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持续推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本色建设，系统推进新时代儒家思想研究阐发，中国孔子网特别推出《尼山会客厅》访谈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解读儒家思想的智慧精髓，深入剖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近日，中国孔子网采访青岛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姚海涛，围绕荀学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孔子网：您从法学学士到哲学硕士的学业进阶中，是什么契机让您将先秦儒家哲学尤其是荀子思想作为核心研究方向？

姚海涛：考研从法学跨越到哲学，虽同是在文科大类中流转，但对于当时没有哲学课程背景的我来说，这一学业进阶的难度很大。《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这两门专业课成为横亘在面前的两座大山。哲学是智慧之学，对理解能力要求极高。当时我因是跨专业考研，想凭阅读指定的参考书搞懂弄通中西方哲学，无异于天方夜谭。恰好同年级另一个专业正在开这两门课。于是我就旁听了陆茵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和林永光老师的《中国哲学史》。就这样，我顺利地进入山大中国哲学专业读书，以儒家哲学为研究方向，得以亲炙诸位恩师，走进学术，亲近儒家。现在想来，将荀子思想作为核心研究方向的契机生发于读书期间。

契机之一，授业恩师苗润田先生和刘蔚华先生合著的《稷下学史》对我的影响。此书是稷下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拓荒意义。恩师从事稷下研究，学生自然不能不有所涉猎。若研究稷下学，《稷下学史》自然是案头书。而稷下学研究，荀子是当然的重镇。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最主要舞台，而荀子曾于此“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成就了自身百家争鸣时代学术领袖和诸子百家集大成者的崇高地位。荀子有其他先秦思想家不具备的一些标识性特征，比如批判性思考、熔铸性建构和系统性写作。流传至今的《荀子》可视为批判熔铸品格的佳作，多是独立成篇的系统论文。

契机之二，颜炳罡先生当时为我们研究生开了《荀子导读》课。这门课程是我聚焦荀子研究的关键一环。记得《荀子导读》课，当时没有固定教材，我们去图书馆借，所以上课用的《荀子》版本五花八门。同学们从洪家楼校区图书馆借的多是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诗同的《荀子简注》。颜老师用的则是北大注释组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荀子新注》。当年《荀子导读》的课堂笔记，记录了颜老师带领我们研读《荀子》的轨迹，我保留至今。可以说，这课程为我埋下了研究荀子的种子，如今《荀子》仍陪着我一直往前走。

契机之三，荀子当时并未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因此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注重研究热门人物及其思想，但热门人物往往因研究者众多，难以有突破性成果。而当我开始研究荀子之时，荀子在学界的地位正如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远未成为“中心”式的人物，正好可以作为深耕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在众多契机的共同凑泊之下，荀子思想成为了我的核心研究方向。

中国孔子网：您提出用“三分法”诠释荀子人性论，还系统梳理了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的“批判汲取与熔铸反哺”作用，这些创新视角是如何形成和完善的？

姚海涛：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视角形成于长期耕耘荀子研究过程之中，是受到众多学界前辈研究启发的结果。

荀子人性论是学界多年以来的研究热点，出现了性可善可恶论、善伪论、弱性善论、性朴论、性趋恶论等等不一而足的观点。罗尔斯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尔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总之，他们的著作中绝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荀子的人性论亦当如是观，因此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是学界责无旁贷的责任。

三分法作为与二分法并立的哲学研究范式，引入荀子及其人性论研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我对“三分法”引入荀子人性论研究进行了合法性研判。黑格尔辩证法所论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一式”最广为世人所知，是为三分法之典范模式。中国哲学三分法更是源远流长，对“三”之重视比比皆是。庞朴先生的《中庸与三分》一文指出：“世界本来便是三分的。”这一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理路中找到了作为解释世界的“三分”，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杨泽波先生在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中也提出了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就是将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以区别于西方理性、感性两分格局的一种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三分法诠释荀子人性论建基于中西哲学研究范式之不同的基础之上，受到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以及近年来人性论研究困境的刺激而得出的研究视角转变。

