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2026年9月28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举办。论坛以“文明・秩序・公理”为主题，立足文明多样性的时代底色，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互学互鉴，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会前，中国孔子网专访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郭沂，围绕论坛时代价值、世界秩序重构、新轴心时代文明变革等展开深度对话，探寻中华文明的当代使命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之路。

中国孔子网：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文明・秩序・公理”为核心主题，立足全球变局与文明发展大势。请您谈谈这一主题具备哪些独特的时代价值与现实针对性？精准破解了当前全球治理、文明互动、世界秩序演进中的哪些核心困境？

郭沂：这个主题让我想起了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秩序的走向成了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导致了“历史的终结”。但是，1993年亨廷顿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1996年又在此基础上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虽然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了，但是另一种冲突开始了，也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世界新秩序将以文明为单位形成多极的局面。在他看来，当代的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未来世界主要由上述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调。也就是说，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明。

1998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同年我著《“中体西用”新释》一文，一方面回应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另一方面也论及亨廷顿的观点。我虽然很赞赏亨廷顿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重建基本单位的见解，但没有接受他划分世界文明的方案，对他的文明冲突论更不敢苟同。我认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各个文明之间互补大于冲突，而且冲突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与全球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趋势交织在一起的。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1999年至2001年，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参加了亨廷顿的课，并就这些问题向他请教。详情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只记得他表示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从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看当代全球化趋势》《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等文，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三十多年来的世界局势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因素成为世界政治重要变量的见解，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证伪了他关于文明冲突的看法。虽然2003年爆发了美伊战争，而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也仍然在继续，但这毕竟是局部的。至于2001的911事件，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次恐怖活动，亦为广大穆斯林国家所不容，所以很难说这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相比之下，文明内部甚至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比比皆是，而目前仍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显例。因此从总体来看，这期间文明之间的主流是合作而不是冲突，如中国与西方、伊斯兰国家、俄罗斯的合作，西方与印度的合作等等。这些事实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先前的判断。

时至今日，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仍然在进行之中，仍然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我相信，文明将仍然是未来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单位，所以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也仍然会考验人类的智慧。那么，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这次论坛主题的第三个关键词——公理。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如果要求全世界完全接受同一套文化系统就容易导致文化霸权，但如果认为由于各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因而不存在共同标准就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而公理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一种超越单一文明而能够为各文明所共同承认的原则。

当然，作为这次论坛主题的“文明”不限于文明之间的关系，“秩序”不限于“世界秩序”，“公理”也不限于处理文明之间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原则，它们都拥有更广阔的面向。正因如此，我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

中国孔子网：中华文明积淀了底蕴深厚、独具智慧的传统思想资源，在全球文明常态化对话、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当下，我们该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怎样让中华哲学思想更好融入全球思想体系、主动参与国际文明对话与价值建构？您在中华哲学创新、文明传播领域有哪些核心研究与实践探索？

郭沂：在我看来，实现中华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是激活中华传统思想，而激活中华传统思想的根本路径，是重建中国传统哲学。那么应该如何重建中国传统哲学呢？我认为要牢牢把握两个大方向。一是切实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二是充分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尤其数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

在这方面，现代新儒家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引发了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将西方文化的核心归结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从此，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社会，一直是中国新时期历史发展的主要任务，而将民主和科学纳入儒学体系，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儒学现代重建的鹄的。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和中国近现代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主张是“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内圣”，即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道德良知”。所谓“新外王”，就是科学和民主。至于“内圣”何以开出“新外王”，牟宗三又创“道德良知自我坎陷”之说，谓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自我否定，自觉地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即从道德良知（内圣）开出科学和民主（新外王）。

牟先生的愿望是极其值得赞许的，但他的论证却引起种种争议。我以为牟宗三的问题出在他的顶层设计上，也就是说作为牟宗三哲学顶层设计的形而上学存在缺陷。道理很简单，“内圣”本来就没有“新外王”的基因，因此无论如何“自我坎陷”都不可能“开出新外王”。

有鉴于此，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道哲学理念，着手点就是将“新外王”的基因植入顶层设计，以重建中国形而上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人心论乃至人道论。这样以来，道哲学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其一，道体论，解释万物从何而来的问题。其二，性体论，解释我们是谁的问题。其三，心体论，解释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其四，人道论，解释我们应当怎么做的问题。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从中国哲学中开出新外王所解决的只是中国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哲学更应该解决当今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价值危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危机，二是道德危机。这样，我就把道哲学建构的重点转移到如何在顶层设计层面解决价值的本原问题，而2019年9月我在韩国安东市“第六届21世纪人文价值论坛”上题为《价值的本原与实现》的演讲则标志着道哲学的重要转向。

