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深刻影响着技术突破的广度与深度。只有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才能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从0到1的源头支撑，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而基础研究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系统审视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对夯实科技强国的人才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基础研究影响力持续提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对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对基础研究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从《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后进一步发挥基金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作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专项政策接续出台。在顶层设计的系统推动下，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一方面，人才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95万人年，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同年，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较2020年增长89.4%，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博士毕业生规模稳步扩大，为基础研究的长远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另一方面，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青年人才承担比例超过8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达43.3%。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部分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青年科研力量已成为支撑我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话语权稳步增强。自然指数2025年度榜单中，我国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在化学、物理、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高质量研究产出持续增长，国际学术影响力稳步攀升。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开始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顶级期刊编委会和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人才成长通道存在制度性梗阻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总量虽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

拔尖人才供给不足，领军型人才结构性短缺。真正具备国际学术影响力、能够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并凝练原创性科学问题的战略科学家与顶尖领军人才仍显稀缺，这一“有高原、缺高峰”的结构性矛盾在基础学科领域尤为突出。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具有长周期、高筛选、低留存的特征，大量具有潜质的优秀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向应用学科及高回报行业流失，能够深耕基础研究并最终成长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比例有限。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在科研薪酬体系、学术评价标准与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相比发达国家一流科研机构仍存在差距。这种结构性短缺不仅制约了我国在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突破能力，也使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缺乏深厚的理论储备和科学支撑。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储备薄弱，交叉融合能力不足。现代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学科交叉地带，但我国现行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相对固化，多学科知识背景和跨领域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明显不足。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仍以单一学科为主导，跨学科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缺乏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科研组织方式多以单一学科团队为主体，跨学科协作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此外，在成果评价方面，科研人员从事跨学科研究时，往往面临职称评审与成果认定等方面的制度障碍。

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完善，成长通道存在制度性梗阻。尽管国家层面已出台系列政策推动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但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评价仍过度依赖论文数量与期刊等级等量化指标。这种评价导向易诱导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成果、回避高风险长周期研究，加剧基础研究领域的“趋热避冷”现象。在此体系下，青年科研人员面临项目资助机会有限、竞争日趋激烈、晋升通道狭窄等多重困境，而“非升即走”的短期合同制进一步加大了其职业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实验设备、团队配置、学术交流等关键资源多向资深科研人员倾斜，青年科研人员可调配资源有限，形成“资源匮乏－成果受限－晋升困难”的负向循环。

营造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

基础研究有其自身规律，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宽松包容环境、耐心持续投入。摆脱当前困境，必须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施策。

强化培养体系建设，加快补齐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短板。一是建立拔尖人才超常规培养与早期留才机制，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科研训练等环节构建长周期贯通培养体系，引导具有潜质的优秀学生扎根基础研究领域。二是围绕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融合、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交叉、数据驱动的新范式研究等前沿方向，鼓励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联合攻关，以有组织的科研带动有组织的人才培养。三是强化领军人才及其团队的稳定支持，设立长周期重大前沿项目，赋予其更大的科研自主权与经费支配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人才发展通道，确保其能够在原创性科学问题上潜心攻关、持续深耕。

深化评价激励机制改革，畅通青年人才成长通道。一是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突出创新质量与学术贡献导向，建立以代表性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推行长周期考核制度，对从事高风险、长周期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开辟特殊评价通道，从制度上扭转“短平快”与“跟风式”研究的倾向。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推动实验设备、团队配置、学术交流等关键资源向青年科研人员合理倾斜，打破资源分配的资历壁垒。三是完善青年人才发展通道，破解“非升即走”等制度性梗阻，改革人才“帽子”过多过滥的现状，拓宽青年科研人员晋升通道，建立更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职业发展体系，探索设立基础研究领域的终身教职或长期聘用制度，保障青年科研人员在创新活跃期的职业安全，充分释放其原始创新潜力。

优化创新发展生态，激发基础研究创新活力。一是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产业升级中抽象出的底层科学问题设立开放课题，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组织基础研究人才与产业研发人员联合攻关。二是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国内科研机构与国外顶尖实验室建立联合研究机制；支持本土人才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我国在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设立面向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是青年人才和冷门绝学方向的专项荣誉表彰体系，增强科研人员的国家使命感与职业荣誉感；同时，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尽职免责机制，对勤勉尽责但因科学认知局限或技术路径偏差而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项目，给予客观评价与正面肯定，让从事高风险和长周期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安于创新、勇于创新。

（作者分别系青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