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郭运德，著名评论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长期从事文化研究、新闻编辑及文化管理工作，出版有《期待的视野》《文化的视点》《审美的视角》《直面文坛》《守望精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艺文半知录》《行走的时光》《唱得梨园绝代声》《云德评论文选（6卷）》等著作。获10多个国家级文化与新闻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阅读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是一个民族精神涵育和文脉传承的基本途径。阅读经典，更是人们锤炼思辨能力、提升审美素养、涵养高贵品格、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什么是经典、如何读经典，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本期讲坛邀请著名评论家郭运德先生讲述何为经典与经典如何重读。

一

自己曾给经典做过这样的界定，即：以深刻思想内容、高超创作技巧和独到文化创见探讨社会与人生的核心问题，经过严酷历史筛选且能持续为不同时代的人群提供智慧、美感与精神力量的杰出作品。这个界定包含五个要素：第一，必须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见解独特的杰出作品；第二，要回答人类永恒的诸如生死、善恶、爱憎、价值、自由和理想等核心命题；第三，能穿越时光隧道，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跨越时代、民族和阶层，既被广泛接受且可反复阅读；第四，经过严格的实践检验，既有切实的历史功用，又能照进现实，给人以修心与处世的精神源泉；第五，能经得住后世解构，不惧追问与辩驳，愈深究愈见其思想与人性的厚度。

前不久，看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个更加简约的描述，他认为“经典是那些你总感到听说过、但真正阅读时才发现的书籍”，顿觉这话特别值得玩味。因为它深刻揭示了一个经典存在的巨大悖论：既熟悉又陌生，既在场又缺席。所谓熟悉与在场，表明它已然有过广泛影响和巨大知名度；而陌生与缺席，则强调每一次真正的阅读都是一次全新的精神际遇。

两种不同概括共同指向经典形成的底层逻辑：深刻、有用、永恒与再生长。唯有如此定位，才能深入理解重读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深刻、有用而诱发重读。但重读不是教条式地走复古旧路，而是看清前人面对的痛苦、欲望与挣扎，读懂人类永恒的人性，进而打通古今，找到共通的生命伦理。因其可生长，重读更需要打破固有的“正确解读”的迷思。古代中国以及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长期赋予经典一种执念，以为任何经典都存在一个客观的、唯一的“本意”，阅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本意。然而，当人们真正深入地阅读经典便会发现：经典并非静态的存在，实在无法预设一个可能的确定性；经典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其价值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为何是”。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成秉性，才让经典得以穿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理解自我、安顿生命的重要介质。比如连“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简单的诗句，到底是单纯的爱情吟唱，还是“后妃之德”的道德寓言？经学家和现代人都会给出各自言之成理且又截然不同的答案。无尽的阐释差异提醒我们，经典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阅读实践中被不断建构的。尤其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人们每天都被海量的碎片化的知识所困扰，只有静心回到经典，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遇，借助经典的智慧寻求解决自身面临的焦虑、迷茫与选择的难题，锚定正本清源、开拓前行的精神动力。

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放下对标准答案探寻的执念，转而拥抱理解的开放与多样。重读不单是为了学习，也非满足于炫耀，而是透过读典重建精神坐标。当我们以对话的姿态、以存在的关切进入经典，那些古老的文字便会焕发出新的光芒，照亮我们当下的困境与未来的期望。

故而，经典之“经”，不在文本字里行间的静态发掘，而在每一次真诚阅读中重新生成；经典之“典”，不在权威的供奉中守恒不变，而在每一代受众诠释中不断重塑。重读经典，无疑就是一场关于意义的追问：读者追问经典的意义，经典也期待阅读的发现，在双方相互的追问中，共同完成原有意义的开启与当下意义的生成。

二

究竟如何展开经典的重读呢？我想至少有三：

首先，经典重读不是单向的被动进入，而是双向的对话与交流。重读的关键，不在于以何种方法接近文本，而在于以何种姿态面对文本。经典作为前人智慧的辉煌结晶，当然是一种高山仰止的神圣存在，这就是传统阅读把经典视为知识容器、读者只能被动接受的根本动因。岂不知这种单向度的阅读，恰恰遮蔽了经典最为珍贵的价值，让经典失去了应有的重释与创造的可能。事实上，只有在我们以平等对话的姿态介入经典时，它们才不再是僵死的符码，而是作为鲜活的文化资源，直接参与到受众的思想碰撞与情感交流当中。只有以对话的方式再读《论语》，你接受的才不单是“学而时习之”的训诫，而是与孔老夫子展开一次关于学习本质的探讨；同样，《庄子》也不再是逍遥无为理念的灌输，而是关于自由边界的相互追寻。对话式阅读，能够让我们读出比知识更为珍贵的东西，诚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理解不是灵魂的神秘交流，而是进入一种共同意义的参与。”而共同意义的参与，自然让阅读脱开了知识获取的窠臼，既而变成关于存在意义的对话场域，变成对自我认知的崭新开启与重塑。倘如此，屈原在《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吟唱，就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而是对每个后来者探索人生意义的召唤与引领；陶渊明笔下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也不只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描述，而变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历史回应。对话式重读的过程，让经典从知识学习的对象，迅速转变为思想沟通与交流的良师益友。

