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董仲舒(前179-前104)“春秋学”多取公羊说，其为《公羊》反经说辩护道：“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不可以然之域。”(《春秋繁露·玉英》)这个“可以然”之说法，意近“道”，旨在强调权必合“道”而后可行，这符合公羊学“行权有道”之立场。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注《论语》释“可与共学”章亦以“反于经，合于义”来解释权。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反经合道”说则是王弼(226-249)《周易注》在解释《系辞上传》“巽以行权”时提出的：“权，反经而合道，必合乎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程颐(1033-1107)所谓“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12)，其出典在此，尽管王弼并非汉儒，然在程颐看来，王弼“反经”说当是源自公羊学或董仲舒，故统称为“汉儒”亦情有可原。(13)

　　对王弼所注《论语》多有汲取的何晏(？-249)的《论语集解》，以及为《集解》作疏的梁朝人皇侃(488-545)的《论语义疏》，对“未可与权”说虽各自有解，但大体上仍承袭“反经合道”说，如皇侃：

　　权者，反常而合于道也。自非通变达理，则所不能。故虽可共立于正事，而未可便与之为权也。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最至难者也。”(14)

　　显然，皇疏“未可与权”为“通变达理”之义，以为“通变达理”乃是权的前提。此外，皇疏又引何晏之说，释“权”为“能权量轻重，即是晓权也”，意近权字本义，然而他又引张凭之言，释“未可与权”谓：“又未达变通之权。”(15)可见，何、皇虽理解“权”有“权量”或“变通”两义，但他们却均以“变通”来解释孔子的“未可与权”，未出公羊学“反经合道”的诠释思路。而程朱之所以不满于汉儒的解释，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既然“反经”则何以“合道”？(16)

　　三、程颐“权只是经”

　　的确，以“反经”说权，极有可能带来一种严重的理论后果，亦即“经”与“权”被完全对置起来，“反经”极有可能变成“离经”，其结果是由“合道”蜕变为“离道”，而“行权”则有可能沦为“权术”。从表面上看，公羊学主张“行权有道”，董仲舒预设行权“必在可以然之域”，王弼以“合道”为“反经”张目，皇侃则以“通变达理”来为行权作合理性论证，这一切都说明汉魏以来的儒者也清楚地意识到行权不能是无条件的，而须以某种“道”作为目标或前提之预设。倘若如此，则反经之“反”似非程朱所批判的仅指“背反”，而是指不拘泥于经典而行方便之权。至于“行权有道”说，看似更为言之凿凿。

　　然而，从程颐的立场看，汉儒以“有道”来限制“反经”，无非是一种虚设，其“反经”说已不免背离纲常，从而沦为“权变权术之论”，这与儒家坚持纲常伦理的立场就无法调和。程颐的观点见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为方便后面的讨论，先将该段注释之全文揭示如下：

　　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秤锤也，所以秤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17)

　　所引两段程子语，皆为程颐语。关于“共学”“适道”两条的解释，几是常识而无争议(关于“与立”的解释，详见后述)。至于“与权”，程颐首先对“权”字做了定义性描述：“权，秤锤也，所以秤物而知轻重者也。”按以“秤锤”释权或是源自6世纪的字书《玉篇》。其实《荀子》亦释权为“权秤”(《非十二子》)，意同“秤锤”。至于“知轻重”，则见《孟子》“权，然后知轻重”(《梁惠王上》)。要之，“秤锤”当是权字本义。

　　接着程颐对“可与权”进行了解释：“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质言之，即“权轻重，使合义”这六个字，才是孔子言权之本义。这里，“权轻重”毫无“权变”之意，而是指对于事物的一种判断；“使合义”则表明这种判断须合乎“义”的标准。程颐认为，孔子的“与权”应当就是“权轻重，使合义”之权，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基于此，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为权”无非是“权变权术”的变相说法，都是错误的。最后他提出了“权只是经”这一强言式命题，欲从根本上颠覆汉儒“反经”说。不过此说不免矫枉过正，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程颐批评汉儒“反经合道”固然不错，但若以孟子“嫂溺援手”说为据，则经权毕竟有别。当然，朱熹对程颐此说虽有微词，但对程颐的经权观则有根本认同，此容后述。

　　那么，程颐对“可与共学”章特别是其中的“未可与权”说持何见解呢？为更全面地了解程颐对“与权”的诠释，有必要先对程颐论权作稍详的探讨，因为在我看来，程颐对“未可与权”的解释独树一帜，最接近孔子之本义。首先须指出，程颐坚持认为权就是衡量事物的尺度标准，决不能认同权变权术之说。(18)他说：

　　权之为义，犹称锤也。能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19)

　　朱熹所引程颐语“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即出于此。其中，“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显然是对“权只是道”的一个补充说明，显示出程颐并非不了解在字义上，经自是经而权自是权的界线分别，但是此一分别绝不意味着经权两字互不关涉、彼此隔离，而是说“用权”必以“知道”为归宿。他又说：

　　世之学者，未尝知权之义，于理所不可，则姑曰从权，是以权为变诈之术而已也。夫临事之际，权轻重而处之以合于义，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20)

　　末句所言“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意同上述“用权乃知道”，即权不离道，若强言之，则可谓“权只是道”，即“权只是经”。

　　上面两段引文，表现出程颐对“权”的最为明确的见解，其中又分两义：一是权“犹秤锤”，一是权须“合义”，即须“知道”而不能“拂经”。前者是权之本义，其引申义便是权衡轻重、明辨是非，基于此，才能保证行权“合于义”，也就等于合乎“经”。故程颐又有“才合义，便是经也”之说，进而对孔子“与权”说提出了重要解释：

　　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