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之中，蕴藏着一股“神力”：它穿越千秋而来，纵贯九州而去，在岁月轮回的节点上鼓铸不已，感天动地而又不知不识，把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熔冶其中。小年、除夕、破五的节日习俗绘制了欢乐祥和的色调，题写了化成天下的深意，既承载着敬天法祖的古老智慧，也饱含着祈福迎新的人间情意。一组小文，感悟年俗。

清·黄钺《龢丰协象图册》之“黄羊祀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年之为年，总是与除旧布新联系在一起。于是一个“忙”字成了春节的主基调，上到祭祖敬神下到人伦日用，人们把生活的各方面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忙从小年开始，干干净净推开了年的门槛。而小年，又和我们民俗中家喻户晓的一位老神仙——灶王爷息息相关。《释名》云：“灶，造也，创食物也。”老神仙隐身灶台之中，几千年来陪伴我们品啜人间百味，“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人神之间一向处得很融洽。

只是我们这代人从反传统的传统中走来，曾把神明与迷信、民俗与愚昧捆绑到一起，从而对传统的信仰敬而远之。幸运的是，文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和习俗也不是那么容易丢弃掉的。在这个中华民族盛大的节日里，留存了诸多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有所寄托的传统。

春节之礼俗以祭天、祭祖、祭神明等一系列的祭祀为主。《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祭祀之礼，是我们内心情感的自然表达。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科技昌明，人类以理性的眼光洞察着世界。但所谓理性，不仅是测度万有的工具理性，也是安顿身心的人文理性。在中华文化里，人之为人在于人有血气心知之性、仁义礼智之美。倘若因物质力量的膨胀淡漠了固有的心性，那就舍本逐末了。《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笔者不知道三维时空外是否真的有神明，但相信中国人的神明一定来自不朽的文化精神，代表着人间正道。当精微无形的精神世界变得可感可触，心灵的期冀有所凭借，信仰的力量便有了寄托。

班固《白虎通义·五祀》云：“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可见神由人“封”，门户、饮食与民生息息相关，需要一位神明主管，让人们以虔诚的方式表达敬畏与惜福。在古代的祭祀中，“夏祭灶，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养也，夏亦火王，长养万物”（《白虎通义·五祀》）。五祀与五行相匹配，而加工熟食的灶台与火当然密不可分。如果说，五行代表了中华文化以人的立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那么火的力量让人类走出茹毛饮血，照亮了文明的时空。由此观之，先民将对生活用火的感恩之心，具象化为祭灶之礼，便可谓顺理成章、情礼相生了。

美好生活终究由人创造，也离不开良知的鉴察。郑玄说灶王爷“主饮食之事”，“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礼记注疏·祭法》），承担着监察民间善恶之责。在民间的灶王画像中，灶王爷身边就有两个侍神，一个手捧善罐，一个手捧恶罐，负责记录一家人的行为举止。做一善事，就记在善罐中；做一恶事，就记在恶罐中。如此，在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庭禀报时，就会据此评判这家人一年来的行为。在神仙的谱系中，《抱朴子》说得更生动：“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并根据家人罪过大小决定削减多少阳寿。难怪灶王爷还有“东厨司命”的头衔。实际上，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神灵故事，无不是劝人向善，莫丢良知。《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神明将哲理生活化，让人们自觉践行“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道理。

几经辗转，灶王爷从国家祭祀走进千家万户，从夏季祭灶落户春节民俗。腊月二十三这日，为了让灶王爷上天交差时多多美言，人们便再摆上糖瓜祭品，虔诚口颂，欢送灶王爷升天述职。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负责监察的灶王爷也变得通融起来，“品尝”着子民们供奉的糖瓜，灶王爷也就甜到心里，此时多了点慈爱、少了点明察。但原则还是要讲的，据说灶王爷把灶台上的灰尘当记事本，人们总要打扫干净才能应付检查，于是扫除成为忙年的开始。《朱子家训》开篇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恭谨勤恪乃修齐治平之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年俗总是以最灵动的方式塑造着中国人的文化品格。