三分法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有两大维度：纵向的时间历史维度与横向的学理逻辑维度。其一，从纵向的时间历史维度看，三分法能够完整地再现从汉唐、宋明至清代的荀子人性论认知史，即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三个连续交织的思想史阶段。其二，从横向的学理逻辑维度看，三分法可将荀子人性分为欲恶之性、辨知之性、积伪之性三个连续上升的哲理蕴谓层次。

作为生长于齐鲁大地的学人，自然对齐鲁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齐鲁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是自西周分封之后形成了格调迥异而互补的文化。齐鲁文化有一个合流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不分你我的齐鲁文化。伴随着儒学定于一尊，齐鲁文化遂由一种地域性文化而跃升为中华文化之主流。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无法相比的。荀子虽是赵人，但其学术与政治均在齐鲁之地展开，其生命定格于兰陵。在探索过程中，我发现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我立项了一个课题“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齐鲁文化合流中荀子的关键作用研究”，借此课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此课题结题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没有结束。这一课题的研究与表述当时并不成熟，且有不太恰当之处，于是我又进一步将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的作用修正为“批判汲取与熔铸反哺”。

中国孔子网：您之前深入研究过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还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观点，能否分享这项研究从选题构思、文献梳理到论证深化的完整过程？您是如何突破数术研究中史料零散难题的？

姚海涛：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这项研究是我在研究荀子思想近十年之后的2018年开始构思。因为有前期对荀子的深度研讨，形成了对荀子文本与学术品格的基本把握，连带着对战国数术之学的背景有了一定的认识。而要将二者结合起来，需要一个触发契机。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系统批判的框架受到李零先生将数术系统分为占卜、相术、厌劾祠禳三大部类的启发。此外，丁山先生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刘大钧先生的《周易概论》、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胡新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巫术》、李零先生的《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陈来先生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等对于此项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研究成果的面世还要感谢《周易研究》杂志及外审专家。论文写毕投稿后，外审专家给出了“该文选题具有较好的学术性与一定的创新性”的正面评价，还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比如指出了论文结构欠合理、论证薄弱、学术史背景弱等问题。经过多轮的反复打磨与外审之后，终于获得发表。这一过程对于个人学术发展来说，是一次锤打与历练。这让我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有了切己的体认，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迷茫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持，再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确实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经过这次磨砺，自己在研究上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后来这一研究还获得了青岛市第三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数术研究中史料零散可能主要对于整部数术史的研究而言是重大难题，由于我聚焦于荀子对数术之批判，因此只需要注意战国之时的数术史实即可。而对于这一阶段的数术史研究，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需要做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式的选择，贯注以问题意识与缜密思考，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已。因此这一研究虽非原始创新，却属于交叉式、接力式的拓展研究，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才有一点新的认识罢了。

中国孔子网：作为“山东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您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将荀子哲学、齐鲁文化等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思政课堂的教学资源，实现学术研究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姚海涛：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国文化、教育各项事业发展，为山东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为学者从事文化研究均能提供重要指导。

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赋能思政课建设，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思政课教师的职责所在。作为一所山东省内的大学，传播齐鲁文化，以丰厚的齐鲁文化资源育人这是山东教育、山东思政教育的应有之义。

学术研究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是对一名思政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学术反哺教学有三个维度。一是，学术成果的直接输出，即将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到课堂与学生中去。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维度，因为学生并未有相关领域内学者那样的学术背景，不会有太强烈的共鸣，因此效果往往不会太理想。二是，学术方法的传递，即将学术研究的方法教授给学生。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学生都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凝练学术方法，亦需要学生具备将方法迁移并转化到专业学习中的能力。三是，学术成果的间接输出，即将学术研究成果经过通俗化、大众化的改造之后再进行传播。这对教师的要求可能就更高了，需要教师“接地气”，具备相当的转化能力与表达能力，甚至需要个人魅力。

