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自觉意识，以及对推动文明生命更新的主动精神。文化主体性是“实践的事情”，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生成、建构、巩固。

自我确证文化身份

“我是谁”，这是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身份的自我追问，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首要前提。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在多元文化冲击面前清晰界定“我是谁”。国与国的不同，关键不在于“硬件”，而在于“软件”，即文明基因和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确证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我们生于兹长于兹的这片土地，有着复杂的民族结构，但56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但14亿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称谓——中华儿女；有着辽阔的国土幅员，但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隐含主体性意蕴的文化概念。中国本意乃“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中央之国”的空间意涵逐渐淡化，文明意涵成为主体。作为文明秩序的“中国”自带格局、气场、神韵，即所谓“文化中国”。《左传》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律释文》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之内，各族之间，非民族至上，而是中华文化至上。四方之民共享中华文化，统一礼俗教化、文明秩序，中华民族的边界从来不是民族而是文化，文化乃是最终决定是否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高标准。

“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意义上的文明实体，是一个关乎文化信仰、精神之乡的标识性符号，深深铭刻在每个中华儿女心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从文化上看，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呈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同时，“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国”就是中华文明的概括，现代中国的最大资源就是纵贯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现代中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要不是源于共同的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而是源于共享的文化世界、共同的精神家园、共通的文化信仰，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文化主体性、精神归属感、心灵家园感是其他东西所无法替代和割舍的。

自觉赓续千年文脉

“我从哪里来”，这是关乎文化主体性的本体论追问。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在流变的世界里找到自我。“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文化是民族的根脉。一个文脉断流的民族，一个被迫沦为文化殖民地的国家，一个任由外来文化驰骋的跑马场，何谈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为人类贡献了叹为观止的文明成果。展开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王官之学、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现代新儒家等，始终守其元而开生面，中华文脉连绵不绝、高峰迭起。中华文明不是自内向外扩张而发展起来的，而是自外向内凝聚而发展起来的，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文明之元一以贯之。回望历史，中华文明有过“蒙尘”却从未“中断”，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淀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支柱。冯友兰毕生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江河万里总有源。老根新芽，旧邦新命，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历史文脉不容割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前提是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由衷信仰、自觉赓续。

赓续传统不是固守传统。传统不是故纸堆，中华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更高的意义上接续传统、再造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其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现代中国能否改写过去五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开创更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贯通五千年文脉，自觉地把“现代中国”置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中。赓续中华文脉，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排外，而是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自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之魂，站稳文化立场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固然重要，但如果失去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外来文明的附庸，沦为失魂落魄的民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确立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历史进程非但没有使我们丧失文化主体性，反而彻底扭转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式微的命运。究其根本，这在于我们决定性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已由外来的思想转变为与本土的思想相融通了。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在多元思想争锋、多重力量博弈和“古今中西之争”中准确把握自己的站位。一是必须站稳中国立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反对“以洋为尊”的西方中心史观，抵制文化侵略，不做文化洋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反对西方学术殖民和知识霸权，摆脱西方学术范式的路径依赖，摆脱“西方理论搬运工”身份和“学徒状态”，擅于提炼基于中国经验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形成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二是必须站稳中华文化立场，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不能以现代之名割裂传统，陷中华儿女于无家可归之境地；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不能以礼敬传统之名行复古之实，羁绊中国前进的脚步。三是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普世主义、自由主义及其现代变种，决不搞“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语境下始终保持价值自主，保持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发展道路决定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和前途命运，走对路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坚定选择“走什么路”“往哪里去”。中华文明自历史深处走来，将风格各异的众多民族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将满天星斗的早期文明汇聚成内部统一的中华文明，锻造出强大的文化主体性，成为支撑中华文明历尽坎坷、走向未来的深层力量。应该说，5000多年来，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丰富多样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汇聚为一体，创造了独具中华底蕴的文化发展道路。

纵观中华民族史，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从来没有选择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路线。比如，早在华夏源头，夷夏之间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夷”可变“夏”，“夏”可变“夷”。自汉代以来，西域地方政权都坚持“向东看”的方针。北魏建立初期，拓跋鲜卑吸纳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阶层，效仿中原礼乐、官制、郊庙、律令等制度，稳定国家政权。宋辽夏金各政权都争夺“天下正统”，共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建大一统，“华化”进程加速。清代早中期，大一统达至鼎盛，“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氏，而极盛于我朝”。晚清以降，绵历不衰的中华文明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华民族以文化主体性的式微和“民族文化的灾难”为代价蹒跚步入近代社会。这一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价值系统遭受冲击，以儒、释、道为基础要件的文化体系逐步弱化直至基本丧失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统合功能，文化知识界开始形成鄙薄自身文化而推崇西方文明的思想倾向，中华文化遭遇“何去何从”的生存和断裂危机。贺麟先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伴随着各类西方思潮集体涌入，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独立品格、文化功能不断减弱，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遭遇严峻危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此启航。这一时期的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对“文明蒙尘”的自我拯救。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得以再度青春化。中国人民迎来了“伟大觉醒”，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扬眉吐气的“觉醒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找回了精神自立的强大气场，中华儿女一扫浑浑噩噩的颓废气质，中华文明开启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经过70多年的长期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奋斗，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文化发展奇迹，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自主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

文化生命体的有序更新和现代转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要求。纵观全世界，每个文明形态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都处于永不停歇的生命更新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是有原则、有方向的，这个原则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个方向就是要求在守正创新中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有高峰有波谷，中华文明亦不例外。上下五千年，中华文脉之所以从未中断，根本就在于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内容如何更新迭代，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优质基因始终得以赓续。中国这个文明体早期虽起于“满天星斗”，但在多元汇聚中逐渐凝结为强大且稳定的文化核心，在交往中逐渐建立起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传统再造，从来不是以新文化代替否定旧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途径。阐旧邦以辅新命。在中华文明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割断历史、抛弃传统，而是在赓续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再造历史和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文化大潮中，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自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对象性关系以来，就不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而是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文明“结合”过程。一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马克思主义由此获得了中华文化性格；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文化由此拓展出“旧邦新命”。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中华文明谱系的有机成分；不仅属于“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而且构成“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重大成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彰显。

自信从容面对外来文化

自信从容面对外来文化，是衡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标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文化系统、博采人类众文明之长而成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化产生于农业社会，如今，农耕文明升级为工业文明，自然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熟人社会代之以世界交往，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传统的一切方面，更不可能仰仗单一文明的思想智慧应对人类性的问题。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兼收并蓄，汇聚四方成就万千气象。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文化交融，南亚、中亚、北亚等文明因素涌入中原，儒释道渐趋合一，走向“盛唐”，中华文明气象大成。宋辽金元时期，亚欧大陆深度交融，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元素进入中国，中华文明突破传统“天下”格局拥抱“世界”。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主动向西探索，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中国主动接触西方，中华文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成就中华文明独特风韵。在历次文化交汇中，中华文明极具包容性与主体性，绝不乱方寸。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文化密码，也是中华文化在交流交锋交融中不被“同化”“异化”的底蕴所在。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才不至于在五彩缤纷的文化百花园中迷失文化自我、丧失文化立场、失去文化主导性。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兼收并蓄、从容吐纳的自信。坚持文化主体性，迫切需要破解“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中西之争”，书写熔铸古今、贯通体用、汇通中西、坚定自我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得以捍卫，在尊重差异中得以坚守。在文明交往中，自美其美是自信，美人之美也是自信。当代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突出表现为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当代中国的文明主张已经成为复杂现代性世界中的建设性方案。

（作者：陈曙光，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