春节的日子里，灶王爷往返天上人间，与各路神明一道，从不同维度经纬着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启示我们，人类生命原本是天道循环的一部分，在上天面前无需战战兢兢，也不许妄自尊大，只需要做好自己，营造美好的生活。《礼记·祭统》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这就是春节民俗信仰与祭祀文化的深意了。

曲阜尼山圣境过大年活动

如果说吃饭是天大的事，那天底下没有哪顿饭比除夕的年夜饭更大。这顿饭，一定要吃出仪式感。年夜饭的仪式感从祭祖开始。在中国人看来，生命不仅是有限的存在，更是无限的传承，子孙一定要用没动筷的美食享祭祖先，穿越时空连接起生命之传续。《礼记·祭义》解释其中的道理，“天下之礼，致反始也”，其效能在于“以厚其本也”，集中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命观与价值观——生命总是来自血脉的传承，无非世界大化流行的一部分，我之为我，不只是我。于是，“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礼记·祭统》），祭祀寄托着人的情感活动，承载着人的敬畏之心。所以，在春节这一岁月轮回的节点上，子孙以虔诚之心，将丰洁的祭品供奉于祖先神灵之前，叩首敬拜，表达对先祖的追思与感恩。

祭祀完祖先后，年夜大餐终于火爆开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奔波劳碌了一年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传统中国社会餐桌上有很多规矩，大体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在天然差序中实现合理有序，维护家族共同体的持久生命力。比如座次要讲究，人多了还要分男席女席，至于敬酒的礼节就更多了，目的是“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礼记·乡饮酒义》）。当然，长辈坐在上首不是白坐的，免不了要给孩儿们包个大红包；儿孙们也不能白拿，得恭恭敬敬地行礼——授受之间表明代际关系。

中华文化讲究“一阴一阳之谓道”，从阴阳平衡、和合共生的整体观把握世界的生成演化。“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周易·说卦》），天地共同孕育了生命，演化为万有。在《周易》里，夫妇为人伦之始，造万化之端，男女结为夫妇养儿育女，从家庭到社会各种伦理关系次第展开。循着这种思路，有了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的论断，所谓家国同构、家道之大由此可见。而除夕的年夜饭在无数齐家的实践中“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彖传》）。年夜饭只是个开场，从初一到十五，人们在送往迎来中打理着各种主要关系，让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向着新的岁月携手前行。

在先儒看来，“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性理大全》卷六六），甚至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社会风俗与时代盛衰相表里，故而强调“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资治通鉴》卷六八）。春节礼俗的形成与天下太平的理想密不可分。文化生命总是在成长中开枝散叶，在时光中新陈代谢。现代文明及其技术成果，让春节拥有了更新颖的内容，让国人拥有了更丰富的选项。譬如年夜饭中就增加了一道文艺大餐：春晚。据说古老的年戏乃其前身之一，人们自古以各种文娱活动让春节成为中国人的狂欢节。如今一台春晚，让人们在餐桌上走进文艺的殿堂：它可能是莺鸣百啭的戏曲，可能是令人捧腹的相声，可能是抒发诚挚的深情，可能是鼓舞奋斗的豪情。但无论哪种，均洋溢着祥和与欢乐。程子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二程遗书》卷一八）其根本意义“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史记》卷二四），贵在以形式之美承载精神之善。中华文化的终极追求在此岸不在彼岸，人心和顺，社会和睦，世界和平，便是最美的乐章，便是人间的乐土。

《大清五路财神赐宝图》（年画）

年的高潮到初五逐渐回落，这一天当然也有故事。譬如要吃水饺，意思是捏住小人的嘴；还要放鞭炮、打扫卫生，图个敞敞亮亮以驱邪，干干净净而送穷——皆是吉祥的期盼与表达。至于送五鬼、迎财神，似乎把现世的追求升华到神明的幽远。其中的关键则是“破吾”——在新的一年中破除“我”的局限，在踏上新征程的时候努力超越自己，只有摆脱身上的“穷气”，才能迎来美好的生活。

