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胜利:儒家真精神与儒者的追求——从电视剧《太平年》中“冯道论儒”谈起
2026-11-19 10:44:01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 作者:孙胜利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不仅仅让五代十国这段战乱不休、民生凋敝的历史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更以艺术化的表达加深了人们对乱世与文明的认知。剧中冯道对“儒”的解读,让人印象深刻,发人深省:“儒者,人之所需也。曰生死,曰衣食,曰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这句话,朴实而接地气。儒家思想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不是锁在书斋里的高谈阔论,而是扎根在人间烟火里的生存智慧。真正的儒者,就是要满足“人之所需”,让普通百姓能活着,有饭吃,有衣穿,能感受正常的喜怒哀乐;心系天下,立志做“天下之儒”,解决“众人之所需”。
一、如何理解儒家的真精神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仍存在误解。网络上常有“儒学是封建糟粕”“儒家压抑人性”“儒家是皇权的奴才”等声音,可若追问一句“儒学到底讲了什么”,大多人是答不上来的。他们批判的,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伪儒家”,而非真正扎根于“人之所需”的儒家真精神。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说“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二)。可见真正的圣人之道,并不高深玄妙,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人能知能行的。孝敬父母,对朋友守信,看见别人受苦而心生不忍……这些都是对圣人之道的践行。这些东西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道德准则,不需要饱读诗书才能理解,这是儒家思想融入民族血脉的最好证明。
真正的儒家从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对等关系,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臣子才对君主尽心尽责;也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压抑,而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的理性节制,要灭掉的是无度的私欲,而非普通人的基本需求;更不是“三纲五常”的僵硬教条——“纲”是人伦关系中的统领者,负有教化、表率、养护的责任,“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是贯通所有人伦的通用德性。这些真正的儒家内核在后世的思想阐释和专制皇权的故意扭曲中被不断异化,才让世人对儒家产生了诸多误解,也让人们用僵化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历史中那些践行真正儒家精神的人,冯道可谓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二、冯道对儒家真精神的坚守
提起冯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斥其“不知廉耻”,只因他历仕四朝十帝,违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节观。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是为了个人仕途不择手段的官僚。可这些评价都只盯着他“事多君”的形式,而刻意忽视了他在五代乱世中做的那些实事,忽视了他“事多君”背后的真正目的。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是当时的常态,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武力至上,礼崩乐坏,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在这样的时代,“忠臣不事二主”的忠节观看似高尚,实则毫无意义。因为一味地殉节,除了留下一个道德符号,根本无法改变神州板荡、民不聊生的现状。而冯道选择了一条危难却务实的路。当契丹大军南下,耶律德光扬言要屠城,中原百姓面临灭顶之灾时,冯道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契丹大营。面对耶律德光的傲慢与强势,他没有选择以死相抗,而是以智慧巧妙周旋,晓之以利害,最终劝服耶律德光放弃屠城,让无数中原百姓免于刀兵之祸。这一举措无关个人荣辱,只为护住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在冯道看来,儒者的第一要务,是让百姓活着;唯有活着,才有谈道义、谈文化的可能。身居高位的他,始终清廉自守,任上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尽力让治下的百姓能吃饱穿暖,在乱世的夹缝中寻得一丝安稳。他的所作所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件件落在“百姓日用”的实处,把“一人之儒”的坚守融进了对民生的点滴守护中。冯道的“择主而事”,择的从不是权势,而是能让天下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机遇。纵观其历任官职,无论侍奉何主,皆以“宽简休息”为施政方针,致力于为身处乱世中的民众争取喘息之机。这份看似“无节”的选择,背后藏着的是对天下苍生的大爱,是对儒家理想的执着坚守。这份坚守比空洞的“殉节”更有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冯道从未忘记传承“斯文”的历史使命,在战火纷飞中为华夏文脉留住了火种。五代乱世,典籍散佚,文化传承面临断绝的危机。冯道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文脉断,则文明亡。他力排众议,耗费数年心血,组织人力物力主持刻印“九经”,让《诗》《书》《礼》《易》等儒家经典在战乱中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份举动超越了一朝一姓的局限,为后世守护住了华夏的文化根基,正是“众人之所需”的最好践行。他的“事多君”,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与富贵,而是在茫茫乱世中苦苦寻找能践行儒家仁政、能传承儒家文脉的“真主”。《太平年》中有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郭威平定叛乱后,没有急着回京争夺皇位,而是专程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冯道得知后,激动地感叹:“苦等四朝,不意想郭雀儿竟是真主!”在那个杀伐成性的时代,一个手握兵权的君主,愿意放下身段尊孔崇儒,便意味着他愿意遵圣人之道,以“养人”代替“杀人”,以仁政代替暴政。冯道以所谓“事多君”的道德污点,换来了华夏文脉的一线生机。其行为取舍突破了狭隘的君臣观念,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守住了华夏文化的根脉,展现出其超越一朝一姓的文化担当。
三、应以何种标准评价冯道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出“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区别,指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而非用当下的标准去裁剪历史。冯道的一生,始终充满着历史争议:后世史家以僵化的忠节观将其斥为“无廉耻”,“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朝野上下皆赞其清正廉洁,有“大臣之体”,民间甚至将其比作孔夫子,视之为圣贤。后世与当世对冯道评价的巨大反差,究其根本,是评价标准的不同。后世史家身处大一统的和平时代,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忠臣不事二主”的忠节观被不断强化,成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道德标准。他们用和平年代的教条,去裁剪乱世的复杂现实,自然无法理解冯道的选择。而身处五代时期的人,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残酷、民生的凋敝,他们更清楚,在那个时代,能护佑百姓生存、维持一方安稳、守护文化传承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他们评价冯道,看的不是他是否忠于一朝一姓,而是看他能否克尽儒者的本分,心怀生民,躬身实干,切实为百姓、天下谋福祉。冯道的争议,本质上是僵化的忠节观与现实的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用“忠于一朝”的狭隘标准评判一个追求“天下大同”的儒者所造成的。后世对冯道“无廉耻”的负面评价,背后是僵化的“忠节观”在作祟,是将“忠于一朝一姓”当作最高的道德准则,却忘记了儒家“民惟邦本”的核心理念与“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任务。
从《太平年》中的冯道论儒,我们得以窥见儒学“道在日用”的精神本质。儒家所推崇和追求的道,从来都不在庙堂的高论里,不在僵化的道德标签里,不在故纸堆晦涩的训诂里,更不在被皇权扭曲后的严苛教条里,而在百姓的饭碗里、田间的劳作里、街头的烟火里、祠堂的香火里、孩童朗朗的诵读声里、普通人最朴素的良心里。真正的儒家不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不强迫人用生命去换取空洞的气节虚名,只在乎人能不能活、活得好不好、活得有没有尊严、活得有没有温情。读懂了冯道的“儒者,人之所需也”,就读懂了真正的儒家。
结 语
冯道虽已远去,但他对儒学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以及他在五代乱世中对儒家真精神的践行,为我们留下了读懂儒学的钥匙。儒家“道在日用”的精神追求已深深刻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于现世生活的一呼一吸间,蕴藏在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里,体现在为政者对民生疾苦的守护中,升华于对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里。理解了这一本质,我们便理解了儒学何以穿越千年风雨而生生不息;也才能真正看懂:那些真正的儒者,始终是在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处,守护着“人”最根本的需要,以此薪火相传,照亮文明的漫漫长路。
(孙胜利,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
【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