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耐被中国著名学者耿昇称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曾任巴黎第七大学汉学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在欧美汉学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谢和耐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中西文化比较、敦煌学等领域。通过融新入旧的汉学研究方法、体大思深的中国通史写作，以及文化比较带来的真知灼见，谢和耐提倡的整体史观及研究，为历史悠久的法国汉学带来新气象，也为西方客观了解中华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户。

融通法国汉学传统与年鉴学派学风。谢和耐的学术起点深深扎根于法国汉学的沃土。他的导师戴密微是当时的法国汉学领袖，以精研敦煌文献著称于世。从导师那里，谢和耐继承了法国汉学重视原始文献、重视文本细读和名物考证的真功夫。

如果说戴密微教会谢和耐细致入微的文献学功夫，那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则教会了他如何理解宏观的历史。布罗代尔倡导一种长时段、宏观性、整体性的史学研究，鼓励打破政治史的局限，从囊括经济、生活、风俗、气候、地理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史”来呈现历史的全貌。谢和耐与布罗代尔私交甚笃，深受其影响。

1959年，谢和耐出版专著《南宋社会生活史》。该书依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代文献开展扎实文本考证，同时将南宋临安的城市格局、娱乐百态、衣食住行等纳入全景考察的视野中。展阅该书，读者仿佛穿越时空，窥见西湖边的酒肆茶坊、元宵灯市的摩肩接踵、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这部作品在国内外学界有着较大知名度，被誉为“一部关于中国宋代社会史的开创性、高水准的普及作”，也体现出谢和耐融通法国汉学传统与年鉴学派学风的日渐纯熟。

写就西方汉学界“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罗代尔向谢和耐约稿，希望他为法国读者写一部中国通史。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隔膜，谢和耐深感有责任为这个被误解的文明古国正名。1972年，被汉学家戴密微誉为“目前以所有语言写就的中国通史中最好的那一部”的巨著——《中国社会史》问世。

在750多页的篇幅里，谢和耐的笔触由文明蒙昧之初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在长时段的考察中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技术、生活、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关系等领域的问题熔为一炉。从这种整体史观出发，他摒弃了中国通史惯常的以王朝更迭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将中国史分为“上古时代”“军人帝国时代”“官僚帝国”“近代”“当代”五个阶段，突出文明形态的深层转型。在探讨中华文明的发展动力时，谢和耐强调技术对“改变历史”发挥着重要作用，称中华文明首先是一种“技术文明”，它拥有高超的缫丝、制陶、冶铁、制漆、农业灌溉等先进技艺，这些技艺的创造与革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另外，谢和耐并不孤立地看中国，而是将其置于欧亚大陆的整体视野里，关注中国与其他文明在贸易、军事、文化等层面的互动与影响，展现出宏阔的世界史眼光。

《中国社会史》因其丰富的内容、独创的观念与流畅可读的文风荣获法国顶级学术奖项——圣杜尔奖，而中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韩文等多国语言译本展现了该书在国际学术界的流行，彰显了其西方汉学经典的地位。汉学家安田朴认为，《中国社会史》的问世证明了谢和耐是一名可以与伯希和、马伯乐等汉学泰斗并肩的学者，他是“一位不仅能就他专攻的研究领域，更几乎能就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所有方面，以权威和博学发表见解的学者”。

批判西方学界对华认知偏见。有一条主线贯穿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国人的智慧》《格物致知：王夫之哲学论集》等作品，这就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求索中华文明的特质，并批判西方学界的对华认知偏见。

谢和耐从最根本的语言入手，指出汉语不同于强调复杂词形变化的印欧语言，它依赖语序和虚词来传情达意。这种语言特性塑造了中国人重视关系、过程与语境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强调主客二分、逻辑分析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在世界观层面，中国人眼中的宇宙是一个自生自化的有机整体，其变化源于阴阳力量的相互作用，而非西方传统中由造物主创造、按线性目标演进的世界。在社会伦理方面，和西方的个人伦理不同，中国以家族为核心形成宗法伦理体系，强调责任、义务与集体利益。通过一系列研究，谢和耐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独立于西方的发展逻辑和内生动力。

基于这种文化认知，谢和耐对西方学界的中国偏见进行了专门批判。针对“中国停滞论”，他以宋代经济革命、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为例，证明中国历史始终处于动态变革之中；针对“中国孤立论”，他通过梳理丝绸之路、四大发明西传、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证实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从未中断；针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他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在所有领域都博大精深、瑰丽多彩”，具有与西方平等的价值。它“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字、技术、世界观、宗教制度与政治制度……西方并不了解从中国获得的益处，倘无此借鉴，西方就不会有目前的局面”。归根结底，“人类在整个发展中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看法显示出谢和耐对西方优越论的突破，以及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

终其一生，谢和耐始终确信“中国所走的路都是中国化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强大生命力。他以整体史观和扎实的文献研究为路径，为西方世界还原了一个底蕴深厚、灿烂多彩而又潜力无限的“华夏世界”。他以平等之心看待中西文明的学术遗产，在今天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依旧散发着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