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朱熹的教学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他曾言：“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朱子语类·自论为学工夫》）《论语》可以说是朱熹治学过程中用力最多的经典，他曾引用程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论语孟子法》）从中国古代经学课程的沿革来看，朱熹重构了《论语》在经学课程中的地位，打造了一套适合儿童与成人的两级教材体系，形成了以“学”为中心的知行合一的《论语》学习方法。重新梳理朱子的《论语》教学，对于今天的《论语》学习也大有裨益。

朱熹塑像

一、《论语》在经学课程中地位的重构

《论语》一直是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康有为曾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论语注》）汉唐时期，《论语》的地位并不高，常被视作儿童读物。东汉时期，许多有名的学者年少时就能通《论语》，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后汉书·范升传》）；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后汉书·马援传》）；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后汉书·荀爽传》）；王充“八岁出于书馆……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论衡·自纪篇》）。正是基于上述史实，王国维认为，“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王国维文存》）。也就是说，《论语》在汉代学校教学体系中处于“三苍”为代表的“字书”（童蒙识字教材）和“五经”为代表的成人经学教材之间，属中等阶段的学习内容，而非最高层次的经学教育。

隋唐时期，《论语》依然是“五经”教育的前期和辅助教材。当时国子监等中央官学规定：“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唐六典》）地方民间教学也是以《论语》为儿童教材，杜甫在诗歌《最能行》中写道：“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有《论语郑氏注》的写本残卷，而这个写本实际上是唐代一个名叫卜天寿的十二岁少年的作业。这些事例都说明，至少到唐代，《论语》依然被视为儿童的学习内容。

《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到北宋时期，《论语》的教学出现了重要变化，就是《论语》被纳入成人的经学教育范围，这一变化源自北宋“四书学”的兴起。宋真宗咸平年间，国子祭酒邢昺重定《论语正义》（又作《论语注疏》），作为“七经疏义”的一种颁行天下，这标志着《论语》被正式列入儒家经学课程体系，奠定了《论语》在官方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考试，规定科举考试无论主修哪一经，《论语》和《孟子》都是必考内容。除了官方，“北宋五子”对《论语》也非常重视，他们及其后学共同推动了《论语》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南宋时期，朱熹系统总结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开始建构以“四书”为中心的新经学课程体系，《论语》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刊刻《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始。对于“四书”与其他儒家各经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语孟纲领》）朱熹还与好友吕祖谦共同编纂了《近思录》，作为“四书”学习的阶梯。他曾对弟子陈淳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论自著书》）朱熹对于经学学习体系进行了重新排序，形成了“近思录—四书—五经”这样一个“阶梯式”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深刻影响了宋元以后中国的儒学教育系统。

二、“童子”与“成人”分类教材的编撰

朱熹一生编撰了很多《论语》教材，存世的有《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精义》《论语集注》《论语或问》等。这些不同的《论语》注解版本是朱熹在教学实践中，基于对《论语》理解的逐步深化与动态调整，进而构建其《论语》教材体系的直观体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有意识地编撰了差异化的教材。

朱熹从幼年时就开始学习《论语》，九岁时曾抄读二程门人尹焞的《论语解》，由此而发，遍读二程门人之书。直至十三岁父亲朱松去世时，他一直随父亲深入研习二程及其学派阐释的《论语》义理。三十岁时，朱熹遍读古今诸儒之说，编成《论语集解》。随后跟随李侗系统学习了二程及其学派的理学思想。三十四岁时，朱熹删减《论语集解》，“尽删余说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缉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但他将《论语要义》用于儿辈教学时，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朱熹反思道：“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论语训蒙口义序》）他在教学中已经敏锐地发现了儿童与成人的认知不同，开始有意识地编撰与儿童相应的《论语》教材。

