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句经典名言与一个核心命题

《春秋》作为儒家“六经”之一，文约而义丰，看似一部简约的编年体史书，实则承载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而“礼”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贯穿于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也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与《春秋》的深度绑定，被两句千古名言精准点破。

一句是孔子之言。《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孔子在编撰完《春秋》后，感慨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谓自己在《春秋》中以“微言大义”评判历史、褒贬政治人事的做法，必然会招致非议或误解；但他更坚信，《春秋》承载着自己的道义追求，历史会给予自己公正的理解和评判。

另一句是司马迁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春秋》的核心精神提炼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这一论断直接而精准地点明了《春秋》的本质：它并非一部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典籍，而是以“礼义”为根本价值标准，规范社会秩序、评判是非善恶的“教科书”。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以“礼”作为价值标准。这就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大宗”二字凸显了“礼”在《春秋》一书中的核心统摄地位，也揭示了《春秋》对于传承和弘扬礼义精神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的礼义精神并非停留在文本和理论层面，汉代“以《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将这种精神从历史评判延伸到现实治理，让“礼”与“法”实现了深度融合，成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最生动的实践印证。

二、“礼”的崩坏与《春秋》的诞生

要理解“礼”与《春秋》的关系，理解汉代“以《春秋》决狱”的实践根基，首先要回到《春秋》诞生的时代——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乱世，也是“礼”的精神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

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的整个西周时期，“礼”作为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体系，涵盖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个阶层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了祭祀、朝聘、婚丧、征战等一切社会活动。此时的“礼”不仅仅是一种礼仪形式，更是一种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核心枢纽。正如南朝梁人皇侃所言：“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由此可知，“礼”在整个周代文化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地位。

但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统治力下降，诸侯势力崛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逐渐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所取代。“礼坏乐崩”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特点，诸侯僭越礼制的行为屡见不鲜：楚庄王“问鼎中原”，觊觎天子之位；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违背了“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的礼制规定；晋、楚等大国相互争霸，无视周王室的权威，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原本维系社会秩序的“礼”逐渐失去了约束力，社会陷入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

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一生心怀“克己复礼”的社会理想。他非常尊崇周公，非常向往西周的礼乐文化。有鉴于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他试图通过西周的礼乐制度重建社会秩序。他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屡屡碰壁——诸侯们要么沉迷于争霸战争，要么安于现状，无人愿意真正推行“礼治”。在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孔子便退而“删述六经”，依据鲁国旧史，编撰了《春秋》。孔子作《春秋》，并非简单地记录历史事件，而是有着明确的编撰意图：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褒贬评判，让人们明白什么是“合礼”，什么是“非礼”，进而引导人们回归礼义，重建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礼”与《春秋》产生了深度绑定：“礼”是孔子编撰《春秋》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春秋》是孔子践行“礼治”理想、传承礼义精神的载体。而“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两句话，正是孔子对自己编撰《春秋》指导思想的最好诠释。他深知自己以礼义评判历史、刺讥权贵的做法会招致非议，但又同时坚信只有通过《春秋》，才能将礼义精神弘扬开来，传承下去，才能为乱世找到一条出路。这种以礼义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也为汉代“以《春秋》决狱”埋下了伏笔——当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春秋》的礼义精神自然会延伸到司法领域，成为评判是非、规范秩序的重要依据和标准。

三、《春秋》“礼义之大宗”的文本解读及其司法实践

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绝非妄言虚语。纵观《春秋》经文，语言简约，全书只有16500多字。虽然《春秋》经文没有一个“礼”字，但全书几乎每一个字都蕴含着“礼”的判断，每一条记载都体现着礼义精神。这种“微言大义”的编撰方式，使得《春秋》成为一部以礼义为核心的“褒贬之书”，其核心就是以“礼”为标准，评判是非、明辨善恶，定名分、正秩序。而汉代盛行的“以《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则将《春秋》的礼义精神从文本解读转化为司法实践，让“《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论断落地生根，成为中国古代礼法融合的重要标志。

（一）司马迁对《春秋》“礼义之大宗”的解读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在这里强调《春秋》的宗旨就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而“三王之道”和“人事之纪”的实质就是“礼”或“礼义”。也就是说，《春秋》实际上就是以“礼”作为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他还强调，一个国家如果不按“礼义”行事，就会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礼坏乐崩”）。因此，司马迁把《春秋》经看作是“礼义之大宗”，意谓《春秋》经的主旨就是儒家的礼义精神，《春秋》经评判人与事的价值标准就是礼义。

