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持续推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本色建设，加强新时代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中国孔子网特推出《尼山会客厅》访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部长、研究员陈以凤入选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青年学者”。中国孔子网对其进行专访，立足儒家文献研究，系统阐释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生动展现青年学者深耕儒学领域的学术坚守与时代思考。

【中国孔子网】作为山东曲阜人，家乡的儒学文化氛围是否对您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影响？请分享一下您的求学和成长历程。

陈以凤：我是土生土长的曲阜人，小时候就听家里长辈讲孔子的故事，为我日后选择儒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情感与心理基础。我的大学与硕士阶段，都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尤其是硕士阶段，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求学与成长历程，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文化学院汇聚了一批潜心研究儒学的师者，我置身其间，浸润在这片土地独有的儒学文化气息中，开始真正亲近儒家经典。我的导师黄怀信教授，治学严谨，是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理念的支持与倡扬者。我的硕士论文《西汉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正是在这一理念引领下，结合孔氏家学传承脉络，对《古文尚书》《古文论语》《古文孝经》《孔子家语》等儒家典籍的学术史进行深入挖掘，以期厘清其真伪问题。

博士阶段，我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严谨的学术训练下，塑造了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使得我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博士毕业后，我又回到曲阜，就职于孔子研究院。这里是儒学研究与交流的专门机构，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儒家典籍、儒学发展史、礼乐文化、文明互鉴等研究方向。我在孔子研究院已经工作了十余年，从文献考辨到义理阐发，从学术考察到经学阐释，对儒学的体认逐渐深入，研究方向始终倾向于基于先秦两汉典籍探究儒家思想内涵，关注儒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当代转化路径。可以说，我的研究始终与家乡曲阜密切相连，这里的儒学文化氛围为我铺垫了学术底色。

【中国孔子网】您长期深耕先秦两汉儒家文献研究，成果丰硕。儒家主张以内圣之修为取得事功成就，形成了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同时强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链条，实现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理想的深度贯通。这种思想理念，对当代人破解“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失衡”的困境有何启示？

陈以凤：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学的重要思想理念，都蕴藏着一种理想的人生目标，即以修身为本，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内圣”体现对人内在道德人格的要求，“外王”则体现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儒家重视个人修养，希望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现良好人格的培养塑造，然后在家、国、天下的治理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即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也与儒家所提倡的“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理念相契合。

儒家“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的思想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消除了“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的二元对立，启示我们：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中完成，这对当代人破解“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失衡”的困境有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

在当代，许多人将个人价值窄化为财富积累、职位晋升等，缺乏更深广的视野，导致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意义匮乏。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思想提示我们：个人价值的真正实现，始于对内在德性的自觉修炼，培塑仁爱之心、责任感、使命感，主动将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结合，将个人才能转化为社会贡献，在服务他人与社会中实现自我超越。虽然在分工细化的现代社会，并非人人都直接参与“宏观政治”，但每个人皆可在自身位置上践行“内圣外王”的精神实质。“内圣外王”思想也为当代人提供了平衡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路径：一方面通过持续学习与修养提升专业能力与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将个人理想融入社会进步，实现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统一。

【中国孔子网】先秦两汉儒家文献中蕴含丰富的“礼”“法”关系探讨，如荀子“隆礼重法”、董仲舒“德主刑辅”等思想，与当代“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理念存在怎样的思想渊源与内在关联？这些传统智慧对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有何深层启发？

陈以凤：先秦两汉儒家文献中关于“礼”“法”关系的探讨，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往人们对儒家有认知误区，认为儒家只主张礼、德，不重视法。其实在《孔子家语》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子已提出“以德以法”理念。《孔子家语·执辔》篇记载了闵子骞与孔子师生间的对话，多次提到法。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孔子开门见山地指出治国需“德法并重”。当然这里所谓的法，更侧重于礼法之义，与今天的法制、法律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差别。孔子还说：“德法者，御民之具。”“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他反复强调德法的重要意义，将法与德相提并论，共同视为治国的根本，缺一不可，否则百姓就会无所遵循，从而迷惑不定、丧失道义，以致天下混乱。可以说孔子主张“以德以法”是治国根本原则。

后儒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以德以法”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如荀子提倡“隆礼重法”，主张礼法并施；董仲舒发展出“德主刑辅”的理念，强调道德教化的主导地位，辅以法规刑律。这些思想奠定了社会治理中礼与法关系的基调，不仅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根基，也使倡礼循法、礼法相济成为延续千年的治国传统，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与当代“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历史延续性。