在年俗的意象里，“五穷”被刻画为五鬼，分别唤作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原来人生的困顿，不仅在于物质的匮乏（贫），更根植于精神与际遇的阻塞（穷）。“穷”（窮）字从穴从躬，《说文解字》释为“极也”，本义是身处狭穴，躬身难行，喻指境遇困窘、前途无路。天地本宽，若心志蜷缩，钻进思维的牛角尖，或命运的窄胡同，便难免会感到“智”“学”“文”“命”“交”诸般穷困缠身了。这正应了韩愈《送穷文》的深意——所送之“穷”，实为心魔与困局，非独钱财之“贫”也。

这为祟的五鬼，“智穷”是老大。倘若不近人情、不通事理，浑浑噩噩、面墙而立，自然无路可走。至于“学穷”，学习乃进步的阶梯，可以让人知书达理，至少艺不压身。倘若不学无术，那落个穷困潦倒怨不得别人。再下面是“文穷”，大概科举时代文章高下决定人生穷达，但在今天应有更丰富的意义，文化润泽我们的心灵、美化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从粗浅变得智慧，否则，即便家财万贯，若心灵芜鄙、了无生趣，那依然是一种精神上的“穷”。至于“命穷”，似乎与生俱来，但既然命运无法抗拒，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超越自我就是改变命运。最后出来的是“交穷”。无论是性格有缺还是德行有亏，倘若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自然山穷水尽。中国人讲五伦，放在最后的就是朋友之伦，朋友之间的交往合作可让世界越来越开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主要是为社会交往提供基本准则。人们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成就了这个世界。

老子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总之邪不压正，贵在自求多福。破五的日子，让我们记得打扫好心灵的房间，把尘灰连同穷气一起送走，以虔诚之心修来福气、迎来财神，让人生旅途越走越宽。

赶走了“五穷”，迎财神才是破五这一天的重头戏。在中国人丰富多彩的财神谱系里，要数“五路财神”最是深入人心——他们各司其职，也各有来历，共同守护着人间财富的愿想。

为首的财神是“华商始祖”王亥。这位商部落的首领，不辞辛劳带族人发展贸易，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外贸团长”。尊他为主财神，正是对“无商不活、无贸不富”最朴素的肯定。他身旁有两位文财神相伴。一位是忠烈凛然的比干，被商纣王剖心而不死，因“无心”而无私，自然能护佑每笔交易公平公道；另一位是深谙“持盈之道”的范蠡，助越王雪耻后，悄然隐退江湖，三度聚财，三度散财，在取予之间诠释了何为“富而有德”，被后世尊为“儒商鼻祖”。财神有文亦有武。关公一身正气，赤面丹心，他的“信义”二字，正是商业往来最硬的基石；而黑虎玄坛的赵公明，早在《封神演义》里就受封“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专司人间财运，形象最是家喻户晓。

这五位财神不仅代表我们对富裕的向往，而且凝结着一套完整的财富哲学：创造财富靠的是王亥那样的开拓精神，守护财富离不开比干的公平、范蠡的智慧、关公的信义，而赵公明则带来那份不可或缺的运气。如此看来，破五迎财神，迎的不仅仅是吉祥，更是一整套致富有道、聚财有德的传统价值观——这样的财神，怎能不迎？

纵观年俗流转，从小年的灶糖清香，到除夕的烛火团圆，再到破五的爆竹迎祥——这岂止是一串节日的罗列，更是一席文化真谛的盛宴。孔子有言：“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我们血脉中流淌的，正是这爱与敬的温度。它让春的节令充满欢愉，让人的世界可大可久。而年俗更深的意义，在于唤醒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庄重礼敬——无论敬天、尊祖还是爱人，皆是对生命价值的至高珍重。

（作者：胡春雨，济南市天桥区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民革总支委员，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