在司马迁看来，由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许多诸侯丧失了礼的操守，不能维持礼的底线，最终出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局面。所以，司马迁接着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司马迁所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深刻阐明了礼义是《春秋》经中具有决定性的主旨思想。

（二）《春秋》所蕴含“礼义内核”：微言大义中的礼治追求

首先，《春秋》以礼义为标准进行褒贬。孔子在编撰《春秋》时，运用了一系列特殊的笔法，如通过“书”与“不书”、“称名”与“称字”进行“褒”与“贬”，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而这些评判的核心标准，就是“礼”。例如，《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实则蕴含着深厚的礼义内涵。“王正月”中的“王”，指的是周天子，“王正月”即周天子所颁历法的正月。孔子之所以这样记载，就是为了强调“尊王”的礼义：即使周王室衰微，诸侯也应当尊重周天子的权威，使用周天子的正朔。这是“礼”的核心要求。而如果诸侯擅自使用自己的历法，《春秋》则会加以贬斥，以此警示世人要坚守“尊王”之礼。再如，《春秋·隐公五年》：“春，公观鱼于棠。”孔子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载入史册？其实这正是基于礼义的评判。正如《穀梁传》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捕鱼是“卑者之事”，国君去观看这种“小事”，是身份错位、不合礼制的行为。因此孔子将其记录下来，以此批评其违背礼制，不务正业。这种对“小事”的记载，恰恰体现了《春秋》“礼无大小”的原则——无论事情大小，只要违背礼义，就会被加以贬斥；只要符合礼义，就会被加以褒扬。

其次，《春秋》通过记载“合礼”与“非礼”的事件，明确礼义的边界。《春秋》全书所载的历史事件，大多与“礼”相关，要么是对“合礼”行为的肯定，要么是对“非礼”行为的批判，以此向世人明确礼义的标准，引导人们践行礼义。在“合礼”与“非礼”行为的记载上，《春秋》往往会通过简洁的笔法或“微言大义”加以褒扬或贬斥。这种褒贬分明的编撰方式，使得《春秋》的礼义精神清晰可辨，也为后世“以《春秋》决狱”提供了文本依据。汉代的司法官员正是从《春秋》对“合礼”与“非礼”褒贬的微言大义中，提炼出评判案件的礼义标准：“合礼”的就是合法的；“非礼”的就是不合法的（“出礼入法”）。

（三）汉代“以《春秋》决狱”：礼义精神的司法实践

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其地位日益提升，“以《春秋》决狱”应运而生。所谓“以《春秋》决狱”，是指两汉时期儒学官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原有法家色彩的成文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礼义标准）作为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依据的司法活动。其核心是将《春秋》的礼义精神融入司法实践，实现“礼”与“法”的结合，本质上是“礼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延伸，也是对司马迁“《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生动践行。

汉代“以《春秋》决狱”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董仲舒、公孙弘、兒宽等人，其中董仲舒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可见董仲舒不仅倡导“以《春秋》决狱”，更通过具体案例，将《春秋》礼义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根据董仲舒的相关记载和汉代的司法实践，可知汉代“以《春秋》决狱”主要遵循“原心定罪”原则、“亲亲相隐”原则和“诛首恶”原则。这些原则均源于《春秋》的礼义精神，体现了“礼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兹分别说明如下：

“原心定罪”原则。这是“《春秋》决狱”最核心的原则，源于《春秋》“微言大义”中对行为人主观动机的重视。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明确概括为：“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也就是说，司法审判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及其后果，而在于其主观动机。如果动机善良，即使行为违背了成文法律，也可以免于处罚；如果动机邪恶，即使行为没有违背成文法律，也应当予以惩罚。这种原则突破了秦代“重刑轻志”的形式主义法律观，将伦理道德纳入司法裁量体系，凸显了《春秋》礼义中“重德轻刑”的精神。

“亲亲相隐”原则。这一原则源于《春秋》所倡导的宗法伦理与亲情礼义，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不受法律追究。这一原则契合“礼”所强调的父子、兄弟等亲属伦理，认为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是人之常情，符合礼义要求，与法家“连坐”原则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春秋》礼义中“以人为本”的温情。