朱熹立足儿童认知规律，从训诂、音读、义理三个角度对《论语》进行详细注解，以清晰的体例降低儿童学习《论语》的门槛。他以邢昺的《论语注疏》为根本，梳理《论语》的字词训诂，参考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校正文字的读音；然后融会贯通二程等诸位先生的解说，阐发其中精微的义理；每一句的含义附在该句正文之下，每一章的主旨列在该章正文之旁；并偶尔附上一两条平生从师友处听闻或经自身思考体悟所得的见解。朱熹这种《论语》教学方法被元代的程端礼所继承，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以朱熹读书法为基础，详细制定了八岁到成年的读书学习计划。其中，八岁到十五岁是古人所说的小学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的学习，十五岁之后则进入大学阶段。程端礼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的《论语》教学理念，其课程设计充分尊重了儿童与成人生理与心理的差异，既考虑到儿童善于记诵的特点，也尊重了成人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需求。

在朱熹众多的《论语》诠释版本中，《论语集注》是其精华所在。他曾说：“《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学者不肯用功看。如看得透，存养熟，可谓甚生气质。”（《朱子语类·语孟纲领》）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在其早年所著《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的，其成书是义理逐渐精深、精华逐渐汇聚的过程。他曾说：“《精义》是许多言语，而《集注》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闲看了。圣人言语本自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见，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朱子语类·语孟纲领》）

《论语集注》书影

正是因为《论语集注》编写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所以朱熹对这本书非常自信。他曾对吴仁父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朱子语类·语孟纲领》）《论语集注》也得到了后世官学的认可，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被列于学官，元代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清时期延续了这一规定，使《论语集注》成为中国传统教育最重要的教材之一。

三、以“学”为中心的《论语》读书法

朱熹非常重视经典的学习方法，创立了著名的“朱子读书法”。他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读书穷理，通过“我注六经”的方式明白圣贤之道，是朱熹最主要的教学方法。朱熹说：“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便是孟子。”（《朱子语类·语孟纲领》）他进一步引用程颐的话解释道：“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读论语孟子法》）可以说，朱熹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读书。朱熹治学，注重从广博的学识积累中探求贯通万物的根本义理，将恪守礼法的核心准则蕴含于博览文献、研习文辞的工夫之中。其治学繁杂而缜密，工夫繁难而扎实。他的这一读书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的黄榦、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宋元之际的金履祥、许谦，明代的宋濂、王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清代的阎若璩等皆深受朱熹影响，成一代硕儒。

朱熹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自学。他曾经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学七》）中国古代的学校，不管是书院还是私塾，主要采用考课法，即朱熹所说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教师布置作业督促学生读书思考，通过批改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读书过程强调学生要“学以致用”，朱熹引用程颐的话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论语孟子法》）也就是说，读《论语》不仅仅是为了记诵章句、积累知识，更是为了修身立德、变化气质。若读书不能用以提升自己的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就等于没有读书。朱熹认为，学问有致知和力行两种途径，要成为圣人，两者不能偏废，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其为学宗旨就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熹毕生以讲学传道为使命，其学术思想突破了地域、阶层乃至族群的界限，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传播力。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写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词之传，流及海外。至于夷虏，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

朱熹赓续儒家的重“学”传统，既深度阐释了儒家知行合一的精神内核，又精准诠释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为学追求，凸显了儒学“体知之学”的核心特征。他站在儒家“明人伦”的角度对学习经典意义的阐释，阐明了圣贤的微言大义，指明了成为圣贤的路径。朱熹通过重构《论语》经学核心地位、编撰分龄适配教材、创立以学为中心的读书法，构建起系统完备、实际可行的《论语》教学体系。其重构之举，将《论语》锚定为儒学研习的根基；分龄适配教材，兼顾儿童启蒙与成人穷理不同层次的需求；“宽紧相济”“体知践行”的读书法，则为经典研习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这套教学范式不仅仅深刻影响了后世经典教学的走向，更为今日经典的传承提供了宝贵启示。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6年第1期。本刊出版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文字及图片。】

（作者简介：陈祥龙，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