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但其中真能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其实也是相对有限的。“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而在这些“经典”之中，《论语》毫无疑义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 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之《论语》海报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若干弟子，如曾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这早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已有揭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传世的《论语》通行本共20篇，始于《学而》篇，终于《尧曰》篇，约1.5万余字。《论语》辑录孔子之言最为集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是我们领略、研究孔子思想学说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大体而言，《论语》包含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以“仁义”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孔子及其弟子“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孔子强调治国必须本仁宗义，将道德修养与教化贯穿于治国安邦的整个过程。一句话，便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下文只标注篇名）所谓以德治国，根本含义是突出道德在治国中的主导作用，讲求以道德礼义引导而不是以行政约束、刑罚惩治来安民定邦。孔子认为唯有道德礼义方可治本，而政令刑罚仅能治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因此，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坚持“德治”的立场，在治国中坚决贯彻“任德不任刑”的原则。孔子主张统治者应以让利的途径减轻民众的负担，缓解民众的痛苦，同时还应宽刑省罚，使民众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勠力本业。孔子认为，统治者切不可汲汲于私欲，对民众的生死不闻不问，这极易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抗，进而危及甚至颠覆现存的政治秩序，到头来给自己的根本统治利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在孔子看来，给民众以温饱，只是“德政”的初级阶段，在达到这一步之后，还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用礼义道德教化民众，引导百姓明礼知义、恪守正道，让民众从被动顺应规制，转为自觉践行道义，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实现民心归善、社会和谐的治世理想。孔子大力提倡“先富而后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先富后教，导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普通民众由一般的生物人，上升为知礼义廉耻、明纲常伦理的社会人。由此可见，强调仁者“爱人”（《颜渊》），“泛爱众”（《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是孔子的一贯立场与根本原则。

◎ 山东邹城孟府中的“礼门义路”

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孔子认为，“仁厚爱众”之心要在治国中真正体现其价值、发挥其功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这种途径实际上就是指“仁”可以依附和表现的载体——“礼治”。按儒家的理解，“礼”是沟通道德与政治的桥梁，是“仁”得以融入并作用于治国实践的重要保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所以，“德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治”，“以德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礼治国”。孔子主张统治者应该重仁义、兴礼乐，才能更好地治理民众，“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孔子认为，理想的治国目标，是君子与小人各安其名分，各尽其本职，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分的秩序中，人人都得按照“礼”的规范活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为此，孔子不遗余力地主张和强调“事君尽礼”（《八佾》），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礼治”的核心在于确立明晰的伦理秩序，倡导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各守本分、各尽其责，以礼义规范筑牢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与国家和顺的根基。

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既反对做不到，又防止做过头。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先进》），“欲速则不达”（《子路》），提倡“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从中找到并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比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利的基础之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厥中”。“中庸”思想反映、落实到治国上，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即在治国上不可偏执一端，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手段，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地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总之，治国要做到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 曲阜孔庙“大中门”

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应该说，孔子真正关注的重点是恢复“周礼”，践行文、武、周公之道，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致力于“宪章文武”，实现“小康”。这表明孔子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脚踏实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在骨子里又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不免时不时地“仰望星空”，期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的实现。这种伟大的理想追求，就是孔子倡导的“祖述尧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孔子毫无保留地颂扬虞舜时代的《韶》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而对反映“汤武革命”精神风貌的“大《武》”则有所保留，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相对于文武的“小康”，孔子更向往尧舜的“大同”。孔子清醒地正视现实，同时又不舍弃光荣的梦想，主张治国安邦应当博采三代文明精华：“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

综而言之，“仁”“礼”学说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整个理论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方法论，至于“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