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指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在理性主义的旗帜号召下，强调运用理性判断事物，倡导自由、民主和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统治。启蒙运动波及范围相当广阔，最早发生在英国，后来发展成以法国为中心，波及德国、俄国、荷兰、比利时、冰岛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等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法国大革命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的兴起，源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产生的反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的需求。但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来看，启蒙运动的产生尤其是其追求理性的核心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中西文明交往加速、互动频繁、互鉴显著的生动反映。

启蒙思想家为何将目光投向中国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榜样是中国，从思想家到平民，普遍将中国视为学习和生活的榜样，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为何启蒙思想家会以遥远的东方作为自己的理想，关注儒家思想呢？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当时的社会富裕程度比欧洲高。明清之际的中国，不仅在亚洲，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大国，而且是强国。来华的传教士们是中学西传的主要群体，他们总体上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富裕的国家，他们的著作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都有非常具体的介绍。利玛窦说道，“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不仅像我们欧洲那样由西到东，而且由南到北也是一样，都物产丰富，没有国家能与之相匹敌”。中国历史之悠久、国土之辽阔、社会之富庶超过欧洲，引起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使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榜样的想法油然而生。

从国家治理体制来看，中国当时的国家治理水平高于欧洲。以国家选拔官吏方式为例，当时欧洲的国家治理中有一个恶习，即卖官鬻爵。当时的法国为了找到财源，“或是靠出卖特许证赚钱，或是靠设置个新官职赚钱，国家强迫各集团购买新官职”。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却看到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即文官考试制度，这样的管理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欧洲是没有的。利玛窦详尽地解释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那些执掌国家大权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举人和进士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的……完全凭考试成绩以及在以前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智慧、德行与才干。”法国思想家魁奈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欧洲当时的社会管理制度和中国的这种考试制度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在多数启蒙思想家的眼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依靠学习儒家著作，依靠公开竞争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同时依靠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维持着皇权的专制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开明君主制。于是，启蒙思想家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意识形态——儒学。而在儒学经典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发现儒学的知识和观念与他们的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纷纷学习、研究、借鉴儒家思想，并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孔子热”。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译介

最早将儒家思想介绍到欧洲的人是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他在1590年翻译的《明心宝鉴》，首次将儒家通俗作品传入欧洲。不久，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拉丁文并在欧洲公开发表，这是欧洲思想界第一次读到儒家的经典篇章。

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五名“国王数学家”为标志，儒家典籍的西传进入了新的阶段。来华传教士在欧洲出版了一系列汉学著作。其中，《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译介的奠基性作品，该书在路易十四的资助下，由传教士柏应理等人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全书包括柏应理所写的《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初序》、殷铎泽所作的《孔子传》并附孔子像、《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全译本等内容。

《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证明了儒学只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在书中，传教士把一个有理性、有宗教感，但又不是宗教的儒家介绍到了欧洲，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首次相遇与会通。这不仅给当时的欧洲提供了一种异国风情，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了它不再是世界中心……如同其他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机的思想中发展了相对的意义”。

《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的传播，标志着西方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本书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轰动，直接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让他们通过孔子和儒学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和伦理模式。儒家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并融入欧洲思想文化的变革之中，中国成为当时欧洲社会变革的一个榜样。

儒学提供了批判欧洲神权统治的外部思想资源

用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打破教会对社会的统治是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核心目标。对宗教进行批判、对世俗生活进行颂扬，让历史走出神学、让理性主导生活，这是启蒙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儒学的世俗化、理性化、以德治国等理念，为欧洲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神权统治、倡导理性与世俗道德的外来思想资源。

儒学著作中的中国历史纪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圣经》的历史纪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所附的中国历史年表，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圣经》神学史观的东方民族历史编年。当时的西方社会以基督教历史纪年作为整个人类史纪年，以《圣经》历史作为整个世界史。按照中国历史纪年，早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时期以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历史纪年对《圣经》历史观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成为当时欧洲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和宗教问题。对此，伏尔泰得出结论：西方所编写的否认中国上古史的书都是错误的。在欧洲，伏尔泰开启了将人类历史从神的历史回归到人类自身历史的进程，这是欧洲启蒙运动对宗教神权进行批判的重要表现。

儒家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批判“启示神学”提供了思想武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欧洲出版后，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震惊欧洲。这让“自然神学”在神学解释上对“启示神学”带来了巨大挑战。“自然神学”对上帝的认识不像“启示神学”那样完全依赖于宗教经验和内心，而是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认识上帝。而儒家哲学传入欧洲给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自然神学”来解释世界的例子，伏尔泰借用孔子和“自然神学”批判教会权威、倡导理性宗教：“他（孔子）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他只是作为贤者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启蒙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就是教导人们掌握理性、认识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自然引起他们的关注。特别是宋明理学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为他们批判教会提供了宝贵思想借鉴。

启蒙思想家借儒家的以德治国理念削弱了当时教会的权威。17、18世纪之际的欧洲，教会不仅享有巨大的世俗权力，而且在精神世界也占有统治地位，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并负责审查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类走向理性和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一大特点，也是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治国”的直接表现。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改朝换代，孔子的思想却始终是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以德治国”方针都给予了赞扬。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他们要求人人相互尊重，人人时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不在每个方面有赖于他人。为此，中国立法者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这些启蒙思想家，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理念的赞美与宣扬，借助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为政以德等理性表现来批判教会，削弱了教会的权威，让基督教在当时欧洲的垄断地位更为松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