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担当作为的文化基因，可以发现古代文官的“勇”是其中的重要渊源。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坚毅，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正是“勇于任事”的政治品格。这种“勇”，正是今天我们倡导的担当精神最为深厚的文化根基。

“勇”之为德。勇，在传统文化谱系中具有丰富的义理内涵。儒家经典将其列为“三达德”之一，《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孔子指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这三重德性中，知是明辨是非的智慧，仁是泛爱众生的情怀，而勇则是将知与仁付诸实践的保障和动力。勇不仅是外在的刚猛，更是内在的道德定力。儒家所推崇的勇，是“临事而屡断，勇也”，这是担当之勇，还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道义之勇。

道家思想则从另一维度深化了对“勇”的理解。《道德经》中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这里揭示出真正的勇并非盲目冲动，而是源于仁爱之心的坚定与担当。所谓“慈故能勇”，有慈爱之心，才能为拯救苍生而勇敢行动。老子还言“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区分了“敢”与“不敢”两种勇，前者是血气之勇，后者则是基于对大道规律的把握而表现出的谦退与审慎，是更高的智慧之勇。

当“勇”这一普遍德性被具体运用到文官群体时，“勇”的内涵逐步从道德领域拓展到行政领域，从个人修养延伸到国家治理。传统文官之勇，绝非抽象的道德说教，也不是渔父、猎夫的血气之勇，更非纯粹战场上的杀伐之勇，而是在制度设计与历史实践中不断淬炼而成的担当品格。

古代政府将“勇于任事”作为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准，倡导“勇于任事”积极有为。汉代选官有“四科”之制，其中“治剧科”的核心要求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也就是能够治理繁难政务、敢于决断的人才，方堪大用。这说明“勇”是文官选拔的重要标准。范仲淹说“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更是揭示了“勇”之为德的关键——勇必须与智、识相结合，否则只是匹夫之勇。唐代考课制度中的“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虽未直接言“勇”，但“恪勤匪懈”所要求的勤政不懈，正是“勇于任事”在日常政务中的具体体现。

事中淬炼。综合考察历代贤臣能吏的实践，我们可以将文官之勇归纳为四种核心类型：恪勤之勇、变革之勇、智慧之勇、持守之勇，四者虽路径各异，但皆以事为本、以责为先，在具体政务中展现担当魄力与实践智慧。

恪勤之勇：忠于职守、不避繁难，积极作为。这种勇强调为官者当守其位、尽其责，“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反过来说，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官之耻；遇事推诿、见难而退，是怯懦之行。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是这一类型的典范。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吏治因循的困境，他不甘于“表面承平”，直面问题，指出“朝廷久无忧”“天下久太平”“兵久弗用”“士曾未教”“中外方奢侈”“百姓困穷”六大积弊。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西北防务中展现的“积极防御”理念，最终西北前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变革之勇：以天下为己任，开拓创新。这种勇，强调突破因循守旧、主动发现问题并推动变革，特别是在制度僵化、政务废弛之时，能够勇于开创、敢于突破。北宋王安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面对北宋中期的种种积弊，王安石不为世俗风险所惑，用“不事事”三字点破了当时北宋保守派因循的思想实质，毅然推动“熙宁变法”，并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千古名言。王安石之勇，根植于其“整体改革”的宏阔视野，强调通过财政、役法、基层组织与教育制度的联动调整，重构国家治理体系。

智慧之勇：抓住关键，精准施策。这种“勇”体现为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找准症结、务求实效，核心不是“蛮干”，而是精准识别问题并予以制度性解决的能力。明代张居正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一是推行考成法，以明确期限、强化督责和逐级考核的方式整顿行政执行体系；二是推进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等赋役项目加以归并折银，简化征收程序，增强财政征解的统一性。张居正的改革，并不以零散政务修补为满足，而是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和关键环节，通过对考核制度与赋役制度的同步整顿，逐步恢复朝廷控制力与行政效率，体现了“勇”与“谋”的务实结合。

持守之勇：敢于守正，不随流俗。这种勇体现在面对官场的庸俗习气和利益诱惑，保持清正廉洁、坚守原则底线。比如，林则徐是逆境坚守的典范。他被贬新疆，却依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新疆期间，他实地勘察南疆，提出屯田戍边、兴修水利的建议，为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正是逆境坚守之勇的精神写照。

务实担当。回望传统文官之勇，从范仲淹到林则徐，这些穿越千年的品格正是担当精神最为深厚的文化根基，为当代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镜鉴。

勇在为民。文官之勇的根本目的，在于利民安俗。王安石知鄞时的放粮贷种、苏轼疏浚西湖，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动实践。这说明真正的勇，在于以民众为出发点，关注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勇在担当。文官的积极作为之勇，核心是“事中淬炼”。曾巩修城墙精打细算、杜佑治淮南一干十四年，都体现了“实干之勇”。这说明真正的勇，不是口号式的表态，而是实干苦干。

勇在务实。柳宗元抓住“奴婢解放”的民生痛点，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与王安石的制度变革，都体现出“勇”与“谋”的统一。这说明勇于担当并非只凭一腔热血，更需要在把握规律、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到“善于作为”。

勇在持守。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柳州，身处“蛮荒之地”，却始终秉持“吏为民役”的理念，苏轼流放海南仍积极作为，林则徐被贬新疆仍“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在逆境中坚守本心的品格尤其珍贵。这说明，“勇”不仅要看顺境中的作为，更要看逆境中“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的拼搏精神。

回溯传统文官之“勇”的千年脉络，我们看到，担当作为绝非无源之水，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文官“勇于任事”的德性光辉，更要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传统文官的恪勤之勇、变革之勇、智慧之勇、持守之勇，助力锻造“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回避矛盾、不推诿责任、不畏惧困难，主动作为，挺身而出，创造勇于任事、敢于作为的崭新业绩。

（作者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