“诛首恶”原则。这一原则源于《春秋》对“乱臣贼子”的批判精神，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严格区分首恶与从犯，对首恶者予以严惩，对从犯则可从轻处罚。这一原则既体现了《春秋》褒贬分明的礼义标准，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遏制犯罪蔓延，是礼义精神与司法实践结合的重要体现。

此外，“《春秋》决狱”还遵循宽刑宥罪、反对株连、以功覆过等原则。这些原则均围绕《春秋》礼义精神展开，既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又强调刑罚的惩戒作用，体现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也进一步印证了《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核心价值。

从实践影响来看，汉代“以《春秋》决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将《春秋》的礼义精神融入司法，实现了礼与刑的融合，弥补了成文法律的僵化与不足，如其“原心定罪”“宽刑宥罪”等原则，对矫正法家严刑峻法、促进律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将儒家经义置于成文法律之上，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且经义解读具有主观性，为司法官员枉法裁判提供了空间，也强化了封建等级特权，对中华法系“法律至上”理念的确立具有消极影响。

（四）后世对《春秋》“礼义之大宗”地位的解读与印证

后世学者对《春秋》的解读，也进一步印证了《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本质。下面姑举数例说明这个问题。

北宋胡安国在《胡氏春秋传·序》中高度赞扬孔子作《春秋》：“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叙先后之伦，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劝；有罪者必贬，而恶自此可惩。”紧接着又对《春秋》经的社会功用给予高度评价：“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在胡安国看来，《春秋》蕴含着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治国理政思想，因而成为“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

此外，宋代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代吴澄的《春秋纂言》，将《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代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认为《春秋》是“本礼”而作，他说：“三圣人者，本《易》以治礼，本礼以作《春秋》。”清代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清代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云：“《春秋》之义，即制礼之意。”又云：“《春秋》别嫌疑，明是非……故曰：《春秋》原于礼。”这些解读都从不同维度反映出《春秋》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准五服以制罪”正式成为法律制度，可谓“《春秋》决狱”所体现的礼义精神的延续。唐代《唐律疏议》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完成了礼法合一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源头正是汉代“以《春秋》决狱”所开启的礼刑融合之路。可以说，“以《春秋》决狱”不仅仅是《春秋》礼义精神的司法实践，更是中国古代礼法融合的重要转折点。

四、《春秋》礼义精神的历史价值

《春秋》所承载的礼义精神，以及“以《春秋》决狱”的司法实践，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伦理体系与司法传统。

“礼”作为《春秋》的主导精神，其本质是“秩序”与“道义”。这种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治理的核心理念——“以礼治国”和“礼法合治”。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春秋》成为官方教科书，其礼义精神通过“决狱”实践融入到政治与司法中，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统治者通过推崇礼义，规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在伦理层面，《春秋》的礼义精神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伦理规范，如“忠”“孝”“仁”“义”等。《春秋》强调君臣名分，要求臣子忠于君主、君主善待臣子，这成为“忠”的核心内涵；强调父子亲情，要求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关爱子女，这成为“孝”的核心内涵……“忠”“孝”“仁”“义”这些伦理观念，经过后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规范，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价值观。而“以《春秋》决狱”中的“亲亲相隐”原则，又将伦理规范付诸司法实践，使礼义与伦理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司法层面，汉代“以《春秋》决狱”推动了中国古代礼法融合的进程，为后世司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原心定罪”“宽刑宥罪”等原则，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刑法理论，推动了律学的发展；而其将礼义精神融入司法的实践，也让司法不再是单纯的“惩恶”，更兼具“教化”功能，契合《春秋》“劝善惩恶”的礼义追求。尽管“以《春秋》决狱”存在诸多局限或消极影响，但它所体现的“礼法合治”理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司法实践。

结语

司马迁“《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论断，精准地把握了《春秋》的本质。《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儒家礼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汉代“以《春秋》决狱”，将《春秋》的礼义精神从文本和理念转化为司法实践，促进了礼法融合的进程，既弥补了成文法律的不足，又传承了《春秋》的礼义追求，成为《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最生动的印证，对中国古代政治、司法、伦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以《春秋》决狱”存在破坏法律权威、解读主观化等局限，但它所体现的“礼法结合”理念，依然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