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字，源远流长，其义初见于《尚书·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相传皋陶为舜帝贤臣，执掌刑狱，用“九德”来治理官员，倡导为政者应当具备公正、清廉的品行。其中“简而廉”即为九德之一，意谓行事简约而不失棱角，举止端方而有节制。郑玄注曰：“侧边为廉。”《说文解字》释为：“廉，仄也。”段玉裁进一步阐释：“堂之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廉，隅也。又曰：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廉”字本义为堂的侧边，是建筑用语，有边、棱角之义，如《九章算术》中的“又合而横规之，去其前上之廉”，《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此后，“廉”逐渐衍生为清廉、正直、俭约、廉耻、端方等道德含义，如《论语·阳货》“古之矜也廉”，《庄子》“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廉”字从物理空间的“边隅”到人格品行的“廉洁”，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字义变化详见表一）

表一：廉的字义变化

一、立足原典：《孟子》中“廉”字释义探微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在《孟子》一书中，“廉”字仅出现两次，分别见于《离娄下》8·23章和《万章下》10·1章，其中《离娄下》8·23章最具哲理深度，历代学者对此颇有见解：

一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离娄章句下》指出：“先言可以者，略见而自许之辞也；后言可以无者，深察而自疑之辞也。过取固害于廉，然过与亦反害其惠，过死亦反害其勇，盖过犹不及之意也。”

二是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七《离娄章句下》指出：“赵氏以出解无取、无与、无死，以入解取、与、死。一事可出可入，谓取可，无取亦可，是事之两可者也。既可取、可与、可死，故取、与、死亦非恶。但既可以无取，可以无与，可以无死，故取、与、死则伤廉、惠、勇之名……伤廉不得名为廉也，伤惠、伤勇不得名为惠、名为勇也。”

三是张栻《张轼集二·南轩先生孟子说》卷四《离娄下》：“取与死生之义，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间者。在可否之间，非义精者莫之能择也。盖其几间不容息，一或有偏，则失之矣。是以君子贵乎存养。存之有素，则其理不昧；养之有素，则物莫能夺……孟子于宋馈兼金而受，其于齐疑可受而不受，盖以其无处而馈之则为伤廉故耳。孔子于公西华之使，冉子为之请粟，疑可与也，而不与，盖以周急不继富，而与之则伤惠故耳。至于比干谏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阳狂以避，盖以父师之义，死之则为伤勇故也……虽然，取之为伤廉固也，然与为伤惠、死为伤勇，何哉？盖所谓惠与勇者，以其义之所在故耳。若义所不在，虽似惠似勇而反害于惠、勇之实。”

朱熹认为：“过取固害于廉，然过与亦反害其惠，过死亦反害其勇，盖过犹不及之意也。”他对本章的理解侧重于字面意思，强调万事皆有“度”，一旦逾越，即便是出于善意，也将适得其反，即“过犹不及”。杨伯峻、徐洪兴将“廉”字译为“廉洁”，即“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对廉洁有损害”。理雅各深受朱熹影响，将“廉”译为“moderation”，强调行为应适度，避免做模棱两可、有损道义的事情。

焦循在注解中引用赵岐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廉”“惠”“勇”均为高尚品德，取、与、死三者皆属于“可否之间”的道德抉择，虽非恶行，但若不明其中含义，则反害廉、惠、勇之名。正如“伤廉”并非仅指贪取，而是指在本可不取之时仍取之，从而损害了廉洁之名。

张栻则以史为证：孟子受宋国兼金而不受齐国之馈，是因为“无处而馈之则为伤廉”；孔子拒冉子为公西华请粟，其因是“周急不继富”，与之则“伤惠”；箕子佯狂避祸，非怯也，而是因为父师之义，若轻死则“伤勇”。这些案例表明，真正的君子并非刻板守礼，而是在“可否之间”依“义”而行，选择的标准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之正。

综上，孟子虽未系统论述“廉政”，但历代学者多把他文中的“廉”释为廉洁，他看重圣贤风范，推崇清正品节和君子人格，这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抵御诱惑、坚守底线的重要精神资源。

二、推陈出新：孟子君子人格的核心内涵与新时代廉政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多次引用有关“君子”的论述，如“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强调，“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这些都体现出对君子和君子人格的肯定与强调。孟子所论述的君子人格的核心内涵，为构建新时代廉政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孟子“恒心”与党员“初心”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句话道出了君子人格的根基所在。“恒心”是能永久不变的心志，指稳定的价值体系，“恒产”是能永久保守的财产，指稳定的生活保障。“士”与庶民的区别，在于能否无恒产而有恒心，即当今为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差异。“士”常与“君子”相通，今多指明理守德之人；若细分，“君子”是高度自觉、修养臻于完善之人。孟子认为，普通百姓“无恒产则无恒心”，故需“制民之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才能“驱而之善”，树立稳定的价值观。孟子强调真正的“士”（即当今党员干部），即使没有恒产，也能坚守道义、存养本心，这是当今党员干部应有的基本觉悟，亦是抵御腐败侵蚀的思想根基。