司马迁云：“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汉书·刑法志》云：“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二者皆揭示了礼与法（刑）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功能与共同目标，即通过礼的道德教化与法规刑律的强制惩戒，实现社会公正与人的向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可谓是对传统思想的升华与发展，亦是现代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传统中国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新时代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特色”历史之上的，在现代社会，需深入挖掘传统“礼法合一”智慧的内涵和价值，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建构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治理体系，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孔子网】面对当下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价值虚无”等社会现象，儒家文化中关于“慎独”“中庸”“安贫乐道”等修身理念，能否为当代人提供精神安顿的路径？

陈以凤：面对当下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与“价值虚无”，儒家文化中的修身理念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以其深厚的智慧可为当代人提供可靠的精神安顿之路径。

“慎独”是儒家修身养性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最早见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是对内心道德的敬畏，强调要靠自我约束、自我要求而实现自律，即使独自居处，也能防微杜渐，严于律己，谨慎行为，无恶加身。“慎独”提醒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处世无愧于心”，保持内心的戒慎与诚敬。作为一种高尚的境界和自律精神，“慎独”对于督促人们严于律己、淳化道德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倡导和践行。

“中庸”之道被孔子推崇为至德，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熹释之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的实质是讲求事情的合理、适度、恰到好处，要求人们用理智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使之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并非平庸折中，更不是和稀泥，具有丰富的内在哲理。当下社会，面对着个体生命的精神焦虑与社会层面的价值纷争，“中庸之道”以其深邃的智慧可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指引，它教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保持清醒，在认知与实践、原则与变通之间，寻求恰当、合宜与适度；引导我们以动态的、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在过与不及之间寻得那个让身心安顿的“中”。

“安贫乐道”源自孔子对颜回的赞扬，《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安贫乐道是儒家的一种立身处世之道，反映了面对贫困破陋时的恬静坦然态度与对道义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儒家的“安贫乐道”并非主张贫穷而拒绝富贵, 而是凸显君子在贫困的境遇中能坚守道义的高尚节操。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有着深刻的指引意义，引导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坦然面对人生的穷困与显达，告诫我们真正的快乐还是源自内在德行的富足与充盈。

总之，“慎独”精神提醒我们时刻自律、常怀敬畏之心，“中庸”之道引导我们持正守中、避免偏执，“安贫乐道”则助人超越物欲的困缚而追求精神的丰盈与道义的持守。这三者共同指向一种以德性为根基的生活方式，指引人们通过持续的修养而安顿身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孔子网】在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儒家经典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此语境下，文献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具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陈以凤：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文献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谱系，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故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儒家文献研究不仅具有贯通古今的意义，还具有根基性、支撑性的独特价值。

儒家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传播三代的文化成果，整理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经典不断传承与演变。西汉儒者传“五经”，东汉传“七经”，唐代传“九经”，到南宋形成“十三经”。儒家经典以“十三经”为核心，积淀着丰厚的文化成果，内蕴着治国理政的智慧，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与社会。系统开展儒家文献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与独特魅力，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基础而扎实的历史依据。

儒家文献研究展示着中国独特的诠释传统，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学术支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仅要求有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内容，也离不开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与表达逻辑。儒家文献研究所形成的经典诠释传统，正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逻辑的独特展现，它蕴含着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与独到理解。这套经典诠释传统既注重文本的精确解读，又强调义理的深入阐发，形成了既严谨又富有创新性的学术范式。并且，儒家文献研究可以深度梳理源于中国哲学脉络的核心范畴如“体”“用”“知”“行”“理”“气”等，不仅可激活传统概念的现代意义，还能使其成为融贯古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持续的研究与诠释中，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贡献智慧。

【中国孔子网】作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尼山青年学者”入选者，您认为新时代儒学研究应秉持怎样的态度与方法，才能既坚守学术本真，又实现与现代社会、世界大势的同频共振？是否有新的学术规划？

陈以凤：我认为新时代儒学研究应当秉持“返本开新、经世致用”态度与方法，在坚守学术本真与回应时代需求之间彰显儒学的价值与功用。

在儒学研究中，“返本”是前提，是指回到中华元典，回到儒学的源头与发展历程中，探明其真精神。“开新”是路径，以“本”为基，与时代对话，与不同文明对话，对儒家文化进行现代表达与诠释，创造新的思想生长点。“返本开新”要求我们进行儒学研究必须以严谨的文献考证、逻辑分析和历史审视为基础，对儒学发展的复杂性、历史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知。

“经世致用”是儒学研究的根本旨归。儒学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面向家国天下治理、指向人心世教的学问。开展儒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儒学智慧介入现实，安顿个体生命，回应时代难题。故而当下儒学研究者需自觉秉持“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从现实需求出发，深入经典传统汲取思想资源，再以创造性的诠释回应现实。

我个人新的学术规划是聚焦当下的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拟围绕“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文化认同的建构”这一方向展开研究，以《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为切入点，探析抉发儒家在处理多元一体、夷夏关系中建构文化认同的独特逻辑与历史智慧，为今天我们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