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9月9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举办首期“青年学术沙龙”。此次活动，青年学者们围绕“书院的历史功能与活化利用”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深度且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探讨，从多元维度、多个层面，对书院的历史功能展开细致剖析，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与精神价值。现将在此次沙龙中涌现的精彩观点整理摘编，以飨广大读者。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有别于正统的官学，又不同于传统的私学，在教学层次上高于蒙学阶段。书院最早诞生于唐玄宗时期，本是中央官府设立的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的机构；宋代初年，开始成为私人设立的读书和讲学机构，大为兴盛，一直持续到元末；明代书院走向衰落，特别是因为东林书院事件，遭到中央官府毁禁；清初以官学化的形式复兴，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级书院遵奉学制改革诏书，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

中国古代书院具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古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兼具教化人才、传承学术、孕育文化、移风易俗和士人议政等诸多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文化”，其蕴含的修身立德、经世致用和学问思辩等思想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值得我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下面简要谈谈书院在历史上发挥的教育、学术研究、结社和议政等四种重要的功能。

第一，授人以渔和塑造人格的教育功能。书院作为教育机构，承担的主要功能还是教书育人，包括道德教育、学习目标教育和学习方法教育等内容。在道德教育上，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塑造，首先强调修身立己，要求学生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过程，塑造完善的人格。朱熹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名师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也以自身高尚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将教学与道德完善、品性修养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方法的一大特点是“授人以渔”，十分重视对学生“举一反三”的启发。书院强调学习方法的传授，教师只择其一二进行精讲，主要由学生自修思考。学生通过学、问、思、辩，依靠自身的观察和思考来增进学识。例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便提出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被称之为“朱子读书法”，成为后世书院所普遍遵守的法则。

第二，教学相长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功能。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其发挥的学术研究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书院聘请的主持者（洞主或山长等）通常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饱学鸿儒或文坛盟主，讲授的内容多为治学成果，传道授业，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书院作为群英荟萃之地，举办各种“讲会”“论辩”活动，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交流学术观点，达到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各有所得的目的。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与书院有着深厚的渊源——南宋淳熙二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会讲鹅湖寺，各持己见，“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后来因这一段佳话，在鹅湖山峰顶兴建了鹅湖书院。

第三，生成学缘、整合组织的结社功能。明儒何心隐曾说：“不分远近长幼，必欲总宿祠者，所以防游荡，以专师长之教心也。不分远近贫富，必欲总送馔者，所以省驱驰，以安父兄之心也。”可见书院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套以“总送馔”“总宿祠”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学生无论年龄大小和家址远近，均在书院统一食宿，过一种集体生活，类似今天的全寄宿学校。书院因而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师生朝夕相处，频繁沟通，生成了紧密的学缘关系。由于学缘的存在，师生传承源流历历可见，书院不仅为儒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也随着这些师生的陆续从政而深刻地卷入了政治风波。

第四，抨击政敌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功能。中国士大夫自古喜好以文会友，讽议朝政，品策人物，激浊扬清。书院的出现，使士大夫议政拥有了相对稳定的活动场所与物质保障，诸多仕途失意的士大夫避身书院，呼朋引伴，出于公义和私欲的双重动机，抨击政敌，针砭时弊，监督舆论，力图重新“得君行道”。程颢被贬后，在洛阳开设伊川书院，针对王安石新法中的不足展开辩驳；朱熹开罪于韩侂胄而罢官后，四方游履，亦借书院讲学而对朝纲废弛大加批判。明代几次大规模的毁禁书院事件都与政治斗争有关，以著名的东林党争为例。《明史·顾宪成传》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声大著，而忌者亦多。”天启初年，魏忠贤把持朝柄，弄权乱政，将与东林书院讲学者有关联的官员统称为“东林党”人，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通缉，大兴冤狱，加以迫害。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下令拆毁全国的书院，东林书院为重大拆除对象。五月上旬，东林书院被无锡知县全部拆毁，所占院田也被现场变卖。魏忠贤打击东林书院并波及全国的浩劫，可以视为专制势力压制书院政治功能的一个缩影，可见书院能发挥的政治监督作用极为有限。清代书院虽大量兴复，但多由当地官府主持，已经与官学相差无二。

综上所述，书院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因为处在专制思想的政治氛围下，可以冲击帝制而不可能超越帝制，无法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最终沦为了官学的附庸，在清末新政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相比，同时期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伴随着城市经济与新兴工商产业的壮大而发展，大力倡导科学实业和人文精神，培养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先导。不过，现代大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依然面临着诸多顽疾和困境，在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发掘古代书院的价值，取其精华，建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书院。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交流合作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