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稽古知新”，就是深入稽考古代典籍，从中获得滋养当下、启迪未来的新知。这种守护古典遗产、赓续传统精神、回应时代命题的追求，恰恰与当前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高度一致。“中国古典学”作为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近年来经过国内高校的积极探索与学科建制，已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它的定义、边界和建设路径，众说纷纭。但我认为，无论我们对“中国古典学”下何种定义，对其在古今中西多重维度下的内涵和任务，至少可以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中国古典学以三代之文和上古文明为主要对象，以“稽古”为研究路径。和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古典学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具备鲜明的脉络和强大的统绪，形成了以早期经典为文本源头、以礼乐文化为文明脉络的突出特性。因此，尽管广义上的中国古典学包括古代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但其最基本的论域仍在于中华文明发轫期的原典与情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我们稽古探源，重视传统语文学的方法，回归文本、还原经典本义，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理解那些塑造了我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表达形式的古典基因。

第二，中国古典学以激活传统和解释当下为主要任务，以“知新”为探索目标。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相通，古典学也在文本、思想、精神层面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延续力。从汉唐经学阐释学、宋明理学，到清代乾嘉考据学，对早期经典的再诠释，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构成了一部以三代为基点、绵延千年的古典学史。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上每一次“再诠释”都不是简单地重复或一味地复古，而是“以古为新”，从经典中汲取新知，用以解释当下、思考未来。在我看来，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核心任务之一，正是要激活并接续这一富有创造性的再诠释传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髓来关切现实的问题。

第三，中国古典学以融入对话和推动交流为现实关怀，以“互鉴”为实践宗旨。如果说“稽古”和“知新”主要是在古今维度上向古典溯源、为未来拓途的话，那么“互鉴”便是在中西维度上与世界对话。这个维度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中国古典学本身就具有开放的品格。中国古典学并不是一套孤芳自赏的学问，而有着说与他者听、面向世界的特性。今天，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不断深入，我们更需要主动融入世界对话、开展跨文明交流，让古典学在“互鉴”中实现自我更新、不断发展。

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固然要“向后看”，面向传统，但更需向前看、向外看，肩负起面向未来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将当前正在建设的中国古典学，称为“未来古典学”。回望历史，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曾是各个时期的“当代之学”，而如今都已沉淀为古典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理，我们今天研究三代之文，稽考古典文献，也不是单纯地在史料中考古，而是要从中寻找向前看的智慧和向外看的参照。因为每一代严肃的古典学研究，本质上都是在为未来塑造古典；每一代优秀的古典学人，都是未来古典的创造者。

如果说“未来古典学”的建设核心是在“向后看”的同时，实现“向前看”与“向外看”的双重转向，那么新时代的青年学者，理应是这场转向中最敏锐的洞察者、最活跃的实践者，应该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守护古典遗产。以三代之文为根基、以四部之学为架构的文本体系，以传统小学为工夫、以义理阐释为门径的方法体系，以礼乐文化为主轴、以修齐治平为脉络的社会精神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学延绵千年积淀下的宝贵遗产。当前，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现代生活方式、全球化浪潮等因素，正从多个层面对古典学遗产构成深刻冲击。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新时代的青年学人既要重视古典学方法的基本功，坚守人文精神底线，也要勇于走出研究的“舒适区”，主动跨越学科壁垒。推进学科交叉和知识整合，是未来古典学的重要使命。青年学者应当自觉寻求多学科的对话，通过知识和方法的融合创新，实现对古典学遗产的继承和转化。

第二，探索新型生态。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知识库、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古典学的研究生态。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工具层面的，更涉及方法、范式和学术生态。过去我们研究古典，讲求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今天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检索、分析海量的古代典籍。在新技术大幅度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疑问：当AI也能读经、解经时，人类的判断力、诠释力应安放在何处？面对这场变革，对新技术具有天然敏感度的青年学者，理应积极投身其中，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变化，承担起应有的使命。

第三，搭建对话桥梁。从六艺经典到诸子学说，中国古典学自诞生之初便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品格，始终以回应人生困惑、关切社会问题为导向，是一座连接学说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今天，这座桥梁正位于古今中西的交汇处，而青年学者则处于它最需要承重的位置。这既需要我们向大众传递古典文本和传统精神，做面向社会的传播者，激发更年轻的一代对古典知识、人文精神的浓厚兴趣；也需要我们推动中国古典学走向世界，做面向国际的对话者，开创中西古典学之间平等、深入、持续的对话新空间。

（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