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出自《周易·系辞传》。大意为，自始至终都应保持警惕和敬畏，核心要旨是避免过错。后人将这种精神总结为忧患意识，这亦是《周易》所倡导的处世之道。

殷周鼎革催生忧患之思

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殷商后期，西方的周一天天强大起来。到了周文王时，由于他经营得力，且公正有德行，掌控的疆域越来越大，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残酷暴虐，天下人心归周，而周文王仍然小心翼翼侍奉商，这是对秩序变动的谨慎，以及对天命的畏惧。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位，虽然力量不断充实，却也曾在孟津渡口有所犹豫。周文王、周武王一直犹豫自己作为“小邦周”是否能够悍然取代“大邑商”去承接天命。

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去体会天命，必然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当时的人们大多认为殷商占据天命，是永恒的王朝。商纣王在节节败退的时候，还相信天会保佑自己。但周武王通过翦商的事业证明，号称天命所在的殷商，可以被“小邦周”打败。政治的剧烈变革带来的往往是思想上的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天命是更替的，可以“革命”。相信永恒的天命，与相信变动的天命，带来两种全然不同的时间意识。周人比商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变化”。天命靡常，历史也在不断地变易。每个人、每个王朝，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存性环节。周人通过变易性的革命学说和时空观，获得了自己代商的合法性。如果将这种合法性看作一种肯定性，那么这种肯定性因其暂存性而同时包含否定性在自身之中。换句话说，当周代殷通过“革命”获得其合法性时，周的创始者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只是王朝中的一环，稍有不慎，自己的王朝也可能会失去天命的眷顾。天命不是由什么永恒的超越存在所规定，而是来自民心。失去民心，便会失去天命。周人的忧患精神由此而来，《周易》一书是这一精神脉络或忧患体悟的直接展现。魏晋的阮籍说《周易》是“往古之变经”，很有见地。

变易之中的生命践履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面对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人们对待生死有不同态度。子路曾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这一回答展现出非凡的定力。与关心死后有没有终极审判、死后归向何处不同，孔子认为人首先应该关心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充分展开。孔子也有忧患，但他从未忧患过死亡，而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面对这个变易的世界，《论语》曾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很多人将此理解为孔子因见到流水而哀叹时光的流逝，其实不然。孔子的确在不舍昼夜的流水中感受到了世界的变易、时间的不停。但这岂是对生命短暂的哀叹呢？《尚书》记载周文王勤政，过了中午还没来得及吃饭；周公为接待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在洗发、吃饭的时候多次中断。这种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充分立德立功的紧迫感，才是孔子看到流水时的感慨之所系。这种精神，就是刚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特别能体会到孔子的这种精神，他就把孔子的流水之喻作如下理解：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涌出，白天黑夜都不停歇，先注满坑洼再继续向前流淌，最终奔入大海。昼夜不停的流水，成为自强不息、刚健进取、踏实有为的象征。

功成之际常怀忧患之心

忧患意识所要求的，不是患得患失，亦不是对个人或群体利益的斤斤计较。忧患是在面对完满性时，自己反思不足而产生的持续上进，对于当下状态的不断超越。某个阶段的目标即便达成了，未来还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目标。《周易》的既济卦和未济卦就讲了这样的道理。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个爻组成，有阳爻和阴爻两种形式。每卦六个位置，安排六个爻，形成易卦。位置也有阴阳，从下往上数，第一、三、五位是阳位，第二、四、六位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称作“当位”。从符号逻辑来看，既济卦的第一、三、五位都是阳爻，第二、四、六位都是阴爻。既济卦是六爻都当位的卦，它在《周易》中为第六十三卦，是倒数第二卦。因为六爻都当位，意味着目标的达成，或者说一种各得其所的完满。《周易》重视这个象，才将之安排在终结，其卦名“既济”也是“已经渡过大河”的意思。然而我们需注意，既济卦虽然在后面，却不是最末尾。《周易》最后是未济卦——一个六爻都不当位的卦，完全与既济卦相反。这说明，一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又要开启新一轮的征程。人们在“既济”的状态下尤其不能洋洋得意、骄傲自满，以为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既济卦的卦辞写“初吉终乱”，其《象传》告诫“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种对当下状态的不断超越、对完满的追求，呈现为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正如伊尹的追求：若有一位老百姓颠沛流离，自己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鞭笞一样。对人民的忧患，产生了“公天下”的进取精神。

忧患之中的生生不息

忧患意识所要求的，更不是畏葸不前或懦弱怠惰。相反，它恰恰与刚健自强的精神高度一致。《周易》乾卦的九三爻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该爻辞描述了君子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直努力工作，到了晚上还非常警醒，这样就不会犯错。“终日乾乾”，成为古代君子奋发努力的一种理想精神状态。这种精神要求人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勇于担当，以正大昂扬的态度去扶危救困。东晋史官干宝解释这段话时举例子：“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尧舜等古人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恰恰来自其忧患。王夫之谈到大禹治水时的情况说：“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国自足以胜之。”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危险，面对忧患从未畏惧，反而更激发了“赞天地之化育”的智慧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气魄。尧舜时的大水，“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禹能够观察九州地理，因势利导、随山刊木，最终重新使水在地中行，并且借由治水而重新界画九州，疏导贡赋交通网络，使古代中国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华民族这种忧患而生刚健的精神，一直传承到近现代的仁人志士这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发出来的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刚健自强。这种精神，正与3000年前“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危机意识遥相呼应。那句古老的爻辞告诫人们：想到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这样才能像系结在丛生的桑树根上一样坚固不拔。将危亡时刻挂在心头，反而能激发出最强生存意志和历史创造力的辩证法，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诚如《诗经》所言：“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唯忧患故进取，唯进取故生生不息。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