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思政课堂的教学资源方面，齐鲁文化（包括荀子哲学）中的人性观点、礼法观念、修身理论、哲学思想等无一不可以融入课堂教学和教育全过程。概括地讲，要建立“一体两翼，三个抓手”的教学体系，即以思政课的教学目标（立德树人）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齐鲁文化（包括荀子哲学）等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两翼，以知识点滴灌、专题探究、实践体认为三抓手，实现从理论灌输向文化浸润转变，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引领转变，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

道理虽是如此，但知易行难，正如荀子所言：“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中国孔子网：您在推动齐鲁文化创新研究，在学术成果大众化传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儒学思想的传播应把握哪些关键点？

姚海涛：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打开了齐鲁文化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新局面。研究与传播是车之两轮，不可或缺。研究难，传播亦不易。研究面对的对象是文本与思想，而传播面对的则是观众与媒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有“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启示传统儒学思想的传播，除了将论文写在期刊杂志上，更要将儒学播洒在网络世界中，散布于新媒体上。

新媒体时代传播传统儒学思想与前一问题中的学术研究与思政教育有一定的关联性与一致性。思政教育面对的主要是学生，而新媒体时代传播儒学面对的受众是各个年龄、不同职业的普罗大众，因此难度可能会更大。儒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普适性的学问，因此新媒体这一关要过。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关系到儒学的现代生命力及其延续的大问题。

儒学传播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儒学之为儒学的永恒性、普适性的内核即是守正，而儒学的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特性即是创新。与此同时，儒学是有用之学，有修身养性、治国理政之用，这一层面就需要贯通古今的广阔视野，以达到以古鉴今之目的。

儒学传播要做到社会全覆盖，需要做好线上、线下两篇大文章。线上方面，可喜的是，如今各个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儒学传播者，堪忧的是，水平参差不齐。尤其让人欣喜的是，出于正本清源的需要，不少儒学研究者从讲台走到了网上，担负起了儒学传播守正创新的重任。比如鲍鹏山老师的短视频非常好，能够点醒听众，廓清很多历史谜题与现实困惑，让听众在儒学真精神的引领下实现“成人”。线下方面，广大的农村和城市社区均需要儒学浸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样。儒学成为当今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比如颜炳罡老师的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已经成为文化“两创”的省级标杆甚至国家级典型案例，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儒学传播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实现话语体系、呈现形式和传播场景的三大转化。话语体系的转化，即从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呈现形式的转化，即从文字为主到视听融合。传播场景的转化，即从课堂讲堂到社交平台。

此外，儒学传播还要警惕“两个误区”：娱乐化与碎片化。

避免“娱乐化”走向“庸俗化”。运用轻松的形式不等于放弃深刻的内核。要防止为了流量而将儒学思想庸俗化、浅薄化，甚至曲解。必须在“有趣”和“有料”之间找到平衡，做到内涵与形式的统一，让听众雅俗共赏，真正对个体与群体的生活有所助益。

避免“碎片化”割裂“系统化”。新媒体传播天然具有碎片化特征，但儒学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制作碎片化内容的同时，要通过系列化策划、主题化整合、知识链接等方式，为受众构建一个隐形的“认知地图”，让他们在点滴收获中，最终能拼凑出对儒学精神相对完整的理解。

总体而言，新媒体时代的儒学传播，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翻译”与“连接”工作。它要求我们既要做经典的“守正者”，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又要做创新的“弄潮儿”，熟练运用新媒体的逻辑与工具，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人的心田中，重新生根发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孔子网：作为青岛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您认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传统儒学研究交叉融合？

姚海涛：我所在的高校目前未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专业，工作重心主要围绕公共课与思政课教学展开，同时辅以一定的研究工作。基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主要从课程建设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谈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处理好“经典互释”与“价值贯通”的关系，推动思政课教学内容与经典理论的有机融合。在相关课程中，深入阐释“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内涵与时代意义；将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仁爱”“孝悌”等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和谐”等价值进行对照讲解；推动荀子“礼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展开理论对话，增强学生的理论认同与文化自信。

第二，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的关系，加强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研学设计与实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动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协同并进，实现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双向促进。

第三，处理好“守正创新”与“互鉴融通”的关系，推进学术研究在融合中实现发展。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致力于推动传统儒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相关理论探索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