孟子道性善，以四端之心论人之本善，若能存养本心，人人皆可为君子。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以“牛山之木”为喻：山木本美，然斧斤伐之，牛羊牧之，终至濯濯；人心本具有仁义，若是日日放失，为物欲所梏，则“夜气不足以存”，离禽兽不远矣。唯有“操则存，舍则亡”，时刻存养本心，才能做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万物生长需雨露滋润，人之本心更需存养，此为君子人格必经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百余年来，党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这一初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深深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是对孟子所倡导的“恒心”与“本心”思想的传承与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制胜之道。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李大钊、赵一曼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担当，坚守道义高地，展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在和平建设时期，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党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并升华了传统“士人”精神品格，吃苦耐劳，以高度自觉的“恒心”服务人民。他们不仅是人民的好公仆，更是新时代的“人民君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史，也是一部持续深化的政治伦理建构史。党的初心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党员的执政理念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为全书开篇，面对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发问，孟子“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回答奠定孟子思想基调。孟子自言私淑孔子，继承并发展孔子“仁”学，提出“仁义”并举。何谓“仁义”？“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乃“人心也”，为“人之安宅也”；“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乃“人路也”，为“人之正路也”。孟子将“仁义”视为人道德行为的基本规范和最高原则，是从天子到士庶人皆追求的终极价值。

在义利冲突时，孟子主张先义后利，看重人的品格和操守，崇尚士人的风骨与气节，以孔子为榜样，毕生追求道德至上的圣人境界。仁义根于人心，是天下公理，持仁义之心则无往不利。就如程子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最能凸显义与利之间冲突的是生命与仁义的抉择，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提出了“舍生取义”。古代君子，当舍生取义时，不惧怕死亡，实能从容就义。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以“义”为人生正途，在成就君子人格的途中，常怀羞恶之心，不背离仁义之路，必要时做到舍生取义。荀子发扬了此理念，他提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人虽恶死，但有人从生赴死，是因为仁义。

舍生取义精神千百年来鼓舞着历代的仁人志士为理想奉献生命。随着时代变迁，“舍生取义”精神内涵也不断丰富，吸纳新的时代观点，最终被共产主义者继承并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英烈精神。作为舍生取义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英烈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舍己为民、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也承载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廉洁价值准则，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构建廉洁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突显出君子人格特质，而“舍生取义”则彰显了超越生命的价值追求与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在重大原则问题、重大考验面前，每一位党员干部应将“舍生取义”精神深植于心，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居仁、由义、立德，行天下之大道，才能在名利、金钱的诱惑面前，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与新时代廉政建设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推崇存心养性，旨在培育健全的君子人格，而拥有浩然之气为其所必备。公孙丑问浩然之气，孟子称“难言也”，历代儒者各有诠释：

表二：历代学者“浩然之气”诠释表

历代诠释虽有差异，但共识有三：其一，浩然之气非生理之气，它至大至刚，充塞天地，是长期道德实践积累而成的精神力量；其二，浩然之气的形成须“配义与道”，以正直之心长期涵养；其三，浩然之气外在表现为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人格气象。朱熹谓“天地之正气”，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徐复观称其为“经过塑造而向志升华后的生命力”。他们普遍认为：浩然之气是集义而成，不可强求。此气并非外在赋予，而源于内心对道义的坚守，故养浩然之气，外在道义与内在“养气”缺一不可。朱熹也说：“‘养气’章，直道义与气不可偏废。虽有此道义，苟气不足以充其体则歉然自馁，道气亦不可行矣。”道义与养气需兼修，通过日积月累道义，养气充盈于心，浩然之气可成，以此可铸就大仁大义、壁立千仞的君子人格。

