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曾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阶级两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阶级对立和严重社会分化，所以用中产阶层的称谓较为合适。中产阶层无任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社会地位来看，都应该处于目前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长远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

　　在历史上乃至于今天，我国的社会形态大都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即社会的一端是为数不少权贵，社会的另一端是劳苦大众，居于其间的中产阶层人数少、地位低、影响力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勃兴，中产阶层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层权贵与底层民众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上升为中产阶层，且上层权贵与底层民众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轻，因而社会将变得相对稳定。

　　中产阶层是天生的温和改革派，因为他们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社会强烈不满，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同时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特长，他们对依靠个人努力和自身所长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充满向往，因而他们会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和公平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建设。中产阶层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而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

　　相对而言，底层民众往往因贫穷而缺乏专业特长和文化知识，他们对上层权贵的奢华生活和优越社会地位充满嫉妒、愤恨和向往，因此他们一般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推翻上层权贵的统治，并将统治权攫为己有，再重新建立起一个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橄榄形社会的结构形态越明显，政治和社会文明程度也越高。

　　今天，我们国家正在快速的向橄榄形社会过渡。中产阶层快速壮大，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人群已达到3.5亿人。当然，衡量中产阶层的标准不同，人数上有相当大的争议。包括衡量中产阶层的标准也是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

　　首先，中产阶层在经济上实现了小康，有了稳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保证；其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再其次，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和相应的修养，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同时，还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产生和晋升的渠道及来源主要有：

　　1、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

　　2、 职业经理人，社会中介组织的负责人；

　　3、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各类市场稀缺的专业技术人才；

　　4、 传媒、演艺、体育界的明星大腕。

　　在我国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就财富指标而言，还有几类人也跻身于中产阶层，一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不当得利者；一是在股票发行中利用特殊身份得利者；一是靠拆迁致富者；一是垄断国企的实际操控者。这部分人群的财富积累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原罪或者说偶然性，致使我国中产阶层的身份复杂化，这也造成世人对中产阶层的整体评价过低，甚至对在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中产阶层产生怀疑。

　　而我们日常看到的财富新贵们的现实表现也确实难以与理想的中产阶层形象画上等号。金钱至上，诚信缺失，藐视法律和社会公德，公然践踏公序良俗，缺乏社会责任感，没有敬畏心，有钱就任性，一言以蔽之：为富不仁。这几年最令世人担忧的食品安全背后，就站着一个无良的中产者群体，这种不择手段的财富追求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应该是：中产者知识、技能和职业能力在快速的提升，财富在快速的积累，而作为中产者所必备的道德品质和个人素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培育；没有形成与中产阶层相适应的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财富新贵在野蛮生长，而其价值观是扭曲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创造与中产阶层相适应的良好的社会文化，不断提高中产者的文明素养和高尚追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和谐稳定、民主富强，公平正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应该从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中吸取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只有灵根自植，兼收并蓄，才能开花结果。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正是我们今天中产阶层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儒家“士人”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中产者所需要借鉴和培育的核心价值观。

　　清末以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士”“士人”群体，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仁爱、信义、和谐”为基本信念，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者、维护者，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他们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等方面为国家繁荣与稳定，为文明的延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个“士”“士人”群体与当今的中产阶层颇为类似，这里不妨对这个群体的产生、发展，其价值观的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回顾。

　　在夏商周（西周）时期，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是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有一定技能的人，也是与庶民最接近的一个阶层。比如负责祭祀的叫“儒士”，中下级军官叫“武士”，负责占卜、星象的叫“术士”。他们大都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一般卿大夫会封给食地，也有没有封地的，靠俸禄为生。士与其他贵族一样，是世袭的，并且旁系的卿大夫会降格为士，士的队伍也是不断补充和壮大的。这有点像今天的专业技术人才，只是服务对象不同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庶民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专业技能和文化知识只掌握在“贵族士”手里的垄断局面，使庶民有机会晋升为事实上的士。所以春秋以后，士不再是贵族宗法等级的身份象征，而演变成了一个知识阶层的统称。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士作为具有专业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人才，为卿大夫日益倚重，形成养士之风，著名的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养士数千，士的身价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的士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层。

　　随着士的市场需求加大，培养什么样的士，士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摆在了教育者的面前，最先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孔子。孔子说：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意思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应终身不懈地向往、追求、维护“道”；并且还说“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士应该是“道”的弘扬者。孔子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仁”，是“克己复礼”、“仁而爱人”。是孔子第一个从灵魂、品格、理想等方面明确了士人的标准，孔子成了理想士人精神的开创性塑造者。

　　但是，孔子也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给优秀士人指明的方向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人最好的出路是从政做官，这大大限制了优秀士人直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路径，后世士人甚至以从事工商业为耻。这也是中国工商业文明晚于西方国家来临的原因之一。并且这个流毒贻害至今，为什么当今公务员考试那么热闹，这也是根源所在。

　　秦汉魏晋时期，士人的命运可谓波诡云谲，跌宕起伏。首先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士成了地下党，法家独领风骚。到汉武帝时，儒家咸鱼翻身，扬眉吐气，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那时候国家对人才的选拔采用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总体来讲全体士人发挥作用的途径非常变窄，影响社会发展的是少数士人集团或者叫豪强士族。并且这种现象影响深远，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先秦那样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的局面。

　　但是这一时期的士人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进步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华佗制成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九章算术》、《黄帝内经》、《齐民要术》也是那时候成书的，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那时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也成就斐然，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把天下士人“读书、赶考、做官”的晋升路径固化下来，历经1300多年，千百万人挤在独木桥上，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独特风景。这时候士人学习的内容也由学习带有技能性质的“六艺”变为以读经为主，士人进阶之路日趋僵化。尽管如此，士人群体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有一些士人，致力于自然科学，发明了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更有哲学、文学艺术上的思想大家，站到了一定的高度。

　　总体而言，从古到今，中国的士人阶层，无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层面，均始终处于中产者的地位。并且从古到今，中国的士人群体，始终坚持了孔子开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士人文化”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正是我们今天的中产阶层需要继承和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