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能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

文化主体性提出的问题意识与历史条件

对文化的重视，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切，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深厚情怀。对文化的重视，建立在对于文化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之上。这一深刻认识一方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实践的时代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反映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展现出原创性的理论内涵，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丰富和历史性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领导的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和扩充。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根源所在。文化既是我们历代先民共同创造的结晶，更是塑造和陶冶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需要有强大的文化自我作支撑。

只有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深刻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从根本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而文化自卑反映了一种文化主体性危机。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结果，是在文化自觉中建立的自信。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文化自觉首先需要对自身以往的历史和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的生发来自于与历史文化必然附随的内在一体感。这种内在一体感，建立在文化生命体的自觉之上。这种温情与敬意是对文化生命体古今一体感的自知自觉，在温情与敬意中产生的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自知，正是立足于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生成过程。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文化主体性是在自知中获得的自主性，是对生存、发展和创新创造自主权的自觉。文化自觉的过程就是文化主体性生成的过程。文化自信的本质，不仅是对文化自我的觉知，更是在文化自我的自觉中获得的生存发展和创新创造自主能力的信心，是对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的信心。

文化自信是有自我、有灵魂的自觉表现，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因此，可以说，提出文化自信，抓住了时代问题的根本症结，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立足文明历史的深沉历史感，展现了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论洞察。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核心。

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途径、方法和结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主体性建立的途径和方法。首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立足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结晶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奋斗牺牲、赓续文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找到了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克服了文化主体性危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最为深刻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内在生命力最为生动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最直接的担纲者。

其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立的，是建立在不断创新发展从而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是对中华文明具有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时代体现。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厚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之上。中华民族既是中华文明陶冶塑造的结果，也是创造发展中华文明的根本力量。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相互塑造、相互成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主题。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以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载体的。

最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一论断表明，“两个结合”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生成了实践的文化主体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作为“第一个结合”，不仅解放出了认识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解放出了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象与方法之间相互生成的原则，对象与方法的相互生成，生成的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成的是在实践或历史辩证法中创造出的现实的主体及其现实的世界。因此，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也具有了主体性生成的原理性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实践中生成了革命的主体、建设的主体和改革开放的主体，创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时代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成了文明的主体和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严格说来不是“结合”对象的转换，而是“结合”的深化。实事求是创生出的实践主体，是在实践中创生的主体，实践主体既是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实践的结果。前提与结果的实践辩证法，正是主体性化或主体性的生成原理。作为结果的主体是在对作为前提的主体的自觉中创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具体实际的国情，是古老中华文明历史实践的结果，它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实情，同时更是中华文明继续创生的前提。因此，实事求是所创生的能动的主体，作为实践的主体必然同时是对这一文明主体的创造性自觉，实践主体必然会在实践中进行着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然会在实践中自觉确立起文明的主体性，确立起在既定前提下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两个结合”完整地揭示了主体生成或主体性化的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关联，充分阐明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是由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实践。在“结合”的实践中，不仅创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让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让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创造出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生成，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充分代表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