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半部手稿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藏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袱独奔，甚艰于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真迹静静地躺在展柜中，300余年光阴流过纸面，他那清劲灵动、结构疏朗的楷书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干净利落的笔锋与疏密得当的结字之间，那股郁勃的文人之气扑面而来。日前，“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40余件（套）文物将这位布衣书生的孤愤之思与奇崛想象铺陈于世人面前。

《聊斋图说》第十二册《聂小倩》第二页画面部分

传世手稿与彩绘图说的“对话”

《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者手稿。这部书始作于清康熙初年（1662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40岁左右时首次结集，此后屡经增补修订，前后历时40余年，收录490余个故事。传世的半部手稿为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收文237篇，其中既有蒲松龄亲笔，也有他人代抄。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乐日乐讲述过手稿背后的一段传奇：因为家里穷，《聊斋志异》刚写完的时候没能刻印出版，只能靠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蒲松龄的手稿原本一直存放在家中的祠堂里，后来他的后人带着手稿去了东北，在沈阳安了家。到了清朝光绪年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想借阅这部手稿，跟蒲家后人约定：“先借一半，还回来再借另一半。”不料依克唐阿进了北京城后染病去世，借走的那半部手稿从此就下落不明了。1950年，蒲氏后人将手中半部捐给国家，后转交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珍藏至今。

与手稿交相辉映的，是清末彩绘《聊斋图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46册《聊斋图说》以细腻工笔与鲜活设色描绘了725幅画面，呈现了400多个聊斋故事。原为清宫旧藏，相传为光绪年间宫廷进奉之礼，每幅画面皆对应具体篇目，人物情节均有据可依。工笔重彩间，狐鬼仙妖的奇幻世界被一一铺展，晚清的民间信仰、社会风俗与审美趣味亦随之浮现。“本次展览实现了手书原著与图像演绎的跨时空对话，让观众既能读到蒲松龄笔下的原始文本，又能看到后世画家如何用图像诠释这些故事。”乐日乐表示，《聊斋志异》以传奇法写志怪，而《聊斋图说》则以丹青意再造传奇，两种艺术形态在展厅中相互印证、彼此生发。

《聊斋图说》第十二册《婴宁》第一页画面部分

笔砚相承，后世的致敬与再创

与手稿和图说相映成趣的，是蒲松龄本人的形象与遗物。

蒲松龄传世唯一历史画像，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其四子蒲筠请江南画家朱湘鳞所绘。画面中蒲松龄身着清代公服，神态安详，而画像上方他的亲笔题跋却透露出复杂心绪——一则自嘲“尔貌则寝，尔躯则修”，另一则坦言“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寥寥数语，道尽了一位布衣文人的内心挣扎。这幅国家一级文物，与蒲松龄墓中出土的四枚寿山石印章“蒲氏松龄”“松龄留仙”“留仙”以及“柳泉居士”图形寿山石印相伴而现。其中两枚印文与画像上所钤印迹吻合，印证了这唯一画像的真实性。

后世艺术家的回响则让这些文物的价值从文献层面升华为审美对话。1962年，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剌贪剌虐入骨三分”。“入骨三分”化用“入木三分”，易“木”为“骨”，更具批判力度，至今仍是对《聊斋志异》最精当的概括之一。李苦禅笔下的花鸟，以秋菊与鹌鹑暗合《黄英》《王成》两篇故事的意象，于形神之间寄寓深远意趣。戴敦邦所作《荷花三娘子》将由荷花幻化的精灵绘得清雅出尘，“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跃然纸上。

《聊斋志异》已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瑞芳评价道：“直到现在它依然特别有读者缘，因为书中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最珍贵的‘仁义礼智信’，非常符合当代价值观，艺术成就尤其突出。”

而在文学传播的另一端，聊斋故事的视觉再创作也从未停歇。如今，对于聊斋故事早已走出静态书册的边界，向影视、动漫、潮玩手办、数字资产等多个领域延伸。“《聊斋志异》问世300余年，依然不断绽放出新的可能性，足见其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与蓬勃生命力。”马瑞芳说。

朱湘鳞绘蒲松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