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亲民”的理解，传统学术中存在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别。朱熹认为“亲民”的意思应为“新民”，他说：“‘亲’当作‘新’。……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集注》[⑩]）王阳明则以为不然，认为“亲”就是亲爱之义，“亲民”也就是爱人：“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大学问》）其实，这两种观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推己及人的起点是“己”，那么，在确立、明朗自己的德性时，爱己、爱人必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既去旧而立新、他人也去旧而立新。自新缘乎自爱，新民缘乎爱民。

　　可惜的是，现代大学用以教育学生的，往往不是爱人亲民，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并且煞似有理地美其名曰“生存竞争”，殊不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本质上只是一种动物哲学、禽兽伦理学，是将人与动物混为一谈，而忘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

　　综上所述，大学之道就是两个方面：立德→爱人。这就是说，在生活情境的仁爱显现中确立自己的德性良心；并且推己及人、乃至推人及物地亲爱人与物、革新人与物。现代大学如果不以此为自己的根本的大道，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

　　二、大学之道的条目

　　那么，究竟如何具体地立德、爱人呢？《大学》提出了八个条目，与立德、爱人相对应，分为两个方面：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修身立德）；齐家治国而平和天下（致用亲民）。

　　（一）修身立德

　　八条目原文中的“修身”，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步骤，而是对于前面“格致诚正”的概括、收摄；换句话说，修身立德是通过具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实现的。

　　三纲八目对应关系

　　1、修身：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和“致知”其实并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故朱熹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朱子语类》[11]卷十八）

　　但这里所说的“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并非现今通常所说的“实践出真知”。这种“实践”首先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本源的生活情境意义上的仁爱情感的存在显现。我们毕竟总是首先在这样的生活实践——生活情境中存在。而这种“真知”也不止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首先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一般的形上的德性意义上的问题，正如朱熹所说：一方面是由博知而尽心知性，“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一方面是由众理而归于一理（天理），“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或如阳明所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良知作为这种“真知”不是形下的东西，既不是形下的知识，也不是形下的道德规范，而是两者的形上根据；良知甚至首先不是形上的终极根据，而是更为先行的对于本真仁爱情感显现的一种领悟。如果说本真的仁爱情感是“良能”，对于这种良能的直觉领悟是“良知”（《孟子·尽心上》），那么，在这种领悟中通过扩充之思而确立起来的德性本体就是“良心”（《孟子·告子上》）。现代大学教育所欠缺的，恰恰是这种意义的格物致知、实践真知：通过唤醒对于良能的良知，而确立起良心。

　　当然，“格物致知”可以包含、涵盖科学、技术、知识、博物的意味，唯其如此，后来人们称自然科学技术为“格致之学”。例如，早在明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翻译德国《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明代胡文焕编《格致丛书》一百七十八种，实为考证古今名物知识的博物之书。清代康熙年间陈元龙编的博物类书，叫做《格致镜原》。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期刊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名叫《格致汇编》。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特辟有“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一章。可见有识之士皆知：中国亟需这样的形下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倒是做得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大学》的“格物致知”首先、根本上乃是修身以立德，而非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现代大学最紧缺的，不是这些形下的知识，甚至也不是形下的道德；大学之道，“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下》）。

　　2、立德：诚意正心

　　所谓“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同样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做到了“格物致知”，自然也就“诚意正心”了。正如王阳明《大学古本序》所说：“正心，复其体也。…… 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简而言之，诚意正心就是确立自己的良心本体，就是立德。

　　其结果是“内圣”。所谓“圣”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圣可学乎？’曰：‘可。’”（《通书·圣学章》[12]）这是因为“圣”就是“仁且智”两个方面（《孟子·公孙丑上》）：一方面是仁爱之心，这原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一方面是感悟之智，这原是“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尽心上》）。故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肯定“塗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13]）。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其最高目标，其实应该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口号：“学做圣人。”

　　（二）致用亲民

　　按照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如果说修身立德是“明体”，那么，亲民就是“达用”、或者叫做“致用”。这种“用”具体来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文本虽产生于“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王权时代的观念背景，但其“修齐治平”的观念却是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更为普世的意义的。这取决于由不同的生活方式所生成的不同的社会主体。现代大学所培育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科学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