弟，并令课读”，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题准土官族属子弟及土人应试。庙学与科举制的联动，使儒家思想在云南空前繁荣，“土著之家亦有习举子业、登甲乙科者”。

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大一统”观念在云南边疆社会深入人心。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等列强觊觎云南边疆，当地土司恪尽职守，“或鼎革不附，竟以身殉；或遇逆招降，潜逃全节；或因划界，沦入异域，既向当道以泣诉，复怀故国而不忘；或地为强邻所占，而守土负责，不惜牺牲一切以抵抗，并呼号奔走以请援”，表现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安全的坚定信念。

回望历史，儒家思想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历程，恰是一部跨越千年、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文化融合史。在儒学传播和浸润下，云南边疆各民族日益强化了对“大一统”国家的精神归属。儒家思想如同一条坚韧的文化纽带，连接起西南边疆与中原腹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作者单位：谭淑敏，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苑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