涵养浩然之气与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内在契合点有三处：其一，“配义与道”彰显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原则与信仰根基。孟子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此“义”乃立德之本，“道”为阴阳大道。在新时代廉政语境下，“义”体现为公平正义、秉公办事的行为准则；“道”则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新时代廉政建设需要党员干部将“义”的规范与“道”的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与孟子所说的内心充盈道义是涵养浩然之气所必需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二，“集义所生”凸显的是新时代廉政品格养成的长期性与渐进性规律。浩然之气需日日为功，长期积累，廉政品格的养成也不是一蹴而就。廉洁的品德并非天生，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外在强制所能达成，而是通过在日常履职中不断践行正义、抵制诱惑、坚守底线逐步积淀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强调，“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面对诱惑侵蚀时，党员干部须秉持“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修养态度，注重日常教育、警示教育和文化熏陶，久久为功，使廉洁自律成为一种内在自觉与自然状态，最终构筑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其三，“行有慊于心，则馁矣”强调的是新时代廉政建设中内在良知的自我约束作用。若有违本心，浩然之气则会萎靡，贪腐往往始于内心的松动与良知的麻木。一些党员干部因“心有慊”而气短神衰，陷落于贪腐的泥沼。若能在“四种形态”的问责中唤醒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耻心，促使个体从“心有慊”中反思自省，将内心的愧疚感转化为自我纠错的道德动力，营造一个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洁政治文化生态。

三、古为今用：孟子君子人格对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启示

孟子的君子人格思想充满道德正气。将其融入新时代廉政建设，把内在德性修养与外在行为规范相结合，可以构筑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特别是实现“不想腐”的治本之策，对新时代廉政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一，价值内化：坚定理想信念，涵养浩然之气，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推进新时代廉政建设，首要在于实现廉洁价值的深度内化，使党员干部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动机。因此，应大力倡导和弘扬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以“寡欲”养心，节制物欲，保持精神独立，降低党员干部腐败的内在动机。其中，“寡欲养心”是实现价值内化的重要路径。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节制私欲是修心养性的根本要义。“寡欲”与“养心”相辅相成：唯有通过涵养本心、持守道义，方能减少私欲干扰；人能“寡欲”，又反过来促进心性的清明与独立。焦循曾言：“清净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积实，秽行之下。廉者招福，浊者速祸，虽有不然，盖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清心寡欲不仅是修身之要，更是立身正道、成就高尚品德的根本途径。

在新时代存心养气，涵养“浩然之气”，应加强理想信念，把孟子君子人格思想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廉政建设的廉政思想，成就新时代君子人格，从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将孟子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党性教育体系，在各级党校、干部学院中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儒家廉政思想课程，引导党员干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涵养“浩然之气”，补足精神之“钙”，在面对诱惑时自能“不动心”，真正实现思想上的“不想腐”。

第二，行为外化：以孟子君子人格思想为行为规范，构建“不能腐”的实践准则。首先应充分发挥圣贤清廉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践行“择善而从”“反求诸己”的行为方式。孟子继承孔子“见贤思齐”的思想，追求德性至上的君子人格，尤其推崇尧、舜、禹等圣贤，视其为道德楷模。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章是孟子对四位圣贤人格特质的评述。“横”，意为不守法度；“顽”，贪也。赵岐注云：“顽贪之夫更思廉洁。”孟子称伯夷为“圣之清者”，赞其品格高洁，为君子人格的典范，也正是当今党员干部应当学习和效仿的清廉榜样。孔子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孟子亦强调：“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党员干部应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时常反躬自省，检视自身言行是否契合党纪国法与道德准则，恪守廉洁底线，做到自我监督与慎独，这也是党员干部自我完善、严于律己的重要路径。

其次，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细化廉洁纪律规范，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文化维度的支撑。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需强化文化根基，应将党纪法规体系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进行有机融合。具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宣传阐释时，引入孟子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廉”、“仁义”等观念，完善纪律条款的文化内核，此举有助于增强干部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自觉。将外在的纪律要求内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实现从“不能腐”向“不想腐”的精神飞跃。

第三，环境熏陶：打造从个体修养到整体风气的正义导向型廉洁政治环境，激活党员干部的道德良知与羞耻意识，构建 “不敢腐” 的制度生态体系。首先，强化羞耻意识培育，以“成圣”作为修身依归，形成“国人皆曰不可”的制度约束环境。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曾言：“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某虽不肖，深为诸君耻之。”他认为：“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人必须具备知耻之心，知耻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对党员干部而言，需以知耻意识为立身基础，珍视个人名节，维护人格尊严，将羞耻感转化为行为约束的内在动力。

另外，构建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通过规范薪酬分配制度、晋升考核机制、监督问责程序等，明确党员干部的行为边界与价值判断标准，使其清晰认知 “可为” 与 “不可为” 的界限，形成是非分明、荣辱清晰的认知框架，进而实现言行层面的自觉约束。可通过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廉洁文化阵地建设、廉洁主题活动开展等路径，构建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的社会文化氛围，使腐败行为在制度上“无处藏身”。

结语

孟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其中“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舍生取义”等理念，不仅塑造了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也为新时代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我们更应从孟子思想中汲取智慧，将外在的纪律约束内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正气充盈于党员干部的胸襟之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从“不能腐”“不敢腐”到“不想腐”的根本转变，真正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