其次，经典重读是一种解疑释惑的思想探险，意在寻找并发现与自身关切相呼应的文化参照系。人类的知识与本领不可能完全靠自身经历去积累，凡事都要依靠自己体验，人生就有无尽的磨难与痛苦，而前人的间接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为后人少走弯路、减少磨难的巨大财富。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疑问的世界：何为美好生活？何以面对死亡？个体与社会如何相处？自由与责任怎样平衡？这些问题从来不曾有过终极答案，却在每代人那里轮番重现。当人们带着生存与死亡的追问去读《庄子》《哈姆雷特》和《西西弗斯神话》，带着何为正义的追问去读《理想国》，带着反抗何为的追问去读《安提戈涅》，带着现代性困境的追问去读《变形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经典便从知识的客体转变为我们的思想伙伴。当然，带着问题意识读典，并非一对一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在高标杆的文化典籍与当下体验的比对中，寻求解决思想困惑的方法与路径。

经典重读源自人类探寻生存困境的内在需求，不同时代解读的差异，映照的却是历史长河的流动。魏晋名士在《庄子》中读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解放精神，源于他们对名教危机的迷惘；宋明理学在《大学》中提炼“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取决于他们面临儒学重建的历史任务；五四青年在《狂人日记》中体悟“礼教吃人”的呐喊，出自他们肩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经典如同一面多棱镜，每个时代只能看到它面向自己的那一面，而这一面恰是所处时代的精神折射，也是后人梳理思想变迁史的鲜活资源。因为经典产生于特殊年代，而后人又带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处境、文化背景和问题意识进入经典，这就让两种视域在阅读中相遇、碰撞并最终融合，新的理解、新的意义便由此诞生。鲁迅读尼采，读出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斗士形象，这既是尼采思想的呈现，也是鲁迅自我的表达。今天我们再读鲁迅的尼采评价，既能看到他对传统批判的进步意义，也能看出他对尼采否定理性与道德、宣扬超人权力意志的偏激认识不足的局限。正是这不同时代不断演进的解读差异，方才彰显出个体生命经验的丰富光谱。

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同一人身上，经典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绪的异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少年时读《水浒传》，可能关心的是谁最厉害；青年时重读，开始追问何为好汉；中年后再读，或许就要思考暴力与正义的关系。20岁读《红楼梦》，看到的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30岁重读，读出的是家族兴衰与世态炎凉；到了50岁再读，品味出的却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人生况味。这种因时代、因读者、因生命阶段而产生的理解差异，既是问题意识的升级，也是理解深度的开掘。著名思想家钱穆曾经说过：《论语》“每读一次，觉得比前一次懂得更多，也更觉得有不懂处”，这懂与不懂就是问题意识螺旋式上升的生动写照。懂得更多，是因为回答了旧问题；更觉得不懂，是因为新问题随之产生。因此，阅读也因了疑惑的永恒，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推向新的理解深度。

这流动的历史语境，必然在经典与问题之间产生一种相互照亮的关系。一方面，那些沉睡了千百年的经典可能在面对当代问题时突然苏醒，展现出惊人的解释力。比如疫情暴发后许多人重读加缪的《鼠疫》，发现70多年前的作品竟然如此精准地揭示着人类面对灾难时的种种窘态；另一方面，问题又因经典而获得深化，比如面对生态危机，人们重读《老子》，发现“天人合一”的智慧竟能提供另一种现代性方案，现实的困惑立马在经典观照下转化为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表明，每一次真诚的重读，都是一种意义生成的创造性活动；每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都是一次思想认识的再出发。当我们带着自己的困惑走进经典，经典的智慧便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知识，而成为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思想资源；当我们在重读中不断深化问题的理解时，阅读便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成为主动的创造。

最后，带着质疑的目光重读经典，在意义重构中塑造全新的自我。经典是人类精神创造的高峰，但绝不是最后的顶峰，作为一种时代产物，必然也带有特定社会的历史局限。所以，对于经典我们既要敬畏，却也不能过度迷信与盲从。

记得大学第一堂古典文学课，《文心雕龙》专家牟世金老师就给我们传授过“以书为友、以书为敌、以书为师”的治学经验。意思是，与书交友，强调终身学习；以敌视的精神读书，不盲目接受固有结论，如能在质疑中驳倒对方并提出新的观点，方算真正的提高与进步；如若无法否决定论，那就甘心拜书为师，汲为学术滋养。这经验完全适用于读典。因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永恒的真理，而在它具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正如艾略特所言：“过去的作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因后来的作品而改变。”质疑的目的，不是独出心裁地猎奇游戏，也无意于异想天开地颠覆经典，而是通过质疑与辨析，给经典以全新的诠释，使其精神内核得以更高层次的接续与转化。如果我们能从屈原的“天问”中引发关于宇宙秩序的终极追问，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表象下领悟苦难抗争的不屈意味，那么，就能让经典重读变成一次意义重开的旅程；让意义重释变成经典生命的再次绽放；让固有基因的激活，变成继承先辈勇气与智慧、接续传递文明火种的文化仪式。

带着质疑的目光读典，我们就可以从中读出更加开阔的视野，得以在苏格拉底赴死的监狱旁沉思，在敦煌壁画的飞天中感受信仰，在《百年孤独》马孔多小镇上见证孤独的循环；还可以读出一个更复杂的自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在陶渊明那里重新理解何为真正的自由，照见我们未曾觉察的精神维度；当然也可以读出一份批判的力量，不轻信鼓噪、不盲从潮流，培育自己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共识中发现盲点的能力。带着质疑的目光读典，是一种自我生命展开的方式，每一次重读既与历史对话，也与自我相遇；既见证经典的丰富，也丈量自我的深度，让自己成为延续经典生命的参与者，在永恒与当下的交汇处找到精神的家园。在读懂他人、读懂世界的同时，也读懂自己，把“再生”的经典，变成自我处世的智慧、做人的底气、思考的工具和生活的指南，让生命变得更加充实、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