转向以后的道哲学试图通过探寻真正的价值本原和真正的道德形上学基础来重建人类价值系统并恢复价值的必然性和神圣性，指出作为物质世界的易界和作为价值世界的藏界是相互独立的，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作为灵魂世界的灵界，因而易界、藏界和灵界共同构成了道。包括此前的道哲学在内的世界上各种已有哲学，皆误解了真正的价值本原和真正的道德形上学基础，更没有意识到作为价值世界的藏界的存在，这是导致近代以来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失去形而上学根基的坚实支撑从而走向式微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孔子网：您将参与 2026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并发言，您准备分享哪些核心观点？

郭沂：我为本届论坛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时代》。这个话题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几次，但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率先提出来的，影响极大。他认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文明的突破。这个时代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并整合了此前文明的主要成果，另一方面又开出了此后文明发展的主要路径，故谓之轴心时代。

雅斯贝斯指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人类“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探询根本性的问题”“超然存在”“反思的产生”“精神过程”等等。但是，对于这场变革为什么是一种精神创造这个问题，雅斯贝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感叹：“地理形势和历史分布或者造成了先决条件，但什么发动了创造工作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迷”；“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因此所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主张：“我希望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在寻求知识时，为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的新起点留下余地。”既然如此，我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管见。

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确认这场大变革的性质。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特征的种种描述都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进一步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价值的发现所带来的，而轴心时代最根本性的特质和最大的贡献是价值的发现和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形成。

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建构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宗教，二是哲学。各个轴心文明运用这两种途径的方式有所不同，由此造成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大致地说，希伯来采用了宗教的途径；希腊采用了哲学的途径；印度也采用宗教途径，但其宗教是具有哲学性的宗教；中国则同时采用了宗教和哲学两种途径，而且这两种途径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致使这种宗教是带有哲学色彩的宗教，这种哲学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

各种宗教和哲学的价值学说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范畴，二是价值本原，或者说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而言，世界上各种宗教多认为价值来自神或崇拜偶像，如中国传统宗教认为价值来自至上神天帝，基督教认为价值来自God等等。各种哲学则认为，价值来自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如道家的道、儒家的天、柏拉图的理念等等。总之，价值来自超越世界，并由此获得了神圣性和必然性。

然而，文艺复兴以后，由轴心文明所建立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逐渐式微，精神文化陷入萎靡，其根源大致有二。其一，现代性对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冲击。近代以来，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理性的弘扬和科学的发展，传统的世界观、宇宙论与本体论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晚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更是直接地、明确地否定了传统宗教的价值本原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哲学价值本原论，只是显得较为隐晦而温和而已。就像我前边所说的，各种宗教和哲学皆误解了真正的价值本原和真正的道德形上学基础。

其二，西方哲学价值系统的缺陷。当传统宗教价值系统被质疑以后，西方人自然地就接受了古希腊所建立的哲学价值系统，这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之所在。从此，古希腊哲学价值系统就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性价值取向，也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套价值系统是知识性的，与现实生活是隔膜的。正如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道德是价值的核心内容，古希腊哲学对美和善的讨论“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意味着与真正的价值无关。这正是西方哲学价值系统的先天缺陷。

当现代社会接受古希腊哲学价值系统时，也连带着接受了其“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的特性。因此，这套知识性价值系统是外在的，很难与生命融为一体，更难上升为信仰，久而久之甚至会发生扭曲，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也是缺乏信仰维度、生命温度和实践意义的，由此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危机。就这样，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摩尼、穆罕默德等巨星的光芒被遮蔽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再次黯淡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穷则思变。这一切都表面，当今之世，世界历史面临着又一次巨变。这一巨变的性质是什么？历史的火车头将驶向何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应该给出答案。雅斯贝斯曾经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作了符号性的总结：“‘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这就是说，和第一个轴心期一样，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精神过程”。据此，这场巨变事实上是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时代的转变。因此，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目前也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来，人类文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与中华文化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大变局如何实现呢？既然和轴心时代一样，新轴心时代的实质仍然是一个“精神过程”，那么它一定会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新的综合创造而形成。当然，轴心时代精神文化的核心便是人类基本价值系统。也就是说，轴心时代形成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在新轴心时代形成的过程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所有轴心时代所建立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中，中国哲学价值系统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理性的学说，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和明显的冲突；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实践性价值系统，与生命融为一体，而且具有信仰的功能。因此，以中国哲学价值为主体的中华价值系统是重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并开启新轴心时代的最宝贵的资源。

当然，为了重建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首先要重建哲学。正是在新的哲学体系中，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的本原和形而上学基础将得到重新确认。这意味着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重新获得神圣性和必然性，因而重新走入人们的生命，使人生重新获得意义和意味。所有这一切，正是新轴心时代的图景，也是我的道哲学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