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所有学问及其教育，无非就是为了复兴而启蒙；世界大学所有学者的使命，无非就是复兴和启蒙。问题只是：什么样的复兴？什么样的启蒙？

　　当今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宏大叙事，注定离不开孔子和世界这两个基本范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传统源头，不能不追溯到孔子；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当代环境，不得不面对世界。如此宏大叙事，犹如一部复调音乐，其中包含有两组并行、交叉且对应的主题：一是孔子的世界与21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是世界的孔子与当代中国的新启蒙。这样一种多主题变奏，注定了要纵贯古今，融汇中西，要在短短一篇文章内讲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请允许我在本文的论述中，尽可能省略严谨的学术论文所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些论据，而将有限的篇幅更多地用于举要阐发我的思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短章，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份思想碰撞的邀约。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并不缺乏思想，而是缺少在一个志同道合的思想平台上有建构意义的对话与碰撞。

　　下面，先交代一下，以“孔子的世界”说“21世纪新启蒙”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算作解题。这里，请允许我先拉来两位著名汉学家的大旗，为我作虎皮，为我壮壮胆。

　　先说“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这句话一开始就错，因为，在孔子的字典里，没有世界，只有天下。孔子的天下如何能够转述为孔子的世界，当今世界又为什么需要一个世界的孔子？这对于孔子和世界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困境。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用《儒家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这个书名，试图回答“儒学对于今日世界有何意义”这样一个“东亚文化之困”，这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只是当代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问，当代韩国、日本、新加坡也都在问。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儒学？

　　他指出：“如果答案是《论语》中孔子的教导，那么，今天几乎所有关系到儒学的言论都不是针对它。实际上，就连本世纪（20世纪）初那些指责儒学的言论都很少触及孔子本人的观点，他们只是在批驳后世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这也就是说，至少在绝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和东亚学者的文化视域中，孔子不同于儒家，反之亦然。

　　将儒学与今日世界联系起来是一种困境，那么，将孔子与儒学的联系做一个切分，然后越过儒学，而将孔子与今日世界直接联系起来，是不是就可以解脱困境了呢？还是用狄百瑞的话说：关键看你怎样理解这种困境。他说：“我希望用‘困境’的说法，覆盖儒学陷入的各种困境、儒学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的各种困境。在我看来，就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仍在继续的言说，儒学从一开始便问题丛生。”

　　狄百瑞认为：“如果把‘困境’当成儒家本身的问题或者当成后来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应当‘依据什么尺度’进行判断。我的答案是，应当首先以儒家摆在他自己面前的标准和目标评判他的失败。”

　　狄百瑞面对儒家困境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孔子及其困境。

　　那么，孔子给自己的学术理想提出过什么样的标准和目标呢？这个目标与当今世界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的答案是：“复兴”和“启蒙”。孔子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而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一言以蔽之，就是“启蒙”。由此而论，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西方的老概念，也不只是一个时尚的新概念，同时也是早在孔子那里就开始了的，迄今为止远没完成的老标准、老目标、老课题。

　　当今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同样不是一个新课题，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百年老课题的新话题。百年以来，人们不止一次地言说复兴和启蒙，以至于当代中国没有一位学者可以不说复兴和启蒙而能够成为当代学者，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百年思想史，是一部无人不说复兴和启蒙的梦想学说史。

　　无论怎样，只要孔子的困境还在，只要孔子的标准和目标还没有达到，复兴和启蒙，就会有人不倦地说，反复地说，在主流语境下独立地说，在喧嚣与寂寞中执着地说，在困境中不为所困地说，这样的言说，本身就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至少可说是孔子式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

　　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维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在为自己的专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中文版序言中最后写道：“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无论代价是多么的高昂。”与几乎所有言及启蒙的西方学者一样，舒衡哲在这本论及中国启蒙的汉学著作的开头同样引用了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就让康德的这句话，同样成为我这篇文章的题解和开头。在中国，理智难，勇气更难，知难不难。

　　本文旨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几个相关概念作出正本清源的简要界定，以期回归本来的常识。

　　一、两大文明源头：人类文明源头和中国文明源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中国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论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首先是对人的重新发现，都首先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21世纪的中国，首先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重新发现并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此本体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重塑自己的文化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够产生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用中国当今最标准的话语来说，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文化精神的重塑，只有通过对两个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当代重构才能够实现，这两个古代世界是：中国古代的孔子的世界和西方古代的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所谓西方古代的这“两希世界”，其自身的源头也都主要在东方，其历史的影响也都不只在西方，其归属很难划定为西方或者东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希文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源头之一，尽管它们过去更多地被指称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为什么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需要重新发现本来只是所谓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这个问题如同西方人的反问一样：为什么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对本来只是中国文化源头的孔子的世界重新发现？

　　这两个相对方向的问题，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21世纪的世界，既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中国或者东方的世界，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是人类责任共同体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新的大国。中国要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责任，首先必须具有人类文明共识的世界意识，而孔子的世界和古希腊及古希伯来这两个人类文明的古代世界，就是当今人类文明最具普遍共识的世界意识基础。这句话也表明：这两个古代世界，只是当今人类文明最具普遍共识的基础，并不是人类古代世界的全部，更不是当今人类文明共识的全部。人类文明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在当今世界，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尤其需要构建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基本框架，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个普遍共识的基本框架，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

　　二、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当今世界的这一“共同体”属性，决定了人类各种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不是文明间的冲突和竞争，甚至不是对话与交流，不是相对的互鉴，而是协同一致的共构。所谓协同一致的共构，绝非世界博览会式的文化大观园，一盘散沙式的，在一个“盘子”内的各自表演，而是以全人类共同命运和责任的名义，世界各种文明对各自文明边界的生态化超越，在此前提下，实现人类文明及其生态的有机整合。

　　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的这种空前自觉的有机整合称为“人类文明重构”，这一重构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其间少不了会有曲折，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暂时的夭折或局部的倒退，而21世纪只是这个注定了艰难重重的“人类文明重构”的开始，这是因为，21世纪的世界，由于科技超空间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已经到了不进行人类文明的整体重构，人类各种文明都难以可持续生存下去的危机关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并非出于理想主义的梦呓，而是现实人类文明生态危机倒逼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世界，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新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不只是中国，而是世界各国，都需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的时代需要，共同重新发现孔子的世界和古希腊及古希伯来世界，以此为新的参照，重新发现各自文明的古代世界，重新构建各自文明的新世界，由此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的全球大世界的共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行标志的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人类重新发现自己的古代世界并以此为根基重构人类文明、共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任务和意义，不只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为了人类文明伟大复兴。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喜是忧，都会直接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代新人在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候，就不能不具有世界责任意识，这在实质上要求一代中国新人同时也要是世界公民。所谓世界公民，主要是指相信并认同人类具有真善美理想的共识，非如此，即便其经济实力可以撼动世界、可以主宰人类，也无以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美善力量。 

　　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重新发现中国自己的古代世界，为其当代复兴找到再出发的历史高地和文明原点，也需要像欧洲当年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那样，自觉地探索和重新发现西方的古代世界，还需要与当代国际思想界一样，对欧洲当年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利弊得失进行再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复兴、再启蒙，否则根本就无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构，更不用说主导这个新世界的共构了。

　　三、两个古代世界：超越儒家与回归孔子

　　21世纪的中国，由于过去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原因，对西方的古代世界并不陌生，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尤其熟知，近几年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世界各国的时候，每每对世界文化名家和文学名著如数家珍就是明证。 

　　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由于过去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原因，反倒是对自己的古代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基准认知，以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缺乏应有的文化底气和文化共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误将汉代以来逐步形成和流变的儒家文化当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原点，当成了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所要重新发现的古代世界，当成了21世纪中国新启蒙所要重新阐发的思想元典。

　　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实际上针对两个古代世界：

　　一个是要挣脱和超越的古代世界，这就是与中国秦汉以降的中华帝国（前221-1912年）在思想文化垄断方面可以相类比的中世纪（Middle Ages，476-1453年）。

　　一个是要重新发现和“复兴”的古代世界，这就是与中国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的世界（西周，前1046-前771年；东周，前770-前221年）几乎同时产生、同样辉煌的古希腊（前800-前146年）世界及古希伯来（特指《圣经·旧约》形成时期，约前1500-前300年）世界。

　　我们还知道，欧洲的中世纪，同样是源于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只不过主导这个中世纪的教会将古代世界的文化遗产为我所用，变成经院哲学，变成教会垄断的神学，变成只有僧侣才能解读的经典，由此成为古代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中介，这在实际上阻断了人们与古代世界的直接联系，阻断了人类对其文明源头的渴望，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过，尽管如此，欧洲的中世纪也并非像我们过去被人们告知的那样黑暗蒙昧，那样死寂沉闷。产生于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就是最好的例证，既黑暗也辉煌；更不用说城市的兴起、大学的诞生，既保守也开明。同样，我们自己的中华帝国，在漫长的思想专制时期，也曾经为人类贡献了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同样既伟大也悲哀；更不用说农业技术的发明和中医药的智慧，既封闭又先进。

　　的确，同欧洲的中世纪一样，中国自汉代以降，与中华帝国相伴而生、相随而行、相依而成、相对而立的儒家，或许还应该加上道家和中国化的禅宗佛教，扮演了如同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角色，其儒家道统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繁琐神学，其儒家学人自命为孔子传人而类似于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僧侣。这样的儒家及其所诠释的古代世界，正是21世纪中国之所以需要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对象性原因，当然也正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超